读书报告2019年11月
汇报人:蒋晓雨
阅读数量：5本
阅读书目：
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社会学——批判的导论》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第三条道路》
《超越左与右》
本次汇报将围绕着吉登斯分析“三大家”理论的逻辑链条、他初建构自己社会学理论的一些基本方向以及发展社会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主张等三个方面展开：
一、对“三大家”的融合
吉登斯以现代性为主题，从现代性的起源、现代性的发展动力、现代性的问题和现代社会发展方向四个方面对三大家的理论进行了诠释，并将三大家的理论划分了三条主线，分别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理性化。
首先，吉登斯认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角度对现代性作出解释和展望的：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现代性的产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标志，现代性的发展动力源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积累的动力，而资本主义的问题表现在于资本主义的危机、异化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马克思勾勒出一幅社会发展的方向，即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吉登斯在这里对马克思的思想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是马克思用批判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剖析，这是因为吉登斯认为在广阔的分析视野下，现代性是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影响比以前任何社会类型更深远、更突出，而这些都是围绕着资本主义的诸种制度而被结构化的。
其次，吉登斯将涂尔干的理论归为工业主义范式：
在现代性的源起方面，涂尔干认为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个人主义与高度分工的结合是现代社会的来源。对于现代性的面临的问题，涂尔干认为社会失范是现代性隐含的问题所在，原因在于个人主义和社会分工消解了传统整合的纽带，而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建立，导致了道德信仰的缺失，进而产生了社会失范。从原因入手，涂尔干提出了链各个方面的解决方式，一方面，国家要切实履行培育道德方面的职能，另一方面，要强化地方或职业群体的民主机制，两方面相结合共同重构社会的道德信仰。涂尔干所勾勒的现代性的蓝图在于建立一个高度分工、有机团结和道德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
最后，吉登斯将韦伯的理论归为理性化范式：
在韦伯那里，现代性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本主义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精神则来源于新教伦理中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因素。韦伯认为现代性的发展本质上是理性化发展的表现，正是这种理性化的肆意扩张，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就是社会生活在官僚制的“铁笼”之中，对于现代性的发展方向，韦伯持悲观的态度，他认为人类文明的一切价值都将泯灭在官僚制的铁笼之中。
吉登斯对“三大家”的理论进行分别阐释后，又对其理论做出了融通，并在其基础上划分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理性化和军事主义等四个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前三个分别是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继承，最后一个（军事主义）是吉登斯总结三大家基础上，提出的分析当前时代背景的一个范式，这也是他在建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方向之一。
二、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向
关于吉登斯建构社会学理论的一些基本方向，得从他对社会学的定位谈起，吉登斯将社会学定位，认为社会学重点研究的是过去两三个世纪工业转型所形成的社会制度，这可以看出吉登斯研究视角的一种强烈的历史取向。
在他的定位中，“工业转型”与“社会制度”值得我们注意。
一方面，工业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工业社会理论，这与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理论争锋相对，选择资本主义亦或是社会主义？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论点，吉登斯总结了三个主要的论题：第一，阶级分析在研究当今先进工业社会时的意义问题；第二，有关国家性质的问题；第三，当今世界社会转型的潜在可能性问题。
具体来讲，对于第一点中的阶级分析，工业社会理论认为现在阶级冲突已然制度化，工人可通过工会、协商以及谈判等多种途径争取权益，而且这种温和的办法逐渐替代传统的暴力革命的阶级斗争。而马克思主义者从公司所有权与支配权入手，认为尽管存在着公司所有权与支配权的分离且表面上的阶级压迫看似已不复存在，但是股东与公司经理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工人通过罢工等被动争取权益的过程亦是阶级冲突的表现。
在第二点国家性质中，吉登斯重新对民族国家做出了定义，并将民族国家与军事力量联系在一起，吉登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者将国家仅仅看作维护支配阶级统治的一种中介以及根本不存在把它看做一种独立权力资源的观点，他充分肯定了国家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力资源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就更加突出，不过这种分离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国家权力不断渗透进公民个人生活中，社会联结国家和公民的纽带作用日渐消退，由此吉登斯后来也提出了推动公民自由主义地发展，也即是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完善。
最后，在第三点当今社会的转型中，吉登斯更多的将其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通过对都市生活的讨论到民族-国家，然后再上升到全球化，吉登斯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化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形塑，也让我们看到了个人对全球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吉登斯对社会制度的讨论，他将社会制度定义为跨越时空而反复在再产出来的社会活动模式，这里引出了他之后所分析的作为现代性动力机制的时空分离与脱域机制，并且“反复的再生产”涉及了社会生活的连续性问题，而与这种生活连续性相关的就是当今社会所面临的严峻之风险以及个体对本体性安全的追求，这都与社会制度所引发的制度性反思相关，具体的话，我将在下个月继续阅读吉登斯的书籍，并将其对现代性的分析做一个成体系的总结。
三、吉登斯的政治主张
在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和《第三条道路》这两本书里，都很好的体现了他为推动英国政治改革而提出了一系列基本政治主张和施政纲要，总的来说就是如何走一条中-左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吉登斯首先是将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党派与新自由主义保守党派进行了对比，一方面，老派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例如，鼓励国家对家庭生活的干预），并且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对平等的追求，使得他们提出一种“拉平策略”，以及在这种策略所推动的福利国家的建设，此外，在生态方面，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始终保持着一种低度的生态意识，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很少，最后，他们较为缺乏的是一种全球性的眼光，尤其是在后传统秩序中缺乏一种全球性的视野将会落伍于时代的潮流，对社会变革所起的作用将会日渐微弱。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者所体现的是对“大政府”的强烈敌视，他们把无拘无束的市场力量与对传统制度（例如家庭和民族）的维护联系起来，认为个人能动性在经济领域得到发展，但责任和义务应当在其他领域中得到维护。此外，新自由主义对不平等现象持漠视的态度甚至积极支持，最后，对于全球化视野方面，吉登斯认为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全球化的理论，又是一种直接推动着全球化的力量，这种观点符合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思想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与保守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二者之间充满了张力，前者钟情于市场，而后者则寄希望于传统的家庭和民族。
通过将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党思想与新自由主义保守党思想进行了对比，吉登斯看到了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之处，并结合当前一些学者的争论和政治支持结构的变迁，吉登斯提出了一条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即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也即是一条中-左的道路。当然，这条道路上仍面临着很多的困境，吉登斯总结并归纳了五种两难的困境，分别是：全球化、个人主义、“左与右”、政治的行动主体和生态问题。
具体来看，第一个是全球性的问题，也即是要回答全球化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到底包含那些内容？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不主要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且也是我们生活中一定的巨变，他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全球化的影响，一方面，它从民族-国家中脱离出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另一方面，它也在“向下渗透”，它创造了新的需求的同时，也创造了重建地方认同的新的可能性上。
第二个是个人主义的问题，吉登斯是要回答现代社会在何种意义变得越来越个人化？他认为这种个人主义并不同于利己主义，这是一个道德变迁的过程，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努力寻求个体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的新的平衡。
第三个是“左与右”的问题，吉登斯指出，当这种“左与右”区分不再具有什么意义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根据前面对以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党派为代表的左翼进行分析，认为左翼所代表的是一种解放政治，这种政治所关注的是生活机会，在此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生活政治的概念，他认为这种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决定，这是一种如何选择身份及相互关系的政治。
第四个是政治的行动主体的问题，吉登斯在这里所关注的是政府机构发挥作用的问题，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考虑，怎样对政府进行重构才有可能使其适应时代的需要？
第五个是生态问题，吉登斯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途径将生态问题的考虑整合进社会民主政治之中，由此他提出了促进生态现代化，一方面处理好我们与科学进步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我们对于危机的反应。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吉登斯对于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讨论，吉登斯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认为有必要重构国家，一方面，这是为了促进目前的治理方式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另一方面，国家的权威及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地基础上得以重构。对于重构国家的途径，吉登斯提出了“民主制度的民主化”这个概念，并将其操作化为具体的实施方向，民主制度民主化是一个向上向下的双向的过程，有利于加强民族-国家的权威，向下的过程便是发挥国家政府机构作用的体现，而向上的过程，即是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公民社会亦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吉登斯提出要“以社区为重点”，恢复这些群体中的公共秩序，从而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蒋晓雨
2019年12月18日
读书报告2019年10月
汇报人:蒋晓雨
阅读数量：6本
阅读书目：
齐美尔：
1.《生命直观——形而上学四论》
2.《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3.《大都市与精神生活》
4.《时尚的哲学》
5.《宗教社会学》
6.《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
一、齐美尔的生命哲学观
（一）生命之超验
齐美尔关于生命概念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静止-结晶之物，即从生命中被凸显和显露出来之物，也即是生命已经成型的生成，另一方面是主动-流动之物，即生命正在生成的形式，从稳定的成型形式与正在生成的形式来看，这其中必然包含一个界限问题，界限之内是一个生命的自我局限性，界限之外是一种超越生命自我的无限连续性，生命的本质就是自我与超越自我的统一，在这里，自我作为生命的主体很好理解，但为何超越于自我的这种超验为何能统一于生命的本质之中？齐美尔认为超验之所以是内在的，原因在于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原始现象，人具有自我意识，自我不仅可与自己对比，自我也可以作为本人所了解的对象，这样，主体和对象都相同的存在于自我的统一体中，使自我作为对象能够不断超越自我，同时，作为主体又能保留在自己身上，所以，超验是内在发生的，超验在这一过程中亦具有了超越自我相对性的绝对性，这种绝对性就消除了绝对与相对的矛盾而统一于生命的整体中，但就这个单独矛盾的角度来讲，它就体现为形式与超越生命无限连续性的深刻矛盾，因为形式是界限，它本身是不可改变，形式体现为我们的个性，当具备超验的独特性后，使得物件本身就失去了连续性，另一方面，在生命整体之中，生命形式与超越生命之间的这种对立也恰恰体现了生命自我存在的状态，即是生命自成一体的本质。所以，就生命本身来说就存在一种逻辑上矛盾，它既超越，当超越之后建立的形式不能满足生命的需求时，就会不断超越形式并重建，也即是他既超越，又打破构成生命的任何一种形式，齐美尔认为这是生命的自我异化，在独立的形式中同自身的对立。除了生命概念这两个方面的矛盾，齐美尔又提出了“额外生命”与“多于生命”两个概念作为生命概念之补充，前者意在超越当前所限定的形式，后者是往实物内容方面，没有生命意义的超验，从这种超验中，亦看到了生命自我在逻辑上的对立与统一。
（二）生命之自由
在齐美尔的观点中，自由就是自我由内向外在客体中所能延伸的活动范围。自由的对立面并非强制，而是合目的性，他在这里是将自由放在目的序列的长度上来讲的，原始人的目的序列很短，因为他的活动范围很小，较小的活动范围使得他的目的和实践活动能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即是他们的合目的性很强，但这样就要付出完全受制于躯体先验的代价，而现代社会由分工所带来的复杂性，使得人的目的序列变长，人的行为离我们的身体组织以及组织的下意识中的合目的性就越远，在这个逐渐增加的过程中，人们的自由所能延伸的范围也就逐渐扩大，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目的序列的延伸也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如他在《货币哲学》一书中对货币的探讨，他将货币放在一个目的序列中进行分析，随着分工的细化，人们距离自己最终目的之间隔着复杂的手段和工具方能到达，货币本是其中一个很普通的手段，但是当货币作为等价物在交换中能够换取越来越多的物品时，货币的价值日益凸显，货币作为一种手段被提升到最终目的的地位，而使真正的最终目的消失在货币的掩盖之下，因此导致了手段对目的的殖民，人们逐渐失去了对于生命本真的意义。
（三）生命之死亡
与生命概念紧密相连的就是死亡的概念，齐美尔认为死亡并非是一种突然而至外在的刺激，而是蕴含于生命过程中，与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齐美尔从内容与过程的分离入手，他将生命本身与生命内容分离开来，死亡虽然能够结束生命的过程，但却不能宣布生命内容的意义无效。齐美尔在这里肯定了死亡对生命的意义，因为死亡作为一种界限，若是没有死亡，人类生命内容无限延长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正是死亡让生命内容在它们那超越过程的意义中显露出来。通过对死亡的探讨，齐美尔对我们讳莫如深的死亡观念赋予其生命存在的意义。
总的来说，齐美尔在这里将生命与死亡的绝对性提到了相对主义的高度，对生命的自我与超验的划分，死亡的生命过程与生命内容的划分都体现了这种相对主义分析方法。此外，在齐美尔的作品中，他对文化的内容与形式的划分以及这种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文化悲剧；命运的偶然与必然中关于生命中非常必然的事物仍然是一种偶然事物的看法；桥与门的分离与统一中桥所侧重的统一于门所侧重的分离；死亡的否定与否中对生命过程与生命内容的划分；以及齐美尔力图打破肉体与灵魂的一元性与二元性的分析，努力寻求第三种解释等等，都可以体现齐美尔的相对主义分析视角和历史-心理学分析方法，他试图寻求解决二律背反的难题，但他不会为了问题的解决去得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提供一种分析的思路，以便为后来者提供一个广阔的思考视野。从齐美尔的研究对象来看，对象的内容丰富且具有碎片化的特征，但是齐美尔的这种相对主义分析视角，以及他在文中所体现的历史-心理学和类推法的分析方法，贯穿在他的各个作品之中。
二、齐美尔的性别观
在齐美尔的作品中，对性别的分析占了重要的比例，下面我主要分析一下齐美尔关于女性文化和性别中的绝对与相对两个方面，具体来说：
（一）女性文化
在分析女性文化之前，我们先看看齐美尔对男女性别差异的分析，他认为性别差异对女人而言是自为的，就是女人的女人性本身，而男人性只有在两性关系中才能实现。就性别差异的身体感觉来说，男人的性别感是一种行为，性感觉不过是生命的部分功能，而女人的性别感就是自己的身体本身，性感觉是生命的整体，性别活动是生活因素本身，所以齐美尔认为男性追求的并不是生命的整体，而是生命的载体；不是灵魂本身，而是灵魂的功能；不是存在本身，而是存在的方式；在于女性的对比中，女性显然从根本上更接近存在，从人的纯粹意义上来说，女人比男人更是人，从这一对比的结论来说，齐美尔显然对女性的价值给与了充分的肯定，并为女性文化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前提和基调。
在女性文化的分析中，齐美尔先是描述了男性在客观文化上的优势地位，不论是文化劳动的数量，还是文化劳动的方式，都特别依赖男人的能量感觉和理智，而作为从女性天性中成长起来的职业：家务，却逐渐被剥夺了其作为文化形态的实质，那么女性的价值要如何才能体现出来？目前女性已经追求到的自由是否会产生新的文化特性？齐美尔只有对职业做出重新分工或者细致区分，也即是通过进一步的劳动分工，为女人天性的文化提供了一种充分的表达空间（通过同类成就的竞争来完善劳动分工），这样女性便不必在保持自己的特性与从事创造性文化成就之间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了。但是，这一过程是及其艰辛的，我记得齐美尔说过，女性文化不是立马剥夺男性在客观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亦不是完全排除男性所建立的客观文化，去建立一种新的客观文化，而是要建立和完善一种属于女性自己的主观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女性相对于男性已经保持了长期的差别，女性的教养与权利只有经历与男性某种外在相同的阶段后，然后才能超越这一阶段，达到一种综合的思想——一种借助女性生产性的细微差别来丰富自身的客观文化。
（二）性别中的绝对与相对
一方面，对于男性来说，由于男性的本质很容易上升为一种超出男性的特别性，成为中立的客观性与有效性领域，所以，男人的性别特征更具二元性，一方面是情欲的感官运动，另一方面是超验的形式运动，这种二元性使主体完美的客观化，甚至连主体的心灵内容都被绝对化，但这个二元性对于存在来说，尤其是和女性的存在相比，男性更显得是一种相对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对女性来说，女性的性别特性是其内在的所造、无条件的、直接的构成女人原本的存在，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存在更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呈现出一元性的特征。
通过分析男性的二元性和女性的一元性总体性别特征，齐美尔提出了类型的悲剧性概念，这种类型的悲剧性对于男性来说就是有限的成就与无限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女性本性中一元性被置于自然世界与历史世界中时，由此产生了二元论，导致了类型的悲剧。
在对性别存在的绝对与相对所带来的类型悲剧进行分析之后，齐美尔从绝对性的角度分析了绝对的东西对两性的影响以及为保持各自独特性，性别的双重绝对性对两性的影响及其表现，一方面，绝对的东西对男人来说是作为超越性别客观物出现的，对于女性来说，是作为超越性别的基础出现的；另一方面，在性别的双重绝对性中，男性以二元性为代价赢得的超越所有主观性和对立性的规范高度，女性是以实质的、静止的完整性承担人的类特征的统一体，这种双重绝对性让男女重新回归到了各自的本性之中。
总的来说，读齐美尔的作品收获是很大的，他的整个研究对象虽然看起来很碎片化，但是在其实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很有深度。我这个月不足的是没有将《货币哲学》系统的总结一次，这本书的系统性和逻辑性都很强，但是时间比较仓促，就暂时没有串在一起进行总结，之后有时间的话我会在回过头把笔记看看并和其他同学多交流交流。
2019年11月17日
蒋晓雨
读书报告2019年9月
汇报人:蒋晓雨
阅读数量：5本
阅读书目：
吉登斯：《失控的世界》
《现代性的后果》
齐美尔：《货币哲学》第一卷
《货币哲学》第二卷
《货币哲学》第三卷
一、《失控的世界》
吉登斯围绕着“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展开论证，以往对全球化的讨论更多的涉及的是经济方面的全球化，而吉登斯则侧重文化和政治生活的角度来考察全球化，他重新定义了全球化的概念，认为全球化是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它既产生了向上的拉力，也产生了向下的推力，全球化是我们生活环境的一种转变，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从定义中，吉登斯表明了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立场。吉登斯从风险、传统、家庭问题和民主问题等四个方面来探讨了不断增长的全球依赖性是如何来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首先，吉登斯将风险分为外部环境所导致的风险和由人为的不确定性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在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于我们自己而非外界。
其次，对传统的认知方面，吉登斯认为完全传统的传统是不存在的，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时间的持久性并不是定义传统的关键特征，构成传统的与众不同的特征是仪式和重复，传统并非是一种静止不动的状态，它是一个不断被发明和改造的过程。
在家庭问题方面，吉登斯对比了传统家庭和现代家庭的不同，传统的家庭仅仅是一个经济单位，性的双重标准使得一开始就存在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在这种家庭中，孩子的地位低下，两性之间的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生儿育女，情感因素是不被重视的，而现代的家庭是基于一个积极的信任关系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是开放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沟通的基础之上。
最后，在政治问题方面，吉登斯认为民主是最好的制度，特别是随着通讯革命的到来，创造了比以前更为积极和更具反思性的公民，这使得民主进一步扩展开来，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均建立起了不同程度的民主制度，不过完善的民主制度是需要政府、经济和公民社会三者之间达到平衡，此外，国家层面上的民主应该如何建构呢？吉登斯认为激进的思维和政策是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的必要因素，他提出了一条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也即是建立一个中左国际的思想，在对如何实现资源向下分配问题的解答中，他所提出的积极地风险管理、经济生活方式的博弈、生态方面、情感生活方式的博弈等都是这种思想的一个环节或者是一个具体的体现。
通过对“全球化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这个问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力图打破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困境，这体现了他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对现代性问题的分析，所谓的结构二重性是指社会体系同时既是社会行动的中介，也是行动结果的结构化特征，把社会互动的生产与社会系统跨越时空的再生产联系在一起。它一方面确认行动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具有实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避免陷入主观主义，把握和理解社会的结构性组成。
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也是建立在对结构化理论的批判和整合的基础上，对于结构化理论的两个基本命题：对主体有限理解力的强调和时间—空间的坐标系统，吉登斯一方面通过主体理解力的分析，反驳了传统的二元划分模式，强调了社会的连续性以及主体的能动性，在时空关系方面，他则提出“时空延伸、时空交界和跨社会系统”三个概念，其中，时空延伸是指基于社会互动和系统互动机制上的社会系统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延伸程度，而全球化就是时空延伸最突出的表现。时空交界是指不同社会结构类型间的接触形态，跨社会系统强调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内部的多样性，这后两个概念在现代社会广泛应用，反映了吉登斯对现代宏观视角的考察。
总的来说，吉登斯能够将一种抽象的结构二重性理论运用到风险、传统、家庭和民主等现代性问题的分析之中，在肯定民主制度的同时，并为民主政治提出了一条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他的这种思想有很大的创新之处，但是过分夸大民主的优势，并非符合每一国家的国情，正如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也提到“现代性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吗？”，这存在着将西方民主模式外推的倾向。
二、《现代性的后果》
这本书吉登斯是从文化和认识论的研究笔调对现代性作一种制度性的分析，他将现代性划分为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基督和军事力量四个制度性维度来展开论证，我主要论述（1）作为现代性动力之一的时间和空间的分离所导致的脱域以及这种脱域机制所伴随的信任关系；（2）信任关系下信任环境与风险环境的在前现代与现代的对比；（3）现代性制度性维度基础上所建构的一些宏大体系等三个方面。
从在第（1）方面来看，首先，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一方面是脱域的初始条件，另一方面也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其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的机制，并且，时空分离所产生的标准化计时体系，提供了对过去的整体性的积淀。其次，时空的分离所产生的脱域，脱域机制包括了象征标志的产生和专家系统的建立，这两者都依赖于信任，吉登斯描述了卢曼关于信任的观点，卢曼划分了信心和信任两个概念，其中，信心指不考虑其他可能性，而信任则是意识到种种可能性，又力图避开风险，二者之间既有差异又有联结，一方面，它们区分取决于风险与危险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联结在于信任是信心的一种特殊类型，并且信任也可作为联结信赖与信心的纽带，吉登斯在这里也提出了关于信任与时空的关系、信任与突发性的联系等共十个有关信任和其他相关概念，从而凸显了信任在现代性社会的一个重要性和意义，并为后面与风险环境的对比做了一定的铺垫。
从第（2）方面来看，关于信任环境与风险环境的分别在前现代和现代的对比，一方面，就信任环境来说，前现代的信任关系主要发生在一种地域性信任的情境下，亲缘关系是在维持信任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信奉以传统为基础的过去取向的时间维度，而现代的信任关系是一种基于友谊和隐私的个人关系，人们追求以未来为取向的非实在论，作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模式；另一方面，对于风险环境，前现代的风险环境主要来自疾病、气候等自然灾害和军队战争等人为暴力，而现代的风险环境主要来自于现代性的反思性危险和战争工业化的人类暴力的威胁。
从第（3）方面来看，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的基础上建构很多宏观的体系，比如他建构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的维度，这一维度将地方政治化和全球的政治化建立了联系，并将生活政治和解放政治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类型纳入这样一个体系中，此外，他建构的后现代性秩序的轮廓与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彼此对应，其中，资本主义朝着超越匮乏型体系发展、工业主义朝着技术人道化方向发展、军事朝着非军事化转化以及监督朝着多层次的民主参与转变，这些变化都是在他四个制度性维度的基础之上展开论证的，可见选定一个分析的维度对于整个研究的重要性，这对我们将论题操作化为各种变量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货币哲学》
《货币哲学》这本书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齐美尔的作品，感觉有些地方不太好理解，我大致将其归结为三个链条，分别为：价值→经济价值；经济价值→货币；货币→社会学（个体的自由、手段与目的以及生活风格等等），在对价值的分析中，齐美尔关于主体与客观关系的讨论更多的是涉及到一个哲学的层次上，就如同他在后面章节中对主客体文化的讨论中，除了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绝对优势和主观文化反向层面的偶尔优势是关于目前社会文化现状的一个论述之外，更多的是涉及抽象的哲学层次，比如对距离化的讨论以及对时间方面的节奏和对称的讨论，我认为都可以归入哲学的层次，而剩下的大部分内容更多的体现着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我打算下个月看完齐美尔的作品之后，在对其整个观点做系统的归纳总结，在这里，我主要论述一部分我所感兴趣的齐美尔对于生活风格的分析。
货币作为贯穿全书的逻辑线索，在这一部分中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也可将其看作是货币对现代人生活风格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影响。
首先，在以往货币经济尚未完全发展起来的社会，情感性因素一般是影响人们交往和生活的主导性因素，而现在随着货币经济日渐成熟，实现了理智的功能对情感功能的优势，人们变得越来越理智，理智的普遍性更多的是带来社会的原子化。并且，齐美尔认为通过理智这种中介，意志调整自己以适应那些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存在，并且随着理智与货币日渐紧密的关联，这二者愈发有了超越个体内容的倾向。
其次，在货币经济的影响下，我们的生活风格越来越具有客观性和缺乏特征性，这主要是由货币的性质所引起的，货币作为一种工具要想实现客体之间的交换，它本身就要具有一种超越任何可交换客体的特殊性，而具有一种缺乏特征性的普遍性，此外，为了保证不偏向交易的任何一方，货币就要保证其自身的客观中立，正是货币的这些性质导致形成我们现在的生活风格。
最后，我印象较深的是齐美尔认为自我与事物之间距离的变化由此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生活风格，但现在有两种距离变化的趋势却逐渐变得有普遍化的趋势，一种是我们内在关系中的距离日渐增长，而外在关系距离日渐缩小，这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越来将货币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而忽略个体的反思性特征，忽略了作为主体自我的内在性和实质。正如齐美尔在对作为目的序列中的货币的讨论中，认为当货币由一种手段和工具转变为终极目的时，人们便难以获得满足，追求金钱成为持久的目标，在这条道路上任何其他获得都是一种暂时的满足，对货币的追求却是永恒的价值。齐美尔这种对手段与目的逆转的分析，我感慨颇深，让我想到了我们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何处？我们当以何种方式来处理与货币之间的关系？如何能让其更好为我们所用，而我们不会为之异化？
蒋晓雨
2019年10月16日
读书报告2019年7月
汇报人:蒋晓雨
阅读数量：5本
阅读书目：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斯宾塞：《社会静力学》
默 顿 ：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科学社会学散忆》
万 斯 ：《乡下人的悲歌》
一、《社会静力学》——斯宾塞的幸福观
初看标题《社会静力学》让人联想到物理学上的“力”、“静止”和“摩擦”等概念，但是当了解到书的另一个标题《人类幸福基本条件的说明，及其中首要条件的详细论述》时，书的主题一目了然，主旨就在于关于人类获取幸福的讨论，斯宾塞先是从“幸福”的概念入手进行分析，他认为不论是从幸福的概念来说，还是实现幸福的条件——道德意识来说都是变化无常的。一方面，幸福意味着人体各机能都得到满足的状态，而这种满足是通过对它的运用产生的，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它是不断变化的；另一方面，在道德意识指导下的道德法则若是现实的，它必然包含了现实中不好的因素，从而与人们关于道德的期望不符并充满矛盾，所以道德法则只能是理想的，只涉及正常人的法则。斯宾塞通过分析总结了四条关于追求人类幸福的规则：首先，要适应社会性的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下限制彼此活动的范围以达到“公正”；其次，要满足自己的本性，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使别人感到不幸福，斯宾塞说这是一种“消极的善行”；接着，每个人都能从其余人的幸福中得到幸福，而这便是一种“积极地善行”；最后，要采取使他自己的私人幸福达到充分限度所需要采取的行动。论证了追求幸福所需要的规则后，斯宾塞提出了他那著名的第一原理，即“每个人都有做一切他愿做的事的自由，只要他不侵犯任何他人的同等自由”，也即是“同等自由”的原则，他将这一原则贯穿于各个方面的分析中，提出了一些我觉得是待商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具体来说，在两性关系方面，他认为两性的平等在于男性高尚的情操和女性对事物获取明确的认识，这种主观化的色彩，我认为是难以实现的；在教育方面，他不赞成国家提供的公共教育，认为强制教育并非出于人对子女的喜爱，而是处于支配别人的喜爱，我觉得斯宾塞虽然看到了道德的规则，却可能忽略了伦理的因素；在国家方面，斯宾塞认为国家职责仅限于作为保护者以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并对公民适应社会性状态提供帮助，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会导致“十足的误解”，政府的监督就会引起不满，从而导致一种和平的改良或暴力的革命，斯宾塞在这里有一个观点非常在理，他认为如果人民相信政府是无所不能的，他们肯定将会组织革命以求实现不可能的事，而马克思关于用暴力推翻政府的革命观，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用暴力推翻政府就意味马克思先是肯定了政府具有的权威和职能，通过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政府，马克思也可能是想通过发挥政府的作用来保障工人阶级的权利以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斯宾塞和马克思作为同时代的人，他们都亲眼目睹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矛盾，但他们解决方法却大相径庭，斯宾塞的观点很符合当时普遍流行的自由贸易主义的观点，他主张国家的职责应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因此对国家的一些社会政策和政治体制进行了批判，典型的例子就在于批评了英国的济贫法，他认为实施法律的慈善事业遏制了人们适应的过程，政府实行的救济既损害了捐助人的权利，又不会让贫民心怀感激，是一种低效且得不到认同的做法，他主张用道德的因素，感情方面，同情心的救济，鼓励帮助人们自助的慈善行为以留有充分的余地去发挥同情心。而类似的观点也体现在他对国家宗教、慈善事业、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的分析。
总的来说，斯宾塞把问题的解决仅诉诸于同情心，和国家保护下的同等自由原则的维护，未免太过于主观，虽对人类实现幸福的一系列道德、经济、政治、社会等等各方面的条件进行了分析，但是实现途径的一些主观方法，且全书所贯穿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恐难以为当时社会上的大多数弱势群体所接受，因此很难实现，不过本书最大的创新在于将生物有机体与社会有机体进行对比，来分析社会有机体处于静止和运动的状态，这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分析社会的工具。
二、《资本论》第一卷——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
《资本论》的第一卷主要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分析，从商品与货币、货币的资本化到相对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最后到工资以及资本的蓄积过程，马克思意在找出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文中包括内容很多，我仅就自己感兴趣的几个点进行说明。
首先，在货币资本化中，马克思推导出了资本的总公式为货币（G）—商品（W）—货币（G’），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个公式商品（W）—货币（G）—商品（W），它代表了商品流通的直接形态，两个不同的公式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形态，第一种是一种为卖而买的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同一商品换位两次，货币回到原出发点，并且回到原出发点的货币已不同原来的货币量，此时的货币量加上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量，所以货币量增加，即货币资本增加，而后一个公式所代表的是一种为买而卖的过程，同一货币换位两次，货币转入他人手中，它是生产物之间的等价交换，没有增加额外的价值，便没有将剩余价值投入再生产过程的可能性，所以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围绕着第一个公式展开的。
其次，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将劳动日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绝对剩余价值就在于延长劳动日长度，增加剩余劳动时间，通过增加生产物总量从而实现资本的增值，而相对剩余价值在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发生变化。我觉得绝对剩余价值可能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较为普遍，那时候没有对劳动时间有法定的安排，所以资本家剥削工人通过最大程度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以提高产出，但随着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权利，他们就开始一场漫长而艰难的争取权利的斗争，从而使得法定的劳动日时间得到了普遍的推广，资本不得不另寻他法来提高剩余价值，所以相对于绝对剩余价值而言，相对剩余价值是一种更加隐晦的剥削方式，它在劳动日一定的前提下，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这就要求不断地提高生产力，通过变革劳动过程中的社会和技术条件，使得生产方法得到变革，生产力也相应得到提高，可劳动力的价值却在下降，这可看出资本家越来越隐晦的剥削方式。
最后，在资本的蓄积以及伴随着蓄积而产生的累积过程中，可变资本部分也就是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这就产生了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的伸缩调节着工资的一般变动，同时又与产业循环上的周期转变相符合，马克思将相对过剩人口划分为三种形态，分别为流动形态、停滞形态和潜伏形态，不管是哪种状态，都让我们看到工人阶级为求生存所面临的艰辛的环境，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近代产业的全部运动形态，是建立在不绝把一部分劳动人口转化为失业者或半就业者的事实上”，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工人阶级很难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
《资本论》第一卷和其他两卷一样，包含的内容很多，我的只字片语很难纵观全书的脉络，对其分析的逻辑虽然能够理解，但很难组织话语将其表达出来，所以，只找了几个相对感兴趣的点做了简单的说明，更深层次的理解可能需要进一步阅读另外两卷才能得出。
三、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思想
《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科学社会学散忆》两本书中，前者是默顿初接触科学社会学领域时，所用科学社会学思想作定量分析的一个典例，后者是在科学社会学发展繁荣时期，默顿对于这个学科整个发展脉络的回顾
包括其发展过程多面临的困境以及与其他学科互动所产生的关系。
具体来说，在《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它的发展脉络如下：17世纪英格兰科学家初始兴趣的起伏情况的梗概—清教徒与科学家气质的相似性，推动17世纪科学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研究为何集中于特定的问题？（包括了经济军事方面的因素，比如：采矿、运输与军事）—影响科学的文化因素。
在内容上，主要可以分为科学的精神气质和科学的优先权争论、清教主义和科学、以及经济军事和科学等三个方面。
首先，“科学的精神气质”是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核心观念，它包含了普遍性、公正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等特征，对于科学优先权的争夺也是默顿讨论的重点之一，科学优先权可作为建立科学奖励制度的基础，它把自创性看作最高的价值，对于这一权利的争夺主要发生在科学重复的独立发现的情况下，许多学者忽视了对这一权利的分析，有点学者即使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也仅停留在对个别事件的表面描述上，而默顿却发现了争夺优先权的意义之所在，他认为这不仅可以理解科学的体制，也可以理解科学家的行为，同时，默顿不仅和其他学者一样看到了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他的重点则在于论证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这就促成了本文主旨在于探索科学受到欢迎和赞助态度的某些文化根源。
其次，在清教主义与科学方面，默顿主要论证了清教主义对科学发展的作用，在这里，默顿借鉴了韦伯通过利用新教伦理来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根源的这样一种视角，来探讨新教的作用，既然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那么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方面—科学是否也受其影响呢？在默顿的分析中，他肯定了新教对科学的赞许，其依据在于赞颂上帝和功利主义的原则，一方面，清教徒通过对自然界的理解来看到上帝的杰作并升华为对上帝的爱，而自然科学对自然的探索就是加强理解的一个过程，这也是清教徒所认可的一种赞颂上帝的方法。另一方面，17世纪英国的整个社会功利主义规范的背景下，清教徒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化（具有功利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商人阶级的崛起）以及科学对于经验论和功利主义的重视，这就促使了清教主义原则与科学研究的属性在目标与结果方面的关联，所以，清教主义对科学的作用可以很好地体现出来，但正如默顿所说，清教主义对科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领袖的本意。
最后，在经济军事与科学方面，主要在于探讨经济与军事的功利性在科学体制化过程中的作用。默顿在这里理清了我们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个误解，即：我们常谈到是需要导致了发明的产生，有了需求才会有供给，但就科学领域来说，这一点是很片面的，这要看当时所处的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的社会即使有需要，但在特定的背景下就限制了需要的满足，需要只是一种起促进和指导作用的影响力量，因此默顿认为科学研究一方面是满足技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先前科学合乎逻辑的发展。科学与经济方面的联系既直接方面的，也有间接方面的，既可能是为了功利主义目的而进行研究，又可能是在技术方面的意义上，也即是纯科学的意义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吸引人们研究，而并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对于军事方面来说，以上各点，亦是如此。
在《科学社会学散忆》中，默顿此时已有了系统的科学社会学体系，他回忆了这一学科建立初期的一些情况，它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并分析了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对科学社会学发展的影响。
科学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艰辛的过程，它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加以研究，一方面，它是科学在发展过程逐渐产生了一些问题，伴随着这些社会问题而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的，另一方面，从事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需要对一些科学结构、科学制度的原始资料的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这对学者的水平要求很高，并且研究过程中的数据收集是一个非常繁琐和任务量巨大的工作，所以从事科学社会学研究工作的学者在初期寥寥无几。
在建立学科方法过程中，研究初期主要是运用“内容分析”的定量分析模式和集体传记的方法，他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一书就是对科学兴趣中心转移的定量分析。随着学科的建立逐渐完善、计算机化的传记信息档案促进了对数据的分析，于是产生了引证分析方法和科学参数等专门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让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可靠。
除了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以外，默顿还探讨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学和科学哲学之间的互动，科学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要成为一个专业首先必须与其他学科产生分离，以获得其独立存在的合法性，在建立合法性之后，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要想进一步发展，不可避免的就会和其他的相关学科产生联系，互相借鉴，推动学科的发展，所以，在这一联系的过程中，默顿看到了科学史学、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科学社会学的影响，他在这里列出了三个著名学者对科学社会学发展的贡献，分别是萨顿、波普尔和库恩。
具体来说，萨顿的影响是间接的，他发现了定量分析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开创了定量分析与引证分析的先河，对科学社会学专门研究方法的建立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提出了关于科学理论与伪科学理论之间划界的思想，采用了科学指标的分析方法，这也对科学社会学专业方法的建立提供一定的借鉴；库恩的作用主要来源于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默顿对这本书及库恩本人的成就做了一个全面的思想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库恩及其作品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1、意外发现的小环境
2、在一个有文化内涵的学术圈子中
3、学者之间的互动
4、奖励系统的组织环境
5、人际关系对学术小环境的自我选择
6、优势积累的过程
通过对库恩及其作品的分析，默顿在其中贯穿科学社会学的一些核心思想，比如在研究中的个人选择或社会选择、组织环境对科学成长的影响、学者间的互动、意外发现对科学的意义以及优势积累的重要性等，通过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了科学社会学思想在具体分析中的运用。此外，默顿在书中所提到的文献史和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也对我们在分析社会现象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四、《乡下人的悲歌》—美国的阶层分化
《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作者万斯讲述了在社会、地区和阶层衰落的背景下实现阶层流动所面临的困难，他以传记的形式来描述了他家族祖孙三代的奋斗历程，随着故事的牵引，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工业衰落区和农村面临的一些问题。
首先就乡下人和城市的区别来说，随着乡村人口向城市工业区的迁移，乡村人口在城市中有了另一身份—白人工人阶级，虽然移居到城市，但是乡下人本身的品质和特性依然保留着，他们一直默守着对传统文化的信奉，不愿面对现实问题，以逃避的方式来处理令人不安的真相，只是在想象中期盼境况能够得到好转。对于作者来说，当他们搬入城市后，经济性流动多带来的压力、隐私问题、公共生活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居住地带的隔离都是需要作者的家庭和他个人去面对和适应，这也让他看到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最为显著地就是城乡之间对于法律的理解方面的差异，在乡村，“正义”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法律的权威，乡村生活有一套自己的秩序和规则，如若有人违背了这一原则，乡下人便用大家普遍认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尽管很多时候是在法律未曾允许的范围内，但是城市则是按照法律来解决矛盾纠纷，在乡村，打架具有一种责任感，是一种荣誉的准则，而在城市就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当乡村人口移居到城市后，他们处于一种社会的底层，尤其是在老工业区普遍衰落的背景下，贫困和失业让他们很难对未来抱有希望，即使有一部分人对勤奋工作与美国梦抱着虔诚的信仰，但是口中的勤奋与现实的懒惰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很难实现自己的想法。
其次，就家庭对个人阶层流动的影响来说，在白人工人阶级中，两性关系非常紧张，性别的差异让女性很难有追求梦想的机会，家庭的矛盾一触即发，作者童年时期所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激烈的家庭矛盾，对于他的成长有很不利的影响，若非作者外祖父母的帮助，作者很可能和社区中的大多数孩子一样早早辍学并染上各种恶习，在作者的社区中，时时爆发的家庭矛盾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孩子在这样的社区中成长，很难实现阶层的流动。当作者通过上名牌大学实现了阶层的上升之后，家庭中的暴力依旧是他挥之不去的阴影，以往的人际交往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让作者很难适应阶层流动之后的生活，最终在爱人的帮助下，作者决定放下过去，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最后，就政府的福利制度来说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在政府失业救济金的补助下，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工作，正如作者所说“利用体制的人太多，勤劳的人根本得不到需要的帮助，体制内的受益者都是夸大其词招摇撞骗”，这种情况就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引发了那些勤劳人们的社会情绪，那些不工作也拿钱的人想出各种策略以最大价值利用手中的救济金，而不去思考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现状，这也加剧了社会的崩溃。
通过这本书让我们对美国现今的阶层分化的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在美国，阶层固化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性循环，正如默顿在优势积累的理论中所认为的有优势的人通过积累更变得更有优势，而身处劣势的人不仅没有能力保留自己，甚至连自己仅拥有的一点也会被别人占去，在作者所处的白人工人阶级中，这种情况很是普遍。并且，由于白人工人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较低，拥有的社会资产很少，这就使得他们在找工作时没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所接触的群体也大都处于社会底层，因此很难实现阶层流动。这本书也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美国表面强大的外表下，实则处处隐藏的危机和问题。
2019年8月13日
读书报告2019年6月
汇报人:蒋晓雨
阅读数量：5本
阅读书目：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马恩合写）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布尔迪厄：
《自我分析纲要》
一、《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恩格斯1884年所著，第一次读马恩的著作，字里行间给我的感觉就像看到一个思想家在思考过程中内心的情感起伏，时而感叹，时而赞赏，时而激昂，情感表达流露着一个思想家深邃的思想。这本书虽然很薄，但内容着实丰富，按照我个人的想法，将此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摩尔根笔下人类在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不同阶段的物质生产和生活状态；第二部分是对家庭的四种演化形态和发展过程的详细分析阐述；第三部分包括了对易洛魁人、希腊人、雅典人、罗马人、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发展形态进行纵向的分析描述和横向区域间的相似性对比；第四部分是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及国家最终的形成等等。这四个部分之间相互联系，有着非常强的逻辑性，读后感慨颇深，下面我就全书的大致内容和我个人的思考陈述如下：
首先，我认为恩格斯是以摩尔根对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种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作为逻辑起点的，一方面，不同的社会形态塑造了不同的类型的家庭形式、结构和功能；另一方面，家庭的变化也推动着社会的形态的变化，从一个阶段过渡到更高的阶段。在对家庭形式的探索中，恩格斯认为应该根据摩尔根的提法，即：用历史流传下来的亲属制度来推导与这个制度相适应的业已绝迹的家庭形式。这种办法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文献资料之不足，同时也让研究的结果更具科学性。
在四种家庭形态中，血缘家庭主动排斥了祖孙和子孙之间以及双亲与子女之间的通婚，这是早期家庭形式中的一大进步；
普那路亚家庭起初排除了同胞兄弟姊妹之间的通婚，最后又排除了旁系兄弟姊妹之间的结婚，这种进步便直接导致了氏族的产生，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它（氏族）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大多数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的确，后面的分析也证明了氏族对于社会制度以及后来国家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这一部分中恩格斯还为我们分析了群婚家庭的形式，以及群婚带来的母系方面的优势从而确立的母权制，这种群婚制在澳大利亚的级别婚中便是较好地反映；
对偶制家庭中，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一个女子在她许多丈夫中也有一个主夫。我觉得这种模式最为复杂，如何保持主妻地位的持续性呢？若是一个男子在不同的时期更换不同的主妻呢？毕竟他有那么妻子可供他选择，类似来说，主夫的地位难道一直不会发生改变吗？这样的话，对偶制家庭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种家庭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保证这种主夫和主妻地位的持续性，并且不断缩小婚姻圈最终过渡到专偶制家庭，要么主妻和主夫的位置持续变化，家庭又退回到原来的群婚制度。幸运的是，人类选择了第一种模式，从而保证了家庭的形态向更高一级阶段发展；
专偶制家庭中，恩格斯认为它是一种只限于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专偶制。其实这其中蕴含着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开端是来自社会生产的发展，财富增加以及奴隶制度的发明，它们促进财产转归家庭所有并获得迅速增加，如此一来就对氏族造成很大的打击，氏族的共产制经济出现了很大的缺口，与此同时丈夫在家庭中的占据了重要地位，为了让自己的子女能够继承父亲的财产就有必要进行一场革命，废除母权制代之以父权制便是这次革命的要求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在恩格斯看来，母权制的推翻是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从此女性的地位一落千丈，恩格斯用“丈夫淫欲的奴隶，单纯生孩子的工具”等露骨的词汇来形容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转变，义愤的言辞中我看到恩格斯对于女性遭遇的强烈反对。的确，这种专偶制依旧是处于低级阶段的专偶，由此而滋生出的“淫游制”和卖淫是社会长期以来无法根除的毒瘤，对女性的压迫最为严重。在后来的分析中恩格斯也一再强调两性的平等，让妇女能够大量地参与到社会生产当中，以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
其次，进入第二个部分中，恩格斯在对易洛魁人、希腊人、雅典人、罗马人、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氏族的描述分析，我认为总体上是以氏族——胞族——部落——民族——国家为逻辑主线展开的，尽管各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但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让这些区域都有着某些相似的特征，恩格斯将国家起源这一宏大的命题具体化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发展阶段，从氏族成员到氏族，由几个氏族组成胞族，由几个胞族再联合为一个部落，由几个部落再联合为一个民族，最后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国家，一步步严密的逻辑，有理有据，着实让人佩服。我觉得这一过程中有三个机构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们分别是：民族的军事首长（例如希腊和雅典的巴塞勒斯以及罗马的勒克斯等）；议事会；人民大会；这三个机构是在氏族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确立而逐渐建立和完善，是为了解决具体事务并伴随着权利和义务而应运而生的，它们为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条逻辑主线上，其实每一次更高一级的联合都是对氏族的又一次破坏，氏族在一次次的毁坏过程中逐渐走向灭亡。在恩格斯的言语中，我能隐隐感觉到恩格斯对于古代氏族那种平等的、自由的以及博爱的一种怀念，因为这恰恰是现代文明所不具备的而且与之背道而驰的。
最后，在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部分中，恩格斯以经济基础为中心，对有史以来三次社会大分工作了系统的阐述，第一次大分工是游牧部落从野蛮部落中分离出来，游牧部落丰富的生产资料以及日益增加的生产剩余使得经常交换成为可能，牲畜在交换的过程中其实履行着货币的职能。随着畜牧业、农业以及家庭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必然的导致了奴隶制的确立，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也由此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同时在这一时期母权制已经完全实现了向父权制的过渡，个体的家庭也日益成为一种私有的力量与氏族展开对抗，力图摆脱氏族的束缚；第二次大分工是陪伴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这一分工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奴隶制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并且贫富之间的差距拉大带来了新的阶级的划分。这一时期氏族以及在氏族基础上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氏族机关的性质也日益走向了它的对立面，内部的世袭制，外部的虐夺和压迫构成其典型的特征；第三次的大分工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从事交换的商人阶级，他作为联系两个生产者之间不可或缺的中间人，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使生产者依附于他，恩格斯将其称之为“寄生阶级”。当时金属货币的出现更为商人阶级大量的获取财富带来可能，他们拥有着商品、奴隶、货币以及地产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却是建立在大众日益贫困化的基础上，氏族面对这种情况是无能为力的，人口在地域上的流动促使氏族成员与外界人员以杂居的方式生活，以地区的划分而不以氏族的划分日益被固定下来，氏族成为了微不足道的力量。于是社会生产继续向前发展，贸易的范围也逐渐扩大，财富迅速地朝着极少数人的手中奔去，严重的贫富差距催生了两个地位悬殊的阶级，阶级之间总是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有时隐秘又是公开的斗争，这就需要第三种力量来控制这种阶级的冲突以维持社会的稳定，这第三种力量便是国家，由此一个崭新的国家这就展现在人们眼前，在文明的时代里不断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和影响力。书的结尾，恩格斯对于现在这个文明时代评价是充满讽刺和唾弃的，正如他描绘的那样：“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这就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恩格斯的言辞中是极力不赞成的，相反地，他以摩尔根的观点落笔，憧憬着充满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更高一级的社会形式。
这本书读后，感慨颇深，尤其恩格斯论证的逻辑性让我印象最为深刻，从开始的家庭形态的演化到最后的国家的形成，中间复杂的生产，生活、社会分工…….等等，或是通过举例，或是通过文献，或通过推断，都有着一条清晰地脉络，让论证的主题很好的呈现了出来。
二、马恩的革命观
马恩的革命观很好的体现在了《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中，《宣言》的基本思想在于马克思所提出的：“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人类全部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在社会由行会组织到工厂手工业再到现代大工业的转变过程中，马恩先是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其中的历史作用，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得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中造成的，当封建所有制的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就发生了变革，取而代之的是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即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或经济统治，但在这种统治下，经常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导致工人和无产者陷入极端的贫困中，而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方式一方面是大量消灭生产力，另一方面就是夺取新市场或者彻底利用市场，这样做不仅不会遏制危机，反而扩大了危机，导致社会更加混乱、工人更加贫困。
在这里，马恩就提出了使社会摆脱奴役，获得解放的共产主义思想。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消灭城乡差别，从而阶级差别消失，当全部的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时，公共权力就失去了政治性质，将个人联合起来的联合体将代替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最后，马恩在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提出了暴力推翻现存制度的革命观，他们呼吁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从而《宣言》便获得世界性的意义，为无产阶级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三、马克思的哲学观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包含了马克思三个笔记本的内容，笔记本1包含了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个方面的内容，笔记本2主要论证了私有财产的关系，笔记本3则论证了私有财产与劳动、共产主义和需要的关系，以及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唯物论的批判和吸收。
在笔记本1中，马克思主要是在斯密的《国富论》、舒尔茨的《生产运动》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分析基础之上，展开批判并论证自己的观点，斯密认为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商品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是这一价格的结果，而马克思认为地租是通过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确定的，土地所有者之间亦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导致了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从而只剩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接着，马克思又对劳动的对象化做了定义，他认为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的劳动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劳动是逐渐异化、外化以及非现实化的过程。马克思论证了两种类型的异化，即：物的异化与人的异化。物的异化又包含了作为产生的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和作为结果的劳动产品的异化。
在笔记本2中，马克思将所有财产的关系分为劳动的私有财产关系和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一方面，劳动包括劳动自身与工资，他认为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是资本的费用，因而，工资是资本的牺牲。另一方面，资本包括资本自身与利息，而利息又包括利息自身与利润，因此，资本是资本家彻底牺牲。对于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它们或是直接或间接的统一，或是两者的对立。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马克思认为正像工厂制度是劳动的本质，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客观形式。
在笔记本3中，马克思就两种共产主义类型做了比较，得出了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地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部分中也体现了马克思的社会观，他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个体是社会的存在物，要避免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与个体对立起来。此外，马克思还对人的本质、扬弃以及否定之否定的哲学观做了论述，其中就包含了对黑格尔辩证法与费尔巴哈唯物论的批判与吸收。
四、马克思的历史观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通过对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到1851年12月波拿巴政变这段历史进行了论述，意在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他将历史的作用于个人的作用结合起来，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这段历史，在这一时期，法国内部既有政党之间的斗争，也有政党内部之间的斗争，先进的政党不断地替代前一个政党，整个社会虽然混乱但是仍是一个进步的过程，马克思论证了法国国民议会、秩序党、资产阶级共和党和山岳党等四种力量之间的角逐和争斗，而波拿巴却一直隐藏于秩序党之后，煽动斗争并逐渐巩固自己的势力，最终通过使用各种阴谋取得了行政权对国民议会立法权的胜利，从而解散了议会，将权力占为己有并成功发动了政变。
在这些党派之间斗争中，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力量进行了论述，工人阶级总是积极参与到斗争的过程中，但是他们总是遭到其他阶级的背叛，因此往往损失最为严重，因此，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将工人阶级与农民联合起来共同粉碎国家机器的原理，此外，整本书也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全部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历史运动规律的论证和说明。
五、《自我分析纲要》
《自我分析纲要》是布尔迪厄晚年时期的作品，他强调的关于自我分析是一种社会分析，这种分析的关键在于批判的反思性，他在开头即否决了这种分析的自传性质，文中的一些叙事和情景的描写只是为了将其作为客观化的片段来分析，这也是本书的最大亮点之一，作者将自己本身作为客观化的分析对象，以让读者从作者的丰富经历中，获取一种对现实感同身受的认同。他描述了五十年代哲学场的可能性空间，以及他进入哲学场时的状态，当时的哲学正处于辉煌的时刻，以萨特为代表的哲学家代表着一种全能知识分子的形象，鼓励一种自信，提供了一系列广泛的学科，并且黑森林的哲学家作为职业贵族主义的典型代表，也培养了哲学家的高傲意识，从而形成了一种学校教育贵族，而对于作者而言，他拒绝了对萨特主义的迷信，选择了当时处于边缘地位的学者的思想，以康吉扬为代表的哲学家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模式决裂并组成了“看不见的学院”，此外，作者通过与阿隆、列维-斯特劳斯等哲学家的接触，与他们之间的分歧以及作者看到法国大学场不好的科研氛围，使得他渐渐对社会世界产生了兴趣，在那个哲学占统治地位的年代，社会科学的地位很低而且经常受到其他学科的攻击，不过作者却在其中找到了兴趣，并迎难而上，转入了人种学与社会学的研究中，他较高的学术热情就体现在他带领团队进入阿尔及利亚的战乱地区进行调研，当其他学者将实地调研，发放问卷这些研究所必须的条件看作有损身份的事时，布尔迪厄却能投入到最为危险的地方进行调研，甚至对置身于其中的场景默默地观察几个小时也让他觉得收获很多，他的学术热情以及他的这种独立的个性不得不让人佩服，正如他在结尾处所说：“尽我最大可能把一个非常艰难的职业做好...促成被压抑的东西在再现...说出没有人愿意知道的东西”，这体现了一个学者的责任和担当。
在文中也讲到了一些他的童年经历和寄宿制学校生活，由于他的地位出生而遭到了一些同学的嘲笑，他从小生活的环境培养了他反抗的意识，这与他在学业上的成功形成了对比，造成了他分裂的习性，当他的习性和他的所积累的文化资本结合在一起，受到了场中引力和斥力的作用，使他将二者的对立协调起来，把抽象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形成他的实践观，以此打破了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此外，他在寄宿制学校所看到的走读生与寄宿生的区别以及惩罚制度上的不合理，让他彻底与这种学校教育相分离。总之，布尔迪厄的自我分析中，我看到了他独立的个性以及对思想的创新，他的实践、场、习性、资本等思想都很好的体现在了分析之中，从而使得分析更加客观和全面，但我的理解还不够到位，需要进一步读他的作品方有更深的体会。
2019年7月11日
读书报告 2019年5月
汇报人：蒋晓雨
阅读数量：5本
阅读书目：
马克思.韦伯：
《法律社会学》
《非正当性的支配》
《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
《经济团体与社会行动》
卢梭：
《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
一、《法律社会学》
这本书中，韦伯从实体法领域的分化入手，探讨了法律上主观请求权利与客观法律规范的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他重点在于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的区分，法律的形式理性化注重法律程序的恒常性、可计算性，而法律的实质理性化注重实质的公平和正义，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倾向，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宗教法，宗教法与世俗法之间有着各种形态极为不同的关系，它很有可能与世俗法之间产生冲突，比如当与交易法和契约法产生冲突时，宗教伦理的强制性规范就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在印度，由于巫术性要素与理性要素处于一种独特的混合状态，所以印度的法律一方面具有宗教信仰的性格，另一方面又具有神权政治—家父长制的生活规制，这样法律形式既产生不出西方那种司法集会人团体，更无法发展出西方那种形式主义理性的法律，而在中国，法律的家产制性格与强大的氏族支撑，也使得中国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那种如同机械那样可以计算的法律，除了印度和中国的法律，波斯法、伊斯兰教法、犹太法和教会法都未能发展出向西方那样成熟的形式理性化的法律。
除了对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的法的区分，韦伯还对法律编簒和法律名家在法律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的分析，法律的编簒背后有很强大的制度因素的影响，普通市民和官吏对于法律有不同的诉求，市民阶层所追求的是法发现的“安定性”，而官吏所追求的是法的“普通惯性性”，推动法典体系化编簒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君主，一方面来自教育文书的著作，尤其是“法书”的制作，对于前者来说，君主指挥下的官吏是法典体系化的真正担纲者，他们对法典“盱衡贯通”的体系有着无比的关注；在法律名家方面，韦伯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法教育，一种是经验的法教育，一种是理性的法教育，前者是由律师训练的一种法教育，后者是由大学训练的一种法教育，两者都对法律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后来在“法书”的编簒过程中，法律名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回顾韦伯所论述的法律发展的几个历程，包括了以下四个阶段，首先是“法先知”的卡里斯玛法启示，其次是法律名家的经验性法创造和法发现，接着是世俗的公权力与神权政治下达指令的阶段，最后是接受法学教育者体系性的法制定，与奠基于文献和形式逻辑训练的专门的“司法审判”阶段，这样的法律发展的完整阶段显然在各地具有不同的表现，各地有着不同的阶段，在这方面，政治权力的因素显然是占主导地位，此外，在近代法律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法的分裂以及法律的反形式主义倾向，之所以有这种反形式化的倾向是因为当理性的法律去面对生活事实的非理性时，不可避免地会力有不逮，并且加上一些意识形态、阶级利益及法律家阶层本身的因素，从而促使了近代法律的一种反形式的倾向。
二、非正当性的支配与支配的类型
韦伯所讲的非正当性支配，是以城市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展开分析的，他主要分析了西方城市形成发展的一些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地理环境的优势，城市形成的基础有两个，一方面是兄弟盟约的形成，巫术性制约的崩解是城市共同体形成的前提，另一方面是城市军事制度的发展，城市有了自己的军队足以与封建贵族和领主展开抗争以争取特权，这是城市发展的又一基础，韦伯对比了古代城邦与中世纪的城市，东方的城市与西方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包括了经济、制度和法律等等多方面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城市的性质和风格塑造的意义。
对于城市与非正当性支配之间的联系，我觉得首先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一定程度的自律性与自主性，于是涌现出城市手工业行会、兄弟誓约共同体等一系列新兴的团体，这些团体的形成一开始并不具备合法性，在与原来的家产制或封建贵族对抗的过程中，才逐渐取得了自己合法的支配权，在斗争的过程中，只有当市民阶层在经济利益需求的取向下逐渐壮大时，城市才有得以形成的基础。
在支配的类型中，韦伯区分了三种支配类型，分别是传统型支配、卡里斯玛型支配和法理型支配，这三种支配类型的划分也是韦伯的一种理想类型的建构，在现实中，三种类型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三者往往以混合的形态出现，当其中一种支配占据主导地位时，就必然会出现支配的合法性与支配的持续性问题，关于政权持续性问题，韦伯认为卡里斯玛型支配是最不稳定的一种支配类型，尤其是当领袖丧失卡里斯玛权威或者在挑选继承人的时候，政权极易向传统型或者法理型过渡。
关于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问题：
在法理制支配下，合法性的典型形式就是官僚制的运作，这里的“法”是指抽象的一种制定的规则，法理制得以形成的基础在于法律规范可根据目的理性或者价值理性的基础，经由协议或强制的手段来建立，由此形成的法律体系是由一些抽象规则以首尾一贯的系统所构成，在这种支配体系下既有作为支配者的“上级”，也有作为“成员”身份的被支配者，成员之所以服从，并非服从支配者个人，而是服从一个无私的秩序，韦伯分析了法理型得以产生的基础后，对其类别做了划分并对官僚制体制下行政干部行事的十条标准做了详细的论证，韦伯认为理性的官僚制支配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大大有助于身份地位的平等，此外这种理性官僚制的“精神”，也体现出韦伯常用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二元划分。
在卡里斯玛型的支配下，韦伯主要分析了卡里斯玛的例行化问题，对于何以维持卡里斯玛权威以及如何卡里斯玛共同体让卡里斯玛共同体得以继续存在，韦伯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解决方法，首先是关于继承方面的，在这里可以是依据人格特质的传统化来选举、依据管理干部的推举、依据神意、依据制定，依据血缘以及依据仪式等六种方式来解决关于卡里斯玛继承方面的问题；其次是管理干部的经济利益的占有，这主要体现在对于具有卡里斯玛的能力的成员和领袖进行甄选、卡里斯玛规范转换为界定传统的与身份地位的规范，此外管理干部也要尽可能寻求个人性的职位并分享相应的经济利益；最后是对经济条件的适应方面，这就需要改变卡里斯玛的反经济特质，以适应某种财政组织的形式并供给团体的物质需求。以上三个方面就是解决卡里斯玛例行化的具体方法，当然，推动这些解决措施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动力在于对安定性的需求，即：这意味着支配地位的正当化和对经济利益的占有。
在传统型的支配下，韦伯主要是用长老制、家父长制与家产制对其进行分析说明，在长老制与家父长制支配下，支配者没有自己的管理干部，他们的成员资格是来自传统，而非法令；在家产制下，传统型支配已经发展出了特别的行政机构与武装力量，此时身份制支配是这种支配下的一种典型类型，在身份制的支配下，对支配权力的占有可以是个人进行占有或者有组织的团体或者身份集团来占有。在于经济的联系中，不管是具体到长老制、家父长制或者家产制，这种传统型支配都阻碍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在财政措施上，另一方面管理执行的一般性格都限制了理性的经济行为。
三、经济与历史
韦伯对于经济与历史之间的关联，主要是围绕着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脉络来展开分析的，他将资本主义分为前资本主义时期与后资本主义时期，就其财产、庄园和货币等制度因素和工业、商业发展以及手工业行会等经济因素进行了分析，韦伯认为是新兴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结盟创造了近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总的来说，韦伯是从正面论证了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
四、经济与社会
在经济与社会这方面，韦伯一方面但就经济本身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包括经济行动、市场、分工、资本与货币等要素，其中，韦伯将经济行动的团体分为从事经济行动的团体，经济团体和经济规制的团体，从事经济行动的团体是指：以非经济领域为取向，但包括了经济考虑在内，经济团体是指：有自立的经济行动，经济规制团体指以他律性团体规章为取向的团体，这三种团体在后面分析经济行动的家计性质和营利性质方面都会有所涉及，但是这三者之间的划分以及当具体运用到某一个团体的分析时，我觉得还是不太好理解，还得有待进一步思考。另一方面，韦伯分析了经济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包括了与社会秩序，共同体关系与结合体之间的关系，从多个角度看到经济这些方面的影响和意义。
五、《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卢梭通过对原始人类生活图景的一种想象和猜测及一些历史资料的回顾，认为原始人类生活在一种无拘无束的状态，不知道什么是疾病和死亡，对欲望的无静和对恶事的无知使得他们也不知道何者为善恶，他们的生活总的来说处于一种独立的状态中，只有在外在因素的影响下，人们彼此之间才产生了关系和联结，卢梭看来，正是这种联结导致了奴役链条的形成，社会和法律起源于富人的财产和权力得到保障，但这却摧毁了人们天然的自由，使他们陷入奴役与贫困的境地。社会制度是由那些可以从制度中获益的人发明的，而不是那些受制度之害的人发明的。卢梭认为人们的不平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法律和个人财产权利的建立，这一阶段穷人和富人的地位得到了人们的认可，第二个阶段行政官的设置，这一阶段强者和弱者的地位得到人们的认可，第三个阶段是把合法的权力变为专制的权力，这一阶段主人和奴隶的地位得到了认可，由此，不平等的现象达到了顶点。最后卢梭在一种悲观的色彩中得出结论，他认为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随着我们能力的提升和知识的进步，人类是逐渐走向退化的一个过程，这种不平等随着私有制和法律的实施而变得十分牢固和具有合法性。
在这本书中卢梭所表达的观点可以说与韦伯的观点完全对立，卢梭对于原始人类的自由状态大加赞赏，认为是私有制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让人们丧失了天然的自由，知识和能力的提升只会让人们逐渐退化，而韦伯却非常重视人们行动的理性化，理性一直是他探讨的焦点，在他的关于支配的理论中，支配与服从是社会逐渐走向合理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官僚制体制的支配大大有助于身份地位的平等。这两种相异的观点，让我看到了两个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思想家对于社会的思考，他们深邃的智慧让人叹服，值得我们好好品味和反思。
读书报告 2019年4月
汇报人：蒋晓雨
阅读数量：5本
阅读书目：
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
《伦理之业》
《社会学基本概念》
《儒教与道教》
《印度教与佛教》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由韦伯的三篇小论文所构成，分别就“客观性”问题、“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和“价值无涉”等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社会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就必须有其自身的一套系统化的研究方法，无疑，韦伯在这三篇小论文中，正是体现了将社会学建立成一门真正的科学所做的方法论的努力，在序言中，译者对韦伯的整个方法论思想做了一个很好的梳理，包括他对文化科学的界定、价值解释、理解社会学、理想类型以及价值无涉等主要的思想。
在对客观性问题的探讨中，韦伯认为社会科学就是关于事实的思想整理，关于科学的讨论与评价性之间是两种差别很大的东西，因为“存在”和“应当”是两种不同的取向，评价性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将它们混淆对于专业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危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科学的客观性与事物的文化意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序言中所指出的，通过对文化意义的价值分析，将价值关联具体化，也即就是定方向，为文化科学的工作者确立了研究对象，并且，正是现象所具有的的文化意义才赋予了我们因果解释的可能性。接着，韦伯又指出观察文化认识客观性时在方法上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它在这里探讨了抽象理论是如何建构和发挥作用的，这其中较为重要的当属理性类型的建立，理性类型是在众多现象中提炼抽象而成的，通过与现实的对比，可以更好地解释现实的状况，但是理想类型仅仅是作为研究的一种手段，它的发展结构与真正的历史是有着严格区别的两种东西，它能帮助我们更加有效地去了解历史，但它本身并不能代表历史事实。
韦伯关于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的讨论是基于爱德华.迈尔的一篇论文所进行的批判性研究，在这里，韦伯指出因果分析绝不提供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也绝不是什么因果解释，个人行为的因果分析借助以下三点才得以实现，分别是孤立、一般化和可能性的判断，如果要对行为进行因果归源，则包含了一系列抽象思维的推断，整个逻辑线条如下：“适当的起因”——“客观可能性判断”——“因果归源”。
最后一篇论文是我们较为熟悉的，韦伯关于价值无涉的讨论，韦伯是赞同价值评判的，只要这种评判是在适当的场合发出的，就有其重大的意义，然而，对于一些学者的“伪”价值无涉，以及一些老师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自己价值评判的现象，韦伯极力反对的。就价值判断的结果来看，不可避免的方法以及附带后果让价值判断的结果之间产生竞争，韦伯认为这才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方法所能揭示的东西。最后，韦伯还就经验的艺术史和经验的社会学进行了讨论以及对合理的“进步”概念进行了分析，让我们对价值评判有了一个多方面的认识。
二、《伦理之业》
《伦理之业》收录了韦伯的两篇演讲稿，分别为《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在《以学术为业》中，韦伯从大学教师中职称等级的评定开始讲起，他指出，搞科研厉害的老师不一定讲课讲的好，讲课好的老师也不一定科研做的好，仅以听课人数来评定老师的水平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指出了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下存在着的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他认为，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所谓的科学，它给人们的生命带来了什么样的积极地东西呢？首先是技术知识，通过计算来把握生活，把握外在事物以及我们的行动，正如韦伯在前面所说的，日益智化和理性化并不表明，对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有更多的一般性知识，而是意味着借助计算把握万物，这就像我们手机上的一些软件，会根据我们平时打开的习惯和频次来给我们推送我们感兴趣的信息，这就是通过智能化的大数据计算来推出我们所感兴趣的内容，但是久而久之，我们的信息面就会越来越固化在一个方面，从而吸收不到其他领域的知识，就更不用说获取和创新一般性的知识了；其次是思维方法、思维工具和思维训练；最后就是帮助人明白过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现代人的生活总是忙忙碌碌的，快节奏的生活使得很少的人能静下心来反思一下生活的意义，韦伯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自己的事业，我们就可以迫使一个人，至少能帮助这个人，说明自己所作所为的最终意义，我觉得韦伯所说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在《以政治为业》中，韦伯提出了以政治为业的个人前提是：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有两种以政治为职业的政治家，一种是为政治而生活，另一种是为生活而从政，两者不管从精神还是物质的角度来看都不是截然对立的。韦伯还分析了新闻业对政治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就迫切的需要他们有强烈的责任心，虽然新闻业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是韦伯认为仍然还有一批正直、宝贵的人。
一提到政治，当然就离不开对政党的讨论，党的追随者，都盼望着领袖的胜利给他们带来官职或别的好处，韦伯还对党魁以及德国政治活动的重要条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固定无权、受过训练的专业官员的重要性以及有信念的党是德国政治生活的三个条件，最后，韦伯用了形象的比喻来对政治做了一个生动的形容，他认为“政治意味着兼用热情和判断力坚毅地钻适硬木。”
三、《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主要是韦伯对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社会学的一些关系类型做了界定和分析，韦伯将社会学界定为一门这样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韦伯在这里既用到了“理解”，也用到了“解释”，但是两者的含义是不一样的，“理解”是韦伯理解社会学的关键，“解释”主要是在于对社会现象的因果性解释，韦伯这样定义体现了其为避免概念间的混淆而突出了学术的严谨性，总的来说，全书主要是对社会行动、社会关系和正当秩序等等基本概念的界定和一些社会学主要的关系进行分析，大多为概念的提出和论证，理解性的东西相对较少，故在此不做具体分析和说明。
四、《儒家与道教》
《儒教与道教》全书包括了三个部分的内容，分别是社会学的基础、正统和道教，这本书虽然不厚，但是内容着实丰富，作者引述了中西方多个经典的案例，博古通今，论证明晰，用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这往往可以让我们借助他人的眼光来更好的认清自己，但是正如韦伯专注于经济和宗教问题的研究一样，其论证的理论层次很高，不时地会看到韦伯那种“理想类型”的建构，下面我就结合着全书的大致内容来谈谈我思考和一些疑问，如有表述错误之处，还请老师批评指正，定当竭力改正。
首先，韦伯写这本书的目的很明确，他是想分析在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向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缺乏一种特殊的宗教伦理和宗教精神，这种差别让西方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中国却依旧沿着家产制国家的道路渐行渐远。
其次，让我们来谈谈第一部分的内容：社会学的基础，它主要描述了中国传统的物质生产条件以及相应的制度设置，这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和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细致一点的话，它包括了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家产制、氏族组织以及法律等五个部分，下面我就具体来分析一下：
（1）货币制度，文中内容涵盖了关于货币制造的特权垄断，不同朝代货币铸造材料的演化，各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的变化，以及货币发行过程中带来的通货膨胀（尤其是在抵抗军事入侵所需要大量的财政时）等等，所有的论证都表明了我国传统时期，虽然贵金属的数量在不断上升，但是货币发展的这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2）城市与行会，韦伯认为中西方城市有着决定性的差异，西方城市中武装力量在于获取特权，争取城市的自主权，而中国的偶尔发生的暴动也仅仅是为了驱逐某个官吏而已，城市中的人依旧与出生的村庄连接着宗族的纽带，因此他们难以追求西方城市的那种自由，我认为有点像向西方的那种市民社会，但这在传统中国集权制的统治之下不可能发生的。此外，城市行会就像一个封闭的自组织，他们有着自己的管理模式，它对于成员的接纳，对于技艺的传承都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在当时可以说他们的手工业技术代表着社会上最为先进的生产力，却由于“家族秘密”这套规则，严重制约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
（3）家产制，我觉得这一部分最难理解，韦伯在描述的家产制官僚体制时，我疑惑的是这种体制是否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古代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呢?亦或是“家天下”一种表现形式呢?按我的理解，我认为韦伯从两方面来分析中国这种独特的体制，分别是世袭神性与官僚的俸禄体系。在世袭神性方面：韦伯认为中国的皇帝不仅是最高的领主，同时也是最高的祭司，是世俗权威与神灵权威的统一体，他通过天生的世袭神性来进行统治。与此同时，官僚阶层也具有神性，这种神性对于官僚个人的影响至关重要，若是某个官吏在任期间，秩序井然，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那便证明是神灵的护佑以及官吏本身的神性；若是在职期间发生动乱或大规模自然灾害等等，那就是官吏的不作为导致神灵震怒，将灾于人民，毋庸置疑，这个官员定然会受到惩罚。长久以来，这种神性与官僚体制不断融合，二者缺一不可，共同维持着政权的运作。另一方面就是官僚的俸禄体系，我觉得研究传统中国官僚的俸禄以及其运作的程序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这其中可以看到每一层级的官员不同的策略选择，官员们在保证自身充足的收入前提下，不论对上还是对下都有一个交代。具体来讲，由于中央受到财力资源的限制，给每个官员的俸禄都是以实物制的形式发放，这些俸禄完全不足以支撑官员日常处理行政事务的需要，于是官员就在保证完成中央的税收任务的前提下，增加下级官吏上交的租税额度，以此来提高自己剩余的空间（有时亦通过下级官员的赠礼来提高自己的收入），这样层层叠加税收数额，以至于负担最终转移到贫苦大众的身上，繁重的徭役和沉重的捐税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其实在家产制的最初阶段，曾遭到了文人集团的咒骂，他们认为家产制是对古老神圣政治秩序的亵渎，然而到了后来，当文人拥有的那种关于礼仪、经典以及文字等方面的丰富知识逐渐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后，文人的地位获得了很大提高，文人集团便渐渐融入了家产制的政体，后来科举制度的创立恰恰是反映着文人与家产制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文官系统与家产制，即：家产官僚制一直贯穿着各个王朝的兴衰更替。
（4）氏族，无论是传统的农业生产还是城市手工业行业，氏族作为联系人们之间的纽带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谈到城市的行会时，韦伯认为由于氏族种种伦理和规则束缚了人们的发展，无法获得自由的人们很难促进商业的繁荣，相应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受到阻碍。在官僚制体制内部，以氏族构成的集团则在很长一段时期垄断着官职。韦伯举出孔子的例子，他认为古典的教养实际上只限于传统“世家”的统治阶层，“君子”亦是指有世袭神性的氏族方可拥有政治权力的资格，在家产制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打破了氏族的这种垄断，功绩本身成为获取官职的必备条件。最后，在农村税收的过程中，氏族亦发挥着强大的力量，韦伯说“家庭，而不是田地单位，才是一个征税单位。”于是统治者便强迫百姓分家以此获得更多税收，这种外在的强制力量却促使着农村中氏族的凝聚和团结，他们联合以来共同对抗国家，这就类似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所描述的经纪人理论，农村中的保护性经纪人，代表着氏族的利益与政府进行谈判，尽力保护着弱小的农民少受严重的剥削。
（5）法律，在韦伯看来，中国传统的法律与西方近代那种代表着理性的法律大相径庭，韦伯认为一方面在中国缺乏城市自治团体，另一方面依据特权而建立并受到的保证的法律制度在中国也不存在，这就导致中国没有促成资本主义法律的产生，而西方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在传统的中国，无论是法律的制定，实施，保护和修改都体现着“人治”的特点，伦理本位的家产制更为注重的是犯罪的动机，法律并不像西方那样条文繁琐，而是以相对简明的公文形式保存下来。我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保护百姓的权利和对犯罪行为进行的惩罚，后者往往更为重要，惩罚的权力代表着中央的权威，而保护百姓的权利次之，因为一旦明确规定百姓的哪些权利会受到法律的保护，老百姓的权利意识就打破了君主和官僚们的神性和威望，书中所列举了晋国大臣叔向的一句话：“民知有刑辟，则不忌于上”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6）除了以上五个部分外，韦伯单独列举了王安石变法的例子，韦伯是极力赞成王安石这种变法精神的，他认为这是理性主义的一种表现。王安石改革的目的简单来说就是货币税代替实物税，开辟更多财源，增加国库收入，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在实施的过程中主要围绕着“开源节流”的原则不断推进。虽然改革最终失败了，却有着重要意义，我觉得货币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必要条件之一，货币税的实施将使得货币量进一步增加，商品的流通加速，促进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并且这些改革措施对于底层民众也是极为有利的。在文中，韦伯提到这次改革使得中国的“自治制度”得以通过理性化的形式保存下来，影响深远。
接着，就进入了“正统”的部分，即：我们通常所指的儒家思想，韦伯称之为儒教，其实对于中国是否有宗教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很大的争议，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最后只有儒家得以世代流传和发展，若将之视为宗教，那么曾经存在的那么多学派可否以宗教自居呢？但就儒家文化对于传统中国那种深远的影响是可以与西方宗教的力量相媲美的，将其作为宗教倒是可以让人信服。在这一部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士人阶层，一是儒教的生活取向。
士人阶层，在韦伯看来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层，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反对封建体制并积极倡导国家官僚组织的建立。作为士人的至圣先师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建立了一套系统伦理的规范，道德上的正义、神性的美德以及礼仪上的严格要求对后来的士人阶层起着模范作用。随着考试制度的确立，士人与科举制度便紧密连在一起，1300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给了下层读书人向上流动机会，有效防止了政府高官对于官职的垄断，考试中复杂的流程，多个等级的设定，每通过一个级别便获得相应的称谓，其实一种称谓也代表了士人的地位以及相应的特权，为了这种特权和给成为贵族和贡生所带来的荣誉，儒家教育在整个社会教育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韦伯认为儒家的教育以解决实际问题与家产制官僚体系的等级利益为取向，缺乏辩证思维，我觉得这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哲学倾向。除此之外，经济政策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所关心的问题，这韦伯看来传统中国，对于经济的管理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并未有现代意义上的那种“商业政策”，其实这很大程度上受国家财政的制约，国家的管理能力其实是很弱的，只有必要时刻国家出面干预经济，所以资本主义经济想要发展便缺少着相关的政策支持而只能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
儒教的生活取向，这部分主要偏重于说明儒家思想的伦理取向，以孝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从父母兄长一直扩展到整个国家机器，上下级官吏之间的庇护关系在官僚体系内部起着重要作用。此外，孔子所推崇的“礼”在维护不同等级之间的关系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维持这秩序的稳定。然而，正是这种伦理本位的思想使中国缺乏自然法与形式上的法逻辑，同时也缺乏自然科学的那种理性的思维，并且“君子不器”的思想也反映了士人对于专家的排斥，所以说，韦伯在社会学基础的部分中就提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在其本质上都是传统主义的。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韦伯认为儒教其实是存在理性的，只不过这是一种和平主义性质的理性，纯粹以敬畏鬼神为取向，故此，我们也应客观地看待。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道教的描述，这一部分相对简单，道教与儒教的教义最初并非完全对立，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使得对立加剧，并且随着儒教逐渐占据正统地位，道教也就被当做异端看待。韦伯认为道教体现着一种神秘主义的思想，我们通常所了解的道家也始终有一种与世无争、对现实冷漠的态度，秉承着“出世”的心态，这与儒家的“入世”思想是遥遥相对的。就其对政治的看法而言，道教的创始人老子主张国家减少对民众的干预，让民众自给自足从而提升自己的修养，而孔子则主张中央集权制与理性的官僚体制来治理国家；在伦理方面两者也有着很大差异，儒家有着一套系统的，上至天子，下及黎明百姓的伦理规范，约束这个体的行为以保证社会秩序良好运行，而道教却缺乏一套完整的伦理体系，从道家中所衍生出来的巫术日益强盛，逐渐朝着追求长生术方向发展，以至于韦伯最后感叹到“道教不过是个巫师的组织”。的确，这样的组织又如何能像西方的清教那样产生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宗教精神和理性主义精神呢？最终，无论是儒教还是道教都无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韦伯全书其实秉承着一条逻辑主线，那就是根据资本主义发展所必备的因素，去分析中国为何会缺乏这种因素，或者说即使具备这种因素却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当然，正如他在《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主旨而言，宗教伦理精神对资本主义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缺乏的宗教伦理精神使中国最终没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尽管儒教和道教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结局亦是如此。全书读完后，感慨颇深，感叹韦伯的知识量实在是太丰富了，博古通今一词用在他身上丝毫不过分，独到的分析视角，完整的逻辑，都是值得学习的。
五、《印度教与佛教》
《印度教与佛教》全书共包括印度教的社会制度、印度知识分子之正统的与异端的救赎学说和亚洲的教派宗教与救赎宗教等三个部分，韦伯研究印度的宗教与研究中国的儒教都是处于同一目的，都在于分析在这样一种宗教伦理的影响下为何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书中韦伯用了大量的比较方法和历史分析的方法，来探讨中西方的不同之处，并最终确证也只有在西方，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才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首先，在印度教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种姓制度，在印度主要有四个种姓，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每一个种姓的典型代表分别是僧侣、骑士、自由民和奴仆，虽然每一种姓下面又分了很多的次级种姓，但是整个大的等级阶序按着四个种姓的排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印度教的根本原理在于种姓和婆罗门的地位，它能够以其独特的方式赋予支配阶层正当性关怀和一般无与伦比的宗教助力，在印度，这一支配阶层当属婆罗门种姓排在首要位置。关于印度教和信仰共同体的关系，印度教将信仰共同体视为异端，因为他抹去了个人的仪式义务和种姓义务，破坏了个人应就的“法”，这就与西方的那种宗教信仰共同体完全不同了，此外，在种姓与职业团体和身份团体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某些事务对种姓是根本重要的，而对于职业团体就是偶然的、例外的，再比如身份团体既可以是开放的，又可以是封闭的，而种姓只是封闭性的身份团体，所以，从共同体信仰和团体方面来看，印度教已经与西方的那种促进资本发展因素之间距离了很远的距离了。
在具体的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印度教的手工业种姓既是严格的传统主义的担纲者，又是仪式主义种姓排他性的担纲者；而工匠大多为部族工匠、隶属民工匠和赋役制工匠，独立的工匠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在商业方面，如今的商人很多都是来自以往的吠舍阶层，他们有土地的拥有权；就整个城市的市民来说，由于和平主义原则的救赎宗教和种姓制度，因此阻碍了市民阶层之军事力量的绊脚石；在总体宏观的税收制度而言，印度的租税担负者有两种方式，要么是每一个地主按其土地的多寡来课税，村落首长负责收税，要么由一群土地所有者共同负责全村的租税额，此外印度的法律制度中，缺乏自然法，并且日常的律法与宗教救赎追求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这就阻碍了社会批判性思维、“理性主义”抽象思维的兴起和“人权”观念的形成，以上种种皆是导致印度没有发展理性资本主义的因素。
其次，在佛教方面，佛教是极为优势特权阶层的产物，有反教权制的特色，世俗权力的兴趣所在是利用僧侣作为驯服的手段，在整个佛教的发展的过程中，也是一个不断转化和适应的历程，它不仅要基于适应生存的考虑，也要有俗人阶层利害的考量，“职业僧侣”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对佛教的传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里，不管是经过较大转变来适应经济条件和俗人要求的大乘佛教盛行的区域，还是固守传统教义的小乘佛教繁荣的地方，都没有发展出西方理性的资本主义，这在中国、韩国、日本以及亚洲内陆，都产生了同样的结果。
最后，韦伯对印度乃至亚洲缺乏经济的理性主义和理性生活方法论的原因在于：精神史的缘故、社会结构的大陆性格（由地理结构所造成）以及仪式性因素（仪式性顾虑），这些因素在一些宗教为社会发展而做出的转变中依然是存在的，就比如印度教的复兴，它并非是新的教义，而是导师权威的普遍性，他提供给大众的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救世主，如此一来，又如何能自主的发展出理性的资本主义呢？
总的来说，韦伯以宗教伦理的角度来研究理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因素，是一个很大创新，并且对事实的解释和论证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把宗教的因素看得过重，而忽视了其他的因素，也是有点问题的，我觉得这可能是需要注意的。
读书报告 2019年3月
汇报人：社会学1501班蒋晓雨
阅读书目：4本
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道德教育》
玛连安妮.韦伯：《马克思.韦伯传》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教育思想的演进》
《教育思想的演进》全书共分为两编，共二十七讲，涂尔干从历史发展的脉络讲述了法国教育发展的历程，从早期的教会与教育到十九世纪课程体系的变化，贯穿了上千年间教育发展的过程，从整体上看，涂尔干对法国教育思想的分析都是很好的围绕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展开的，他认为正是人们对生活理解方式发生变迁，从而导致了对教育理解方式的变迁。整本书重点分析了三个历史时期的法国教育：
首先是加洛林时期的文化复兴运动，当时的教育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教育，既包括“三科”，即：文法、修辞和辩证法等有关教导心智和心智本身的东西，也包括了“四艺”，即：几何、算术、天文与音乐等与事物有关的知识门类，在整个加洛林时期，即9世纪到11世纪，文法教育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三科的知识完全是形式性的，每一门的最终指向都是人，所以作者也称这段时期为文法时期，这段时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那些文法家们热衷于造词，而且赋予其繁琐的意义，他们这样做无疑增添了语言的神秘色彩，造就了一套普通人难以理解的符号系统，而文法家自己则把握了对语言的解释权，这样既增加了文法家的权威，也让文法的学习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其次，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时期，教学内容以辩证法为中心，逻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作者将这段时期称为逻辑时期，在这一时期，涂尔干主要介绍了艺学院所发挥的作用，尽管它在大学中的地位最低，却领导着整个巴黎大学，这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艺学院人数上的优势，一方面是因为艺学院里凡是违背誓约的人，都会因此被传至宗教法庭，这样老师就和学院之间有了紧密的关系，以上两点很大程度上为艺学院带来了特权，也促使着艺学院最终脱离大学，成为法国中等教育的起源。在这一时期，一个较为有意思的现象是：中世纪的欧洲正是宗教势力发展鼎盛的时期，可是在大学里宗教根本不占显著位置，这是因为当时根本不存在宗教教学的概念。
最后在文艺复兴时期，掀起了人文主义运动，人文主义教育在教学中占据重要位置，最具代表的就是文学的形式主义，这一时期的学者也充满了一种对完整知识的渴望，这种对知识的渴求，很好的体现了在了文学家们的作品中，典型的代表人物拉伯雷就提出要努力了解事实，寻求实证性的学识。
在最后几讲中，涂尔干还对古典主义的教育、现实主义的教育以及19世纪课程体系变化中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的差别做出了分析，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涂尔干最后提出了一种三重修养的培养目标，即：语言的修养、科学的修养和历史的修养相结合。
二、《道德教育》
在《道德教育》这本书中，涂尔干认为教育既不等于科学，也不等于艺术，他是理论体，教育理论的直接目的是指导行为。全书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讲述了道德的要素，道德的首要要素就是纪律精神，道德包括了常规性和道德权威两个方面，正是这两个方面促使了纪律的产生，所谓纪律就是让我们的行为符合规范，这必然要求我们对行动有一定的限制，很多人认为这是人类本性的一种侵害，而涂尔干确认为只有对人的行为和欲望进行控制，人才能获得幸福，纪律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助于人格发展的，接着，涂尔干便引出了道德次要因素，即：对群体的依恋，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涂尔干认为社会领域的起点，即是道德领域的起点，因为我们道德领域的目标必须要以社会为对象才有其存在的意义，所谓合乎道德的行动，也就是要我们在行动的时候以集体利益作为根据，在这里，涂尔干用了很多篇幅来论证社会的概念、它存在的状态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目的就是要说明人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也就证明了个体对于社会群体的依恋。有了上面的纪律因素和对群体的依恋等外在的客观的因素，涂尔干又从个人的主体性和心理因素来分析，提出了道德最后一个因素就是自主/自决，这里，涂尔干指出自主是并非是感觉的产物，而是理性意志的产物，与个人的气质之间形成对立，这就要促使人们培养一种义务感，这种义务感让我们对我们的行为有所了解，让我们能够自愿接受这些规范，涂尔干认为这种接受，不过是一种启蒙了的赞同，因此，他也讲道德的第三种因素称之为：道德的知性。
在知道了道德的要素后，如何践行和培养儿童的这些道德要素也是涂尔干讨论的重点，他打破了传统的偏见，认为不能仅仅从表面上看儿童天生就具有利己主义的倾向，而应该从深层次来看，儿童内在的具有很大的利他主义的潜力，正是这种利他主义倾向让培养道德因素成为可能。从这一部分可以看出涂尔干较为重视奖励和惩罚对于儿童道德要素培养过程中的作用，于是他重点讲述了惩罚与奖励在学校中的运用，涂尔干认为学校应该禁止传统的体罚，因为道德教育的首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儿童身上激发出一种人类尊严感，而体罚却是对这种感情的亵渎，惩罚的方式比惩罚本身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必须努力使惩罚尺度的等级和阶级多样化。
最后一小部分，涂尔干对教育与社会学进行了讨论，包括了教育和教育学之间的差异，他们的性质与作用以及它们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在总结研究脉络和方法时，涂尔干强调研究教育体系时，要通过历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通过历史把我们带入它得以形成的因果长链中，从而可以更好地解释它。
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是围绕着为什么是在西方，而且仅仅是在西方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的这一主题展开论证的，作者在导言中就科学、历史、艺术和建筑等领域内将西方与其他地方一一对比，显示西方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以此来探讨其发展的深层原因，于是便有了对资本主义的论述及其特点的分析，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形式上是自由劳动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它包括了三个特点:首先要与市场保持一致，而与政治和非理性的投机谋利无关，其次是经营与家庭分离，最后是理性的薄记制度。涂尔干再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入手，分析了信仰基督教的地区和信仰天主教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便是用事实说明了宗教信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接着，韦伯又引出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对这一概念的定义中，韦伯引用了富兰克林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具体描述，概括起来，大致有要守时、珍惜时间、要守信用、避免失信于人、要勤劳与节俭、不能浪费等等的品质，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力量，但在这之前，资本主义精神与传统主义之间有着鲜明的对立与竞争，韦伯用了农夫耕田这一有趣的例子说明高工资并不代表能带来高效率，因为农夫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而一些具有特殊宗教背景的工厂的女工，她们的劳动效率却比其他工人高，韦伯于是提出了宗教的教育有可能克服传统主义的弊端，那么资本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的联系是如何产生的?是何时发展起来的呢？这就是韦伯第二部分所讨论的重点，他从加尔文宗、虔敬派、循道宗和浸礼宗等几个具有入世的苦行主义精神的宗教的基本教义入手，一一分析了这些宗教的信徒们是如何寻求自己的救赎之路的，而这些救赎的道路是如何潜在的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天职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是加尔文宗的“预定论”，这种预定论认为上帝的神圣恩宠就是已接受者绝对不会失去，被拒绝者永远不可能得到，因为上帝的判决是不可更改的，那么要如何证明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呢？这不仅对于加尔文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其他几个宗教教义来说，也是必须要予以回答的，否则便会遭到信徒的质疑，加尔文宗教义认为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处于蒙受神恩的状态就在于觉得自己是实施上帝神圣意愿的工具，而路德宗则认为要觉得自己是充满上帝圣灵的容器，路德宗的教义明显具有情感性和主观性，是一种信徒内在的心灵的认知，受路德宗影响的虔敬派就具有这一特点，韦伯认为虔敬派这种导向现时的情感满足，是不可能发展出如此强有力的动机来使世俗活动理性化的。对于循道宗，韦伯做了简要的分析，他认为在预定论学说被放弃之后，由此所创造出来的循道宗教义的复活，只能作为纯粹教义的一种补充，一种支持苦行的信仰基础，所以韦伯只做了简要的论述，最后是浸礼宗的各派，它在伦理原则上迥异于加尔文宗，它认为只有圣灵才能让灵魂得到拯救和重生，这显示出了内在证明的重要性，信徒们在心灵深处期待着圣灵的降临，于是他们严格的克制自己的情绪与行为，而这正如韦伯所说，这种严格的伦理道德，就已经走上了加尔文宗的道路。通过对以上四种具有苦行主义宗教的教义进行分析，韦伯最终得出，正是西方这种苦行的禁欲主义促使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全书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脉络。
四、《马克思.韦伯传》
《马克思.韦伯传》是由韦伯的夫人玛丽安妮.韦伯所著，这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从韦伯的外祖父那代人开始讲起，讲述了韦伯的家族、童年、青年时期、大学生活、婚姻、对学术和政治的热情、他的演讲与论辩以及他的基本学术思想等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贯穿了韦伯的一生，整本作品以韦伯与亲人、朋友和同事之间的信件作为主要的内容穿插其中，既增加了整部传记的真实性，也让韦伯这个人物形象活灵活现的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平常阅读韦伯的著作，其文章晦涩难懂，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可是通过阅读的关于他的传记，让我可以从生活中来了解他丰富而又充满坎坷的一生，在他的作品中，我想象他是一个高深莫测的人，有着深邃的思想，但从他的传记中，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他的为人与品质，他身上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他正直，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他将民族利益看做高于一切，当看到德国东北部农村地区的农民大量迁移到城市造成了土地租赁和土地荒芜时，波兰农民的大量涌入德国时，他怀着深深的忧虑，但是土地会波兰化，成为波兰的领土，怀着这种担忧，以及他浓厚的学术热情，他先后对德国东北部农村地区做了好几次调研并写成长篇报告，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在一战时期，韦伯认为他有义务为国家的尊严和荣誉而战，尽管已经进入五十余岁，但是报效祖国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少，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韦伯都站在民族利益的高度上，战则为之高声呐喊，退则为之体面的结束而奔走疾呼，在政治舞台上，韦伯将其爱国情怀表达的淋漓尽致，读了这本书后，让我更加了解了韦伯的其言其行，令我更加的敬佩他，同时，在阅读他的其他作品，我也可以以此为参照，更好的理解作品的内容和意义。
《读书报告》 2018年12月
社会学1501班 蒋晓雨
阅读数量：4本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一．《社会分工论》
《社会分工论》一共包括了三卷内容，主要包含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社会容量”、“社会分化与整合”、“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环节社会与分化社会”和“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等方面的内容，这本书中涂尔干强调的核心观点就是社会，他认为一切现象的根源就是社会，他将研究的起点设定为考察个人人格与社会团结的关系问题，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全书贯穿着从法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视角，在序言中，涂尔干涂尔干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个人越自主，他就会越来越依赖社会？为什么个人不断膨胀的同时，他与社会的联系却越加紧密？”伴随着这两个问题，涂尔干展开了对劳动分工的分析。
在第一卷中讲到了劳动分工的功能，首先涂尔干分析了家庭与法人团体的性质、特征、区别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家庭所分享的是共同生活而法人团体所分享的是职业生活，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家庭也可以发展成为法人团体，家庭原本是一个职业群体——贸易的发展，与城镇发生了联系，城镇由大量的移民组成——新的行为方式确立——创造新的结构适应这一行为——法人团体的诞生，围绕着法人团体，涂尔干还分析了公社，以及与地方组织与市场的联系。此外，他还探讨了劳动分工与道德退化之间关系，因为随着分工的发展，公民的道德却日益呈现下滑的趋势，分工是造成这一消极影响的必然原因吗？涂尔干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他认为分工的真正功能就是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它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要比经济影响重要得多，他解释道：“因为分工分工需要一种秩序、和谐以及社会团结，所以它是道德的”，这样一来就很好的消除了了人们对于分工产生消极影响的偏见。
其次，第一卷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莫过于对于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这两种社会类型的探讨，正如上文所说，作者全书都贯穿着法律的思想，因此作者就是对法律类型的区分进而来划分社会的类型，具体来讲，涂尔干根据戒规的重要程度、它在公众心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而将法律的制裁分为两类，分别为有组织的压制性制裁和纯粹的恢复性制裁，压制性制裁的主要特征在于惩罚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至少要给犯人带来一定的损失，这与那些道德规范的制裁具有同样的性质，它对应的法规就是刑法，而恢复性制裁则恰恰相反，它的作用在于将已经变得混乱不堪的关系恢复正常，它所对应的是除刑法之外的法规。这这里，作者为了更好的阐述惩罚的性质、特征及其作用，他先是定义了集体意识的内涵，并详细的分析了犯罪定义的产生过程，最后又追溯了惩罚的原初形式以及它一直以来的抵偿性质，具体来说的话，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就是社会成员平均所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根据这一内涵，我便可以将犯罪的定义过程推导如下：对集体情感构成危害——要有一定的强度，深刻的反映在人们的意识里——依托的情感具有确定性——“犯罪”。这样作者便用清晰地逻辑论证将犯罪的定义界定出来，此外他又提到了私人报复是惩罚的原初形式，这一点是为了更好的论证“惩罚”长久以来所具有的抵偿性质，而这种抵偿性又为“惩罚”所带来保护社会的功能提供一种依据，以上对于“惩罚”的论述，皆在分析压制性制裁所具有的特征和功能，这种制裁所对应的社会类型就是机械团结的社会，接下来，作者就着重分析了恢复性制裁及其所对应的有机团结的社会，他又将恢复性制裁细分为消极的团结和积极的团结，消极团结主要是一种回避，它包括对“物权”、“人权”以及“物的团结的组成”的论述，积极团结则重点在于协作，故也可称为有机团结，有机团结与契约团结之间亦有很大的联系，在本卷的最后部分作者主要讨论了契约法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动分工。综上，本卷内容主要围绕着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对立而展开的，机械团结所代表的是集体类型，而有机团结则代表的是有机社会类型，两者总是背道而驰的，作者这种对社会整体的宏观的分析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在第二卷中作者主要分析了分工的原因和条件，排除了幸福与分工之间的联系，作者认为“快乐与痛苦”、“持续性与重复性”等与分工之间亦没有多少联系，而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则在于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与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社会密度的增加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的增加、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沟通手段和传播手段的增加，而社会容量与社会密度只有保持同等程度的增加，劳动分工才会得以产生，它们是实现劳动分工的决定性原因，此外还有一些次要因素促进着劳动分工的产生，例如，分工的产生与发展还在于个人具有变化的可能性，若是集体意识太过强烈，自然不会给个人的变化留有余地，相反，集体意识朝着普遍化方向发展，那么它就会给个人的发展留下地盘，于是便会促进分工的产生。此外，一些遗传性因素也会对分工产生次要的影响，比如职业的遗传、环境对职业选择的作用以及犯罪与职业之间的关系等，当然这都是次要的因素，决定分工的主要因素依然是社会密度与社会容量，其他因素作为附带因素也会对分工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书的第三卷中，主要强调了三种反常形式的分工，主要为强制的分工与示范的分工，作者通过列举了工商业的危机与破产和劳资冲突的例子，向我们描述了失范的分工所产生一些现象与后果，接着作者又分析了分工不仅会产生分化的作用，分工还应该具有统一性来维护这种分化，承担这一职能的便是政府，政府对分工的调节其实具有重要作用，失范的产生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社会规范体系的衰退，规范体系的建立需要经历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各个机构之间需要平衡的交流与沟通，但是工业社会出现打破了这一平衡，各种社会关系发生了改变，社会由此进入失范状态。在强制性的分工中，作者通过分析阶级制度和种姓制度，揭示了外在竞争条件的平等与不平等，在这里，作者再次论述了契约团结与分工之间的关系，契约随着分工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契约一旦有了确定的形式，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强制的色彩，保证契约的实现既需要公共权威，同时也需要交换同等的社会价值，于是，他提出了公平的概念，他认为最发达的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去完成公正的使命，这无疑将作者内心中理想的社会表达了出来，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如何发展的深思。
二、《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包含着涂尔干思想的方法论原则，通过对方法论的界定，为社会学学科的创立和完善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依据。小小的一本册子，内容却十分丰富，全书共包括了六个部分的内容，首先定义了社会事实的概念，接着对于观察社会事实、区分正常现象与病态现象、划分社会类型、解释社会事实和关于求证的准则依次进行了分析，作者将社会事实界定为“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社会事实的主要包括团体的信仰、倾向和习俗等。
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就是将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具体有包括了三个方面，首先必须始终如一的摆脱一切预断；其次，只应取一组预先根据一些共同的外在特征而定义的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最后在研究的过程中要尽量以客观性的感性材料为基础，研究者要努力从社会事实脱离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独立存在的侧面进行考察。
关于区分正常现象与病态现象的准则中，涂尔干将那些具有最普遍形态的事实界定为正常现象，则其他事实就为病态现象，并且他又用平均类型的概念来表示正常类型，不符合这个标准的现象则为病态现象。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涂尔干又划分了三个准则，依次递进，互为补充，通过对社会学的视角来对正常/病态现象进行界定，消除了我们对于区分社会现象的偏见和误区。
关于划分社会类型的准则中，涂尔干对原始的初民社会做出了以下四种分类，分别为简单的单环节/多环节社会，简单的/双重的多环节社会，这些社会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都是环节社会，各个环节之间彼此处于封闭的状态，缺少联系，但随着分工的发展，必将逐渐打破这种格局，实现从环节社会向有机社会的过渡和转变。
关于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中，涂尔干认为我们在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既要注重对其原因的分析，又要重视对其功能的探讨，对于一个社会事实决定性原因的解释，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而不应该到个人的意识状态中去寻找。此外，社会现象的原因必然存在于社会的内部，即：社会的内部环境。如此，在解释社会事实的过程中，无疑又增加了解释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推动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和完善。
在最后一部分关于求证的准则中，涂尔干提到了研究过程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比如：实验法、因果关系、比较方法以及共变法，在这里，我存在些许疑惑的是涂尔干认为“同样的结果总是有同样的原因”，这让我想起了韦伯多元因果理论，比较两位思想家的观点，我觉得韦伯的观点似乎更合理些。
综上，本书通过对社会学方法的概述和分析，使得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更有其存在的基础和依据，掌握这些研究的方法论准则，对于我们研究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读完之后受益匪浅。
三、《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的主旨就在于揭示宗教的社会性，全书共包括三卷内容，分别为先导问题、基本信仰以及主要的仪式态度，在导言部分，作者解释了为何要选择已知的最原始最简单的宗教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以及这样做的目的和意义。在解释的过程中，作者着重分析和定义了“范畴”的概念，“何为范畴？”“范畴的必然性？”以及“范畴、工具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范畴是最普遍的观念存在，因为它们对所有实际存在的事物都是试用的。此外，作者还分析了人的两重性，人既是一种个体的存在，又是一种社会的存在，这就为后来论述宗教生活的功能与作用提供了依据。
关于宗教的定义作者可谓是深思熟虑，谨而慎之，对前人已有的主要观点一一进行分析和评论，去其不足，取其精华，在理论分析的过程中，也例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对印度的佛教、耆那教和吠陀教的描述，让我们很看到了存在很多无神论宗教，消除了我们平常对于神与宗教之间必然存在联系的这种偏见。作者认为在这些宗教现象中可以总结出两个基本范畴，分别是信仰和仪式，信仰是指一种舆论的状态，由各种表现构成。仪式代表着某些明确的行为方式，宗教信仰由凡俗事物与神圣事物两大部分构成，二者相互排斥，截然对立。除了对宗教的基本范畴进行界定外，涂尔干还比较了巫术与宗教之间的区别，宗教有教会，巫术则没有教会，只可能形成巫术会社，并且教会可以看做一个由同一信仰下所有信徒所构成的道德共同体，这一点恰恰是巫术所缺乏的。于是在涂尔干所定义的宗教中既包括信仰和仪式，亦包括教会。
在宗教的主导概念中，涂尔干先是分析了以泰勒和斯宾塞为代表的泛灵论与马克思缪勒为代表的自然崇拜，他指出了两者的不足，并重点分析作为基本宗教的图腾制度，包括图腾制度的问题简史以及在澳洲研究图腾制度的原因。
在第二卷基本信仰中，包含的内容很多，不过对图腾的信仰可以贯穿本卷的始终，我总结了一条逻辑主线如下:自然崇拜、泛灵论——氏族的图腾（动植物图腾）——以表现图腾的形式（标记）为中心的膜拜——集体图腾和个体图腾谁是本原呢？（个体图腾是源于集体图腾的）——从一些澳洲和美洲原始部落中对曼纳、瓦坎以及奥伦达这种神秘力量的信仰中，可以得出根本上崇拜图腾本原的观念，即是力的观念，也就是宗教力的观念——对图腾符号来说，他表达了神与社会两类事物，“神”即是前面所提到的图腾本原，而“社会”呢?作者另有阐述——社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对人、物以及观念的神化，这里也有舆论的道德力量与神圣事物所赋予的道德力量，这两种力量其实都同出一源，皆来自于社会，所以作者最终将落脚点定位到社会上，突出了宗教的社会性，这是对全书所表达的主旨进行逻辑论证。此外，本卷的最后还提到灵魂的观念、精灵与神的观念，关于灵魂的观念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灵魂可转生，另一种则认为灵魂不可转生。关于精灵的观念，作者认为这是标志着迈向宗教力个体化的重要一步，而对于神的观念，则经历了从祖先神明观念到教化英雄阶段到最后的部落神观念，这些论述都非常细致，逻辑严谨，可作为对基本信仰的一个补充，于是这一卷中就有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
在第三卷中，主要是一些仪式态度，包括了消极膜拜和积极膜拜两个方面，消极膜拜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一些禁忌，当然，宗教的禁忌与巫术的禁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它们不仅惩治方式不同，而且性质不同，区分之后便可很好的讨论宗教的禁忌了，其实宗教禁忌的主要目的在于严格的区分宗教生活与凡俗生活之间的区别，两者既不能同在一处，亦不能同时并存。在澳洲，接触禁忌就是一种典型的禁忌形式，不仅有些圣物是触觉所不能及，而且视觉都要避而远之，这一点在妇女和孩子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消极膜拜伴随而来的便是苦行仪式，这种苦行仪式就是从消极膜拜中过度发展而来的，虽然这种往往带来痛苦，并常常伴随着严厉的惩罚，但是消极膜拜仍然有积极地作用，这体现在它对个体的宗教性与道德性的培养，并且它也是达到积极膜拜的一个重要条件。
对于积极膜拜，作者主要分析了祭祀制度，其中便是以“因提丘玛”为代表的祭祀，祭祀制度包括了两个基本要素，分别是共享行为与供奉行为，这两种要素在标准的祭祀中是同时发生的，在因提丘玛中则是一前一后的发生的。积极膜拜的重要机制就是等量交换，神与崇拜者之间就像在做买卖一样，互惠互利，而积极膜拜的显著特征在于它的周期性，在做着分析的部落中，原始居民过着两种，一种就是平常的以打鱼狩猎为主的日常生活，另一种就是以祭祀为主的宗教生活，两者常常是周期性循环。在讨论了与积极膜拜有关的一些要素后，作者就具体的分析了积极膜拜的几种典型仪式，比如模仿仪式与因果原则、表现/纪念仪式以及禳解仪式等，这既有有原始氏族的人们为了祈求动植物能够繁衍的仪式，也有获得丰收一起庆祝的仪式，也有面对危机共同聚集在一起祈求神灵和祖先的仪式以及在不安和悲伤状态下所举行的哀悼仪式等等，将原始部分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展现的淋漓尽致，详实而生动，我们在其中不仅看到了原始人野蛮的一面，也看到了他们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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