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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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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珂的读书报告(更新至2025.1.23)

书单:12.28-1.23
《人口原理》
《就业、利息、货币通论》
《资本主义与自由》
《以自由看待发展》
《亚洲的戏剧》
《改造传统农业》

读书总结1:
对比马尔萨斯与马克思人口思想以及生育率降低的理论映射

一、马尔萨斯写《人口原理》时代背景和核心观点
(一)时代背景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当时西欧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的产物。工场手工业的兴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14世纪和15世纪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开始形成,逐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为了使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需要有大量失去生产资料的工人(即无地农民)和充足的货币资本。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圈地运动,通过对农民土地的掠夺,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奠定了基础。虽然圈地运动在经济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却导致了农民增加和人口过剩,使得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流浪者或转向城市成为雇佣工人。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到来,促进了大规模机器工业的发展,提升了生产效率,也使得英国的人口急剧增加,工业革命改变了人口分布,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农业人口则大幅减少。高度发展的机械工业不仅提高了生产力,也加剧了工人阶级的贫困,技术进步使得众多手工业者失业,成为过剩人口。工人在工厂中作为机器的附庸,工资低、工作时间长,生活条件恶化,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加剧。由于失业和贫困流浪的增加,工人们开始反抗,英国各地发生了多起反抗运动和骚乱,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刺激下,英国劳动群众的反抗热情高涨,导致政府采取镇压措施,以保持统治。在不断的社会动荡之中,怎么压制群众发抗,失业和贫困问题成为公众和思想界热议的焦点,社会各阶层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马尔萨斯由于政治争论而提出人口问题。
(二)核心内容
    马尔萨斯从两个永恒性法则出发,第一个是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个是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并指出这两个法则是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葛德文认为,随着理性的进步,人类将控制两性间的情欲,预言人的性欲可以自我控制并被科学的发展的客观事实所证实,但马尔萨斯认为,人的情欲依然强烈,在控制情欲方面未取得任何进展,人的情欲的确不能消除,但是可以通过避孕控制人口增加,但是马尔萨斯缺站在宗教的立场,反对实行避孕,认为避孕是违反自然和不道德的。
    马尔萨斯从两个法则,引申出两者之间的增长不平衡。他认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马尔萨斯指出,在合适的环境中,动植物的繁殖能力是惊人的。在没有资源限制的情况下,生命的种子可以迅速繁殖,理论上可以填满地球上所有的空间。地球的食物和空间是有限的,这就形成了一个限制性因素。即使生命能够繁殖,但因缺乏所需的资源,它们的生长和繁殖最终会受到约束,无法达到它们的潜力。以耕作农业为例,最乐观的假设就是使原产量增加一倍,因为土地生产力是有限的,土地肥力递减。
    马尔萨斯从两条“公理”出发,引申出三个命题,他说:“人口没有生活资料便无法增加。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若不产生贫困与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人们在人生经验中已饱尝了贫困与罪恶这两颗苦果,而且产生这两颗苦果的物质原因似乎仍在起作用,他把不同社会形态下发生的贫穷和罪恶统统归因于人口增加力超过生活资料增加力,并认为,由于自然通过贫穷和罪恶对人口增长加以抑制,使现实人口得与生活资料相平衡。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口观
(一)对两个永恒性法则的再审视
    就两个永恒性法则来看,恩格斯曾认为,生产分为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两种生产是支配人类社会的两个主要因素,马尔萨斯的所谓两个法则也言之有理。但恩格斯紧接着就指出,只有在人类社会初期,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后者在历史中才起着决定性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社会的产生,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恩格斯并没有认为,人类自身的生产或两性间的情欲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一个独立因素。
(二)不同社会时期人口增长的限制因素
    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不同社会时期存在着多种限制因素。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人们获取食物和资源的能力有限,自然导致人口增长受到阻碍。奴隶社会:在这个时期,奴隶没有自由,无法自主选择婚姻和生育,人口增长因而受到阶级制度的限制。中世纪:农奴的婚姻和生育同样受到社会地位和宗教信仰的影响,限制了他们的人口增长。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阶段,失业和贫困的普遍存在,使许多人无法负担更多的孩子,这直接影响了人口的增长。发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随着教育、医疗、科技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人口增长的问题并开始主动控制。这时候,人口增殖不再完全是无序的,而是有了些许计划性。虽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方法,但都反映了对人口增长的管理和控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预见到人口增殖会被控制。恩格斯在其著作和信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能使人们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感到焦虑。他相信,社会主义不仅能从物质层面调整生产,还能在道德层面引导人们自觉地控制生育,以实现人与物质资源的相适应。如果说人类数量增加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不得不象调整物的生产一样调整人的生产,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做到这一点,想到计划生育。
三、马尔萨斯和马克思人口思想的深度比较
(一)出发点的本质差异
马尔萨斯将财富和资源限制视为自然法则对人类社会的必然影响,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与失业归结为普遍人口规律的结果,并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最适宜的人口管理制度,能借助自然限制实现人口增长调控,提升人类道德与发展潜力。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人口问题的根本性影响,具有明显的片面性与错误性。
马克思则将人口视为人类历史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但明确指出人口并非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他强调研究人口问题应从特定社会和生产关系切入,人口构成由社会阶级和生产关系所塑造,只有深入剖析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以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才能真正把握人口问题的本质。人口与整个社会体系紧密相连,相互作用,不能孤立看待。
(二)人口增长与过剩的不同解读
马尔萨斯简单地将复杂多变的人口问题抽象为人口自然繁殖与生活资料自然繁殖的等式关系,忽略了历史发展进程中各种社会关系对人口增长的动态影响。
马克思则深刻揭示人口增长规律与生产条件的内在联系,指出不同生产方式孕育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条件。他认为人口过剩本质上是赤贫,即人们丧失生产资料仅存劳动能力的状态,这并非单纯源于生产力不足,而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决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集中垄断阻碍生产力发展,催生过剩人口;资本主义社会虽生产力快速发展,但因剥削性质的生产方式,同样出现人口过剩现象,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因此,研究人口增长和过剩问题必须从特定生产条件出发,而非局限于抽象的自然繁殖数字。
(三)工资水平与人口关系的分歧
马尔萨斯认为工资水平直接取决于工人人口数量,假定生活资料总量固定不变。而马克思则指出工资和生活资料分配涉及复杂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波动主要受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相对过剩人口影响,工人供需关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并非简单的人口数量决定工资水平。
四、考察现代社会生育欲望低的原因
虽然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有缺陷,但是马尔萨斯关于抑制人口的观点在解释当代青年生育欲望低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加缓慢的原因不能归与情欲减退,而是预防性抑制和积极的抑制阻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所为预防性的抑制就是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似乎影响着所有社会阶层,但是社会阶层愈地下,这种对未来生活的忧虑也就愈大,积极的抑制是指一些下层阶级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应有的食物和照料。这似乎能用来解释,当地青年生育欲望低的原因,在当代社会,生活成本的上升、就业的不稳定等因素使得各阶层尤其是下层阶级对未来生活充满担忧,这种担忧进而转化为对生育的谨慎态度,因为人们意识到生育会进一步加重经济负担,可能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甚至陷入贫困。因为预见到自己养家糊口困难,担心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所以当代青年对结婚谨慎,对生育谨慎,因为不能保障自己和他们保持体面和幸福的生活。
    此外,孔多塞的观点也极具洞察力,孔多塞预见到自愿的生育率减低,并且预言基于“理性的进步”将会出现较小家庭规模的新范式。“理性的进步” 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生育的意义和责任,认识到给予子女幸福比单纯赋予其生命更为重要。他展望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人们“将认识到,如果他们对本出生者承担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并不是给他们以存在,而是给他们以幸福”。孔多塞认为,这种类型的理性思维,由教育,特别是妇女教育所支撑,将会导致人们生育率的降低和家庭规模的减小,而且,人们将会自愿地选择这样做,而不是愚蠢地让世界塞满了无用的、不幸的生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思维更加理性和成熟,能够更全面地考虑生育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妇女教育的发展使女性更加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和个人发展,不再将生育视为唯一的人生使命,从而自愿选择降低生育率和缩小家庭规模,这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相契合。
    阿马蒂亚森同样认为妇女教育与生育率降低具有一定关系,经济发展不是最好的节育手段,但是社会发展特别是妇女的教育和就业是非常有效的。高生育率在减少人们特别是年轻妇女享受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自由方面所起的作用。事实上,生活中最受频繁地生育、养育子女之苦的人是年轻妇女,在当代世界的许多因家她们成了生产后代的机器。那种“均衡”状态之所以能维持下来,部分地是由于在家庭中年轻妇女只有很少的决策权,还因为未受检视的传统使得频繁生育成为未经批判检视即被接受的实践,人们着不见这里的不公平。在许多社会中,高生育率确实严重限制了年轻妇女的自由,使她们在频繁的生育和养育子女过程中失去了追求个人价值和享受生活的机会。而促进妇女识字和就业,能够增强妇女的自主意识和决策权,打破传统生育观念的束缚,推动社会对生育公正的重新认识。通过自由、公开和知情的公共讨论,人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传统生育模式中的不公平之处,从而积极寻求改变,实现人口的合理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读书总结2:
市场和政府谁来干预?

一、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的奠基者
    斯密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强调自然法则和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他认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动机是人类的自利行为,并且这种自利行为能够通过“看不见的手”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斯密的分析方法非常重视个人选择与市场机制之间的互动,他相信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资源会有效配置,商品和服务会实现最佳水平。斯密相信,市场能够通过无形的手自然达到均衡。他提出,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也能够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市场是一种自然的、自我调整的机制。斯密在其著作中提到,政府应该在社会中扮演有限的角色,主要负责维护法治和公共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如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保护消费者权益。在他的观点中,过多的政府干预只会扭曲市场机制。斯密对经济周期的看法较为乐观。他认为,经济自然会经历周期性波动,但这些波动是市场自我调整的结果,最终会恢复到均衡状态。在国内,它支持自由放任主义,把它当作为减少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从而扩大个人作用的一个手段。在国外,它支持自由贸易,把它当作为世界各国和平地和民主地联系在一起的手段。在政治事务中,它支持代议政体和议会制度的发展,减少国家的无上权力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
二、弗里德曼:自由市场与个人自由的捍卫者
费里德曼认为,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他会问的是:“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以便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伴随这个问题他会提出另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使我们建立的政府不至成为一个会毁灭我们为之而建立的保护真正自由的无法控制的怪物呢?自由是一个稀有和脆弱的被培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头脑告诉我们而历史又能加以证实: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政府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这一工具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然而,由于权力集中在当权者的手中,它也是自由的威胁。即使使用这权力的人们开始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即使他们没有被他们使用的权力所腐蚀,权力将吸引同时又形成不同类型的人。 我们怎么能从政府的有利之处取得好处而同时又能回避对自由的威胁呢?在我们宪法中体现的两大原则给与了迄今能保护我们自由的答案,首先,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它的主要作用必须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以免受到来自大门外的敌人以及来自我们同胞们的侵犯: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第二个大原则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当政府行使权力时,在县的范围内行使比在州的范围内要好,在州的范围内要比在全国的范围要好。因此他认为政府永远做不到象个人行动那样的多样化和差异的行动。竞争的资本主义——即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发生作用的私有企业来执行我们的部分经济活动——是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并且是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政府在致力于自由和主要依赖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中所应起的作用。通过在与国防无关的领域继续进行目前政府的广泛的干预,并且通过从事没完没了的政府的新方案,将会使我们不必要地使危险加剧。
三、阿马蒂亚・森:市场与公共政策的协同论者
阿马蒂亚森强调要以公共行动来创造条件,使市场得以良好地发挥作用,市场主张和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条件就是,所提供的机会可以被合理地分享。为了使这种情况得以发生,需要有适当的公共政策(涉及学校教育、医疗保链、土地改革等等),来提供基本教育、普及初级医疗设施、使对于某些经济活动(例如农业)至关重要的资源(例如土地)可资利用。甚至在极其强烈地需要经济改革来允许市场有更大的空间时,这些非市场设施仍然要求细致的坚决的公共行动。市场机制是人们通过它能够相互交往并从事互利活动的一种基本安排。实践中产生的问题通常是由于其他原因——而并不是因为市场的存在本身—而导致的。这些问题包括:对运用市场交易准备不足,毫无约束的信息熬匿和缺乏法规管制,使得强势者能够利用非对称的优势来牟利。对这些情况的处理,不是压制市场,而是让市场更好地运作,是有更高的公平性,而且得到适当的补充。市场的整体成就深深地依赖于政治和社会安排。市场机制在一定条件下职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条件就是,所提供的机会可以被合理地分享。为了使这种情况得以发生,需要有适当的公共政策(涉及学校教育、医疗保健、土地改革等等),来提供基本教育,普及初级医疗设施、使对于某些经济活动(例如农业)至关重要的资源(例如土地)可资利用,甚至在极甚强烈地需要经济改革来允许市场有更大的空间时,这些非市场设施仍然要求细致的坚决的公共行动。
四、凯恩斯:宏观经济调控的倡导者
凯恩斯的理论基础为宏观经济学,他主要聚焦于整体经济的运行,而非个体行为。他认为,经济不总是自动趋向充分就业,相反,存在许多市场失灵和不稳定现象。凯恩斯特别强调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总需求的不足是导致经济萧条和失业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经济运行不是单靠市场自我调节能够实现的。凯恩斯认为,市场并非总能自我调节至均衡,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需求不足会导致产出和就业大幅下降。他提出,市场可以陷入长期的不均衡状态,尤其是在大萧条等经济危机下,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是必要的,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凯恩斯认为,政府应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例如增加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尤其是在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凯恩斯的观点则更为悲观。他强调,经济周期的波动不仅会导致失业和社会不稳定,有时市场根本无法自我恢复,可能需要长时间的政府干预才能恢复经济繁荣。
五、缪尔达尔:国家计划与全面干预的支持者
缪尔达尔认为,国家应该在经济中起积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国家通过其自身的经营和投资行为,及其对私人部门的各种控制——诱导和限制,将启动、鼓励和指导经济的发展。这些公共政策措施要合理地协调,并且在规定的未来若干年以内,协调就应清楚地体现在一个全面的计划之中。因而,在其所有表现中,计划的整个综合思想就本质而言在方法上是理性主义,结论上是国家干预主义。它使人们相信,政府干预能够促成或加速发展。计划思想现在在南亚各国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它提供了关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许多公开讨论的权限。通过协调的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是需要的,以促成经济发展,今天的南亚各国和处于可比水平时的西方富国之间的差别是根本性的,并且具有使南亚各国发展更困难的性质。实际上,除非有力地运用新的要素即国家计划,这些差别将使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发展成为不太可能。通过计划进行迅速和有力的国家干预当然有很多原因。不断加速的人口增长,逐步地降低生活水平并阻碍着发展。其次还有资本稀缺,贸易状况也不利。还必须加上私人部门相对缺乏经营才能和训练,富人不愿把资金冒险进行生产性投资,而是进行投机和赚钱快的风险活动,最后,大型企业有获得过度垄断或寡头垄断的趋势。大部分地实现社会与经济平等和福利的理想——它们在所有南亚国家都被宣布为政策目标——的企图也会使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成为必需。尤其是穷国,这种政策需要计划,并同总体计划中的其他所有措施相结合,以便产生效果并促进而不是危害经济发展。

读书总结3:
经济和多重因素交织下的亚洲发展问题

    在读到《亚洲的戏剧》这一本书时,冈纳·缪尔达尔指出:除非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进行研究,否则,不能理解经济发展。这使我联想到卡尔·波兰尼的嵌入理论,两者都强调了经济、社会与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尽管他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同样阿马蒂亚森也认为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这些互补性因素包括文化和经济、政治参与和经济进步,以及技术这一点进步及其社会运用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彼此之间的联系
(一)经济与社会的融合
  波兰尼在其经典著作《大转型》中提出的“嵌入性”概念强调,经济活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和文化圈中。波兰尼认为,经济是通过社会关系、文化背景和历史情境来构建的。他指出,传统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往往与家庭、社区等社会结构相互交织,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可能导致这些传统结构的破碎和变迁。同时,缪尔达尔的观点强调经济发展必须在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背景下进行分析。他认为,单纯从经济数据和市场机制出发分析发展问题是不够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实际上与社会、文化和制度密切相关。缪尔达尔认为,在西方世界,从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以及从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经济”术语——市场与价格、就业与失业、消费和储蓄、投资和产出——的分析可能有意义,并得出正确的推论,但南亚等地区的现实却需从具体历史和社会条件入手。
(二)反对纯粹的经济分析
  波兰尼通过对经济的“嵌入性”分析,挑战了经典经济学中关于市场自我调节的假设。他认为,经济行为不能脱离社会和文化的约束,市场的运行需要受到社会规范、习俗和制度的制约。这一观点对当代经济学提出了重要的批判,提醒我们不能仅从经济角度去理解社会现象。缪尔达尔同样反对将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割裂开来的传统思维。他指出,“经济”与“非经济”问题之间的界限是人为的,经济问题的正确理解必须涉及社会背后的许多文化和制度因素。因此,在研究发展经济学时,缪尔达尔主张采用更为综合的视角,以便更有效地探讨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他认为,只有在考虑这些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某一地区的经济现象。
(三)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关注
    波兰尼指出,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常常会对传统社会结构造成显著影响,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原有的共同体关系可能被破坏,导致社会分裂和不平等的加剧。这种对社会结构的破坏与经济运行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值得关注,特别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缪尔达尔强调,南亚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往往源于独特的社会和制度结构。这些结构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限制了经济的发展。缪尔达尔指出,结构的变迁并非自发发生,而是需要外部力量的干预与引导。因此,南亚国家的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积极考量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以便有效地实施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政策。
(四)制度和文化障碍的影响
  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的扩张揭示了在其他社会结构中潜在的文化和制度障碍,这些障碍常常妨碍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他发现,当市场机制被强行引入缺乏相应制度支持的社会时,反而可能造成贫困和社会不满。缪尔达尔也描述了在南亚以及其他地区,制度和文化的顽固性如何阻碍经济发展。他认为,许多地方的传统文化、社会习惯和权力关系可能形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他呼吁分析者必须以一种制度性的视角来看待经济问题,明白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对这些阻碍进行引导和变革。
二、应用于分析亚洲发展的思考
    缪尔达尔为什么要以亚洲的戏剧命名?选择《亚洲的戏剧》做本书的书名,是为了表达作者开始研究时所持有的和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增强的关于南亚事情的想法。一方面,借用戏剧的概念来形象地表达南亚地区所经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实。南亚的社会中存在着许多显著的冲突,比如人们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变革的渴望和对后果的恐惧等。这些冲突像戏剧一样,使得南亚的社会生活充满张力和戏剧性。他希望通过“戏剧”这一比喻,传达出这些复杂冲突所蕴含的共同主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这场戏剧的参与者。这就好像是,为南亚安排的舞台扩大了,扩大到整个世界,以至没有一个人能够只做观众。但是这场戏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南亚人民自己,而且首先是受过教育的阶层。通过研究、提供金融援助和其他手段而参与的局外人只是对最终结局具有相当微小意义的穿插表演。尽管外部力量对南亚的影响存在,但最终的“结局”还是要由南亚人民自己去实现。因此,历史并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可以通过人们的选择和努力去塑造。另一方面,在古典戏剧中,角色的命运往往是注定的,即每一个角色在戏剧开始时就已经注定了自己的结局。而缪尔达尔强调,现实生活中的“戏剧”并不是如此,演员在面对限制条件时仍然可以自由选择,从而表明历史的开放性和可能性。这样的思考引导读者关注南亚人民如何在复杂环境中作出选择,追求变革和改善。
    缪尔达尔的主要目的是,为南亚的发展与东西欧国家的发展之间这种鲜明对比提供深入细致的原因分析,聚焦于南亚国家贫困的原因以及如何脱贫、如何发展的问题。作者在整本书中的核心问题意识在于,南亚国家想要通过计划和协调的政府努力来促进经济发展的障碍来源于现在制度和观念中存在的低效率、教条僵化和不平等,以及这种制度和观念中包含的经济和社会权力关系。作者认为,南亚特有的政治态度和制度体现是由南亚的贫困和底下的生活水平造成的,这些态度主要反映在宗教约束,以及普通百姓对变革刚性和抗性。而南亚政府多是软弱的政府,一方面热烈声称需要社会经济革命,另一方面却在实际制定和实施政策时较为保守,不愿破坏传统社会秩序。南亚的发展问题是一个要求社会和制度结构发生诱致性变迁的问题。但是作者在该书中也指出这些社会和制度结构不会自发地发生变迁,也很难对经济方面的政策做出反应。作者从经济现状诸如资源、经济结构、生活水平、不平等现象、对外贸易;制定发展计划;劳动力利用如农业、手工业、工业发展、人口问题;人口质量如教育、医疗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制度分析。
(一)经济现状与结构
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迟缓与其独特的自然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除了印度,南亚几乎缺乏重要的矿产资源,这限制了重工业的发展。除此之外,高人口密度和劳动力的低收入水平使得资源的分配异常困难。缪尔达尔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仅依赖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造成了营养不良和生活水平低下的问题。这进一步加剧了贫困,并形成了发展恶性循环。同时,南亚国家的外贸问题也阻碍了经济发展。许多国家对进口消耗品的依赖加大,但由于外汇危机,政府不得不采取限制进口的措施,这导致了市场的进一步扭曲和商品短缺,损害了国际竞争力。同样也缺乏一定的资本。殖民时期,南亚国家发展种植园经济,但种植园资本家的利润转移回欧洲,农业生产技术也没有提高,并未实现资本积累。独立后,南亚国家开始发展工业化,即便是印度,拥有建立工业体系的资源,但是也是以消费品工业和家庭工业为主,而现代工业都是资本密集的,萎缩的市场和低效生产率形成了恶性循环。
(二)制度与观念
缪尔达尔明确指出,南亚的制度环境相对落后,权力的地域与社会分配极为不均。传统的宗教和文化价值观常常促使人们抵制变革,这种阻力使得即使有良好的政策设计,落实的效果也微乎其微。南亚的制度僵化表现为缺乏灵活有效的治理结构,西方经验的引入并不能有效转化为实际的政策效果。此外,南亚普遍存在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权力集中于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精英手中,这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也对教育和医疗等基本社会服务的分配产生了消极影响。缪尔达尔认为,解决这些不平等现象,必须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改革,以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
(三)计划与发展
缪尔达尔探讨了南亚各国在制定发展计划时所面临的特殊挑战。他认为,由于南亚国家与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上的巨大差异,简单地将西方的自由市场理论和无干预的政策完全照搬过来并不可行。相反,南亚必须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南亚各国应当将平等原则纳入到经济发展目标中。缪尔达尔认为,通过对生产关系的改进,提升社会的整体公平性,才能在根本上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他呼吁各国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关注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协调发展。
(四)劳动力利用
南亚国家面临着复杂的劳动力市场问题。一方面,有大量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缺乏吸引力,导致本地人宁愿维持闲散的生活状态。其中,农业方面的土地制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尤其显著。许多国家的土地仍然是小规模私人拥有,且受到宗教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造成耕地的碎片化,进一步加剧了生产的低效和不稳定。缪尔达尔提出,要有目的地推进土地改革和农业现代化,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此外,制度改革的优先性也被提上日程,即在推进技术改革的同时,必须首先改善现有的制度框架,为技术进步提供足够的空间。
(五)人口质量与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质量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缪尔达尔指出,仅仅依赖教育的投资是不够的,还需要综合考虑营养、医疗以及整体生活条件的改善。他强调,通过改善公民的身心健康,可以从根本上提升劳动的效率。在教育体系方面,缪尔达尔认为,南亚国家需要发展针对成人的职业教育,而不是单纯将教育模式向西方翻版,因为南亚的贫困和社会结构问题与西方有着本质的不同。应该优先考虑那些能够直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职业技能训练,尤其是要注重教育的公平性,确保贫困人口能够获得教育和就业机会。
(六)文化与态度
缪尔达尔致力于揭示文化和社会态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指出,南亚存在的等级制度与宗教观念往往导致人们对自身劳动价值的低估,以及对某些职业的歧视,这进一步降低了整体社会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改变公众对体力劳动的偏见,以及提高对劳动的尊重,是提升经济生产效率的一项重要措施。政府和社会应当通过政策干预,包括职业导向的教育和宣传活动,重新塑造社会对劳动的态度,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读书总结4:
探寻自由

一、什么是自由?
    费德里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将自由被视为一种政治和经济理念,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自主地位,免受政府过度干预。竞争的资本主义通过自由市场私企执行部分经济活动,被认为是实现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这里的自由侧重于经济活动的自由和政治参与的自由,是一种较为传统的自由观念,强调摆脱外在束缚。森将自由是个体享受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可行能力。这不仅涵盖了基本的免受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疾病、过早死亡等困苦的能力,还包括参与社会活动,如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自由,其中包含法治意义下的自由权利以及各种政治权益。森的自由概念既关乎个体所拥有的机会,例如获得教育、医疗资源,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等;也涉及个体在面对各种选择时的自主过程,强调个体能够依据自身的意愿和价值观,在众多可行选项中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二、为什么要保护自由?
    弗里德曼围绕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关系展开论述,对肯尼迪 “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 —— 而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这一观点提出批判。他指出,“国家为你做什么” 带有浓厚的家长主义色彩,暗示政府对公民的全方位庇护,这与自由人对自身命运负责的理念背道而驰。自由人应是积极主动地规划自己的生活,通过自身努力去追求幸福,而非依赖国家的恩赐。而 “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则将政府置于高高在上的主人地位,公民沦为服务于政府的仆人,这显然不符合自由人的理念。在自由社会中,自由人应当思考 “我和同胞通过政府做什么”,以借助政府的力量实现共同目标,同时高度警惕如何防止政府权力的扩张威胁自由。从保护性角度来看,权力集中往往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对自由造成极大的威胁,而限制和分散政府权力则是保护自由的有效手段。历史上诸多集权统治的时期,公民的自由权利往往受到严重侵犯。从建设性角度而言,人类文明的进步,无论是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还是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大多源于个人天才的独特创造、少数观点的勇敢发声以及多样社会风气的滋养,而非集权政府的指令。政府若过度追求统一标准,虽可能在短期内提升部分生活和工作水平,但从长远来看,会抑制创新,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森认为,自由不仅是发展的终极目的,具有建构性作用,其本身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他通过对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以罗尔斯正义理论为代表的公平主义这三种现代价值观的深入剖析,揭示出它们在信息基础上存在的局限性。功利主义单纯追求所有人的最大效用或福利,却忽略了分配的公平性以及权利自由等关键因素,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悬殊,弱势群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自由至上主义过于注重由法治权利保证的、受最少限制的个人自由,只关注程序的合法性,而不考虑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后果,可能会出现为了追求个人自由而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的情况。公平主义中某些价值要素的绝对优先性,如罗尔斯正义理论中强调的某些自由权的绝对优先,排除了其他影响全面价值评价的要素,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忽视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此,森建议扩大信息基础,以构成实质自由的功能性活动作为评价标准,综合考量各种价值要素并加以区别对待。例如,法治自由权利因其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在与收入等价值要素共同考量时,应具有程序性优先,但并非绝对优先,因为不同的价值要素在不同的情境下有着不同的重要性,社会评价中各价值要素的权重需通过公共讨论和民主的社会选择过程来合理确定。同时,自由还是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具体通过五种工具性自由得以体现。在政治自由方面,民主政府由于需要赢得选举并接受公共批评,所以在面对饥荒等灾难时,更有动力采取及时有效的防范措施。例如,历史上一些民主国家在面对自然灾害或粮食危机时,能够迅速调动资源,制定合理的政策来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避免大规模的饥荒发生。而权威主义统治者往往缺乏这种激励,对民众的苦难可能视而不见。森还有力地批判了为 “权威主义” 辩护的 “亚洲价值观”,明确指出自由、民主与对国际市场开放、注重教育一样,是推动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在经济条件方面,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自由市场逐步取代传统束缚的过程,自由具有超越单纯效率和经济利益的深远意义。森通过严谨的论证证明市场机制的 “帕累托最优” 可用实质自由来衡量,这意味着市场的有效运行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率,还要注重个体自由的实现。同时,他强调要通过公共行动创造良好的条件,使市场能够良好地发挥作用,在市场出现问题时,关键在于让市场更好地运作并得到适当的补充,而不是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或压制。在社会机会方面,教育、保健等社会安排对个人的实质自由有着深远影响。亚洲 “四小龙” 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育的普及,民众素质的提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同时也让个体拥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选择自由。中国和印度发展情况的对比也凸显了教育、保健等方面的重要性,教育水平的高低、医疗保健体系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个体的发展潜力和生活质量。在透明性担保方面,它关乎社会交往中的信用,对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和社会秩序的维持至关重要。亚洲金融危机深刻地体现了透明性担保缺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缺乏公开性、信息披露不充分以及业务关系网不讲是非原则的情况下,市场陷入混乱,经济遭受重创。自由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规范体系,透明性担保与政治民主紧密相连,只有在民主的环境下,信息才能更加公开透明,市场参与者才能做出合理的决策。在防护性保障方面,为弱势群体提供扶持的社会安全网是实质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主制度的重要体现。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在经济危机时,民主的防护性力量能够发挥关键作用,为那些遭受经济冲击的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公平。
三、何以保护自由?
    弗里德曼认为,保护自由的关键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他主张将保护个人自由明确列入宪法,提出两条重要的宪法原则。一是职责范围有限原则,政府的主要作用应聚焦于保护自由,包括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保障私人契约的履行以及促进竞争市场的健康发展。在特定情况下,政府可以在有明确且巨大益处的前提下协助做事,但应尽可能依靠私企与自愿合作,以此来严格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确保公民自由不被侵犯。二是权力分散原则,政府权力应进行分散,县一级政府在权力行使上优于州一级,州一级又优于全国性政府。这样民众如果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或管理不满,可以选择迁移到其他地方,这种 “用脚投票” 的方式能够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尽管权力集中可能对部分人具有吸引力,在短期内能够实现某些特定目标,但从长远来看,往往会带来诸多危害,而且这种权力集中的趋势常常由一些出于善良意愿的人推动,但最终可能导致与初衷相悖的不良后果。此外,竞争的资本主义,即通过自由市场中私企执行部分经济活动,被视为经济自由制度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自由市场的竞争能够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阿马蒂亚・森则从价值和理性的角度论述了扩展自由和实现发展的路径。针对阿罗 “不可能定理”,森通过扩大信息基础,成功证明在掌握更多信息时,由民主程序达到的社会偏好可满足理性条件。这意味着在民主决策过程中,充分的信息能够使社会成员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从而实现社会偏好的合理性。森认为理性主义视角与认识无意造成的后果并不矛盾,因果分析能够使无意后果被合理预期,进而运用到改进社会的努力中。例如,在制定一项经济政策时,虽然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但通过深入的因果分析,我们可以提前预测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调整。他指出人们的行动常常反映出具有社会成分的价值观,社会规范可以通过交往式理性思考和进化性行为模式选择来解释。运用带有社会责任感的理性思考与个人自由紧密相关,社会价值观对多种社会组织的成功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共选择基于自由和民主,社会成员通过公开讨论和公众参与形成社会价值及公共决策,在此过程中,人们不断学习并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在发展面临的重大价值问题上,人们应积极参与公共讨论和社会决策,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同时,价值概念和社会规范对发达国家市场机制也有积极作用,它们能够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

读书总结5:
凯恩斯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框架

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写作背景
    传统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在于萨伊的销售论,即“供给创造需求”。生产者的目的在于与他人交换产品以满足自身需求;这意味着只要社会存在一定的供给,就会自然产生相应的需求。因此,萨伊认为在理想状态下,社会不会出现生产过剩或失业,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对一个抽象的以物易物的简单商品生产的社会,萨伊定律的没有生产过剩和失业状态的结论是可能成立的。然而,就一个使用货币的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而言,上述结论是否还会有效?对于这一问题,传统的西方学者给予了“有效”的答案。为了论证这一答案,他们提出了一套说法,即:传统西方经济学的有关失业的理论。该理论可以说由三个部分所组成:
第一,劳动市场论。按照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就业论,社会的就业量和实际工资系由对劳动的供求双方所决定。在劳动的供给方面,导致人们从事劳动的动机被认为是得到实际工资/即货币工资所能购买到的实物;而阻挠人们从事劳动的阻力是劳动的负效用,即由于劳动而带来的不舒服之处,如疲倦、精神紧张等。据说对性质相同的劳动(如一小时的木工),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负效用;懒惰的人负效用轻高,而勤奋的负效用较低。因此,在既定的实际工资水平,凡是认为该水平的工资能补偿其劳动的负效用的人们都已经就业,只有那些嫌工资太低,不足以补偿其负效用的人才会失业。这些不愿“屈就”的人,因为他们拒绝为现行的工资而劳动,所以被西方学者称为自愿失业者。由于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几乎是无穷的,所以资本家一定会把产量维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因之而会把雇用劳动者的数量增加到最大的限度,也就是,除了自愿失业者以外的一切人都能就业的限度。就是说,资本主义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处于这一状态,一切愿意从事劳动的人都会就业;只有自愿失业者或正在转换就业位置的人(即暂时性的“摩擦失业”)才会处于失业的状态。然而,据说这种少量的和暂时性的失业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端而造成的。因为,自愿失业的原因来自劳动者嫌工资低而不愿“屈就”。对这种来自劳动者的意愿所造成的失业,其咎不在于社会,而由于转业或择职而导致的暂时性的“摩擦失业”是经济运行中的正常现象。造成这两种失业的原因既非资本主义制度也非生产过剩。因此,传统的西方学说认为,萨伊定律仍然适用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第二,利息论。在萨伊定律的物物交换的例子中,人们用粮食交换日用品;这里不存在生产资料的问题。然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整个社会必须进行投资,以便改善生产技术和补充被消耗掉的生产资料。这一事实是否会影响萨伊定律的充分就业的结论?传统西方经济学认为,没有影响;其理由来自它的利息论。
按照传统的说法,投资资金的来源是储着,而人们储蓄的目的是为了在将来能得到利息,以便获取更多的消费。因此,利息被认为是“节欲”(即节制现在的消费)或“等待”(即等待将来的消费)的报酬。利息率越高,报酬越大,储蓄量也越多;反之,储蓄量越少。另一方面,利息也构成投资必须为之而支付的成本;利息率越高,成本越大,投资量越小;反之,投资量越大。这样,储蓄代表投资款项的供给,投资本身代表投资款项的需求,而利息率则为使供求相等的价格,正和任何商品的价格可以使该商品的供求相等一样。
就是说,通过利息率的作用,整个社会产品的没有被消费掉的部分,即储蓄,能够自动地转化成为投资。因此,即使存在着投资于生产资料的复杂情况,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产品都会被购买掉,不是被用于消费,便是被用于投资,从而,该社会不会存在生产过剩的失业现象,正如萨伊定律所宣称的那样。
第三,旧货币数量论。在上面用以说明萨伊定律的例子中,人们使用物物交换的制度。这种以物易物的制度已经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中使用,而代之以货币作为产品交换的媒介。在如此的条件下,萨伊定律的结论是否会受到影响?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仍然是“没有影响”。他们用旧货币数量论对此进行解释。
按照旧货币数量论,人们之所以需要金钱(即货币),原因仅在于金钱能够买到的物品,如投资品、消费品等。因此,“合严理性的人”,即企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人,除了在手中存放一小笔现款,以便购物时的方便以外,不会持有多余的现款,因为,存放于个人手中的现款得不到利息或其他类似的收益,从而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如果他具有多余的现款,他会把它用之于购买股票、债券、房地产、从事工商业经营或存放于银行来收取利息;总之,把它使用掉,不是用禾购买消费品,便是用于投资。就是说,货币不过是交换的润滑剂,其唯一的作用仅仅是交换媒介。除此以外,它没有任何基他功能。
既然货币只具备交换媒介的功能,而根据上述第一和第二点,资本主义总是处于产量最大的充分就业状态,那末,如果货币的数量增加,其后果不外乎使价格、工资等作同比例的上尹;如果减少,则后果相反。据说由于这一原因,货币数量的增减对实际经济变量(如产量、实际工资、就业人数等)不会发生任何作用,而仅能影响这些实际变量的货币数值的丈小(如产值、货币工资、就业人员的收入等),其后果就等于把一切以货币表示的标记作出同比例的增加或减少一样。换言之,货币的引入不会影响经济的运行,从而,也不会影响上述第一和第二点论证的萨伊定律的结论。
上面的三个相互关联的论点构成传统西方经济学有关就业的理论,其目的在于证明:资本主义总是能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而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显然不过是萨伊定律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尽管传统西方经济理论断言失业和生产过剩不可能发生,1929年的严重经济危机却证明了这一断言的错误。危机的严重性引发了广泛的恐慌和反思,传统经济学者在面对危机时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
面对危机,传统学者采取了两种态度。第一,认为危机是暂时的经济失调现象,从而繁荣即将到来。这种态度可以在美国当时的胡佛总统提出的口号中反映出来。他的口号是:“繁荣正在街角的地方拐弯”,意思是说,它即将出现在人们面前。
另一种态度表现在传统经济学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权威人物,如在英国剑桥大学继承马歇尔教授职位的庇古教授对这次危机所持有的解决办法上。他认为,危机的原因是由于工会人为地把工资规定在过高的水平,从而妨碍了市场机制发生应有的自我调节作用来恢复繁荣;因此,解决危机的办法是削减工资。在当时大量的工人处于饥饿状态之时,庇古教授居然能提出降低工资的解决办法,这至少可以证实这位传统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坚信他们的就业理论的程度。
凯恩斯撰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反对传统的学者所信奉的就业理论以及由此而导致对付危机的态度。具体地说,他企图推翻传统的有关就业理论赖以组成的上述由劳动市场论、利息论和货币论组成的三个部分并且提出他治理危机的对策。从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本书被定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在本书中,削减工资成为一个反复进行争论的重要主题。
二、凯恩斯理论轮廓
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国民收入、总产量和就业量是相互关联的概念。短期的定义是指技术水平和生产资料的数量基本保持不变。在这一框架下,国民收入的货币价值直接反映了社会的总产量,而就业量可以通过国民收入除以平均工资来计算。因此,在短期内,国民收入、总产量和就业量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任何一个概念的变化都可以反映出其他两个概念的变化。
凯恩斯写作的目的是想提高国民收入,使它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以便解决资本主义的失业问题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他想首先在理论上说明国民收入是由哪些变量决定的,而在找出这些变量之后,则企图用国家的政策来控制这些变量,最终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
凯恩斯认为,国民收入是由消费和投资两个部分组成,因此,前者数值的高低取决于后者这两个组成部分的数值的高低。然而,什么因素又决定消费和投资这两个组成部分的数值的高低?按照凯恩斯的意见,消费的数值取决于消费倾向,即社会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当收入增加时,消费也往往也随之增加,但储蓄的比例相对会提高,形成一个恒定的消费倾向;投资的数量则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即追加投资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和利息率。在这里,资本边际效率又取决于预期收益和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或重置成本),而利息率则由货币数量和流动性偏好所决定。
凯恩斯的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确保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投资量与储蓄量相等。由于消费倾向和资本边际效率这两个因素并没有稳定的关系,导致投资可能无法弥补所储蓄的部分,从而引发生产过剩和随之而来的失业。换句话说,危机和失业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存在的现象。
虽然凯恩斯希望提供解决失业和经济危机的政策建议,但在他的书中,这些建议较为零散。总体上,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
总的说来,凯恩斯的意思是: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的对策或政策不外乎使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的数值处于能维持充分就业的状态,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对五个变量加以控制。在五个变量中,消费倾向、预期收益、供给价格和流动性偏好这四个变量系由人们的自发的市场行为所决定,从而,国家的政策很难加以控制。只有五个变量中的一个,即货币数量,能由国家的货币政策所掌握。即使如此,由于本书所提到的种种原因,控制这一变量所取得的效果不会很大。因此,国家必须直接进行投资来使社会的投资量等于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储蓄量,以便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失业问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凯恩斯甚至提出了投资社会化的主张。
[ 此贴被赵珂在2025-01-23 16:30重新编辑 ]
Posted: 2023-05-08 20:34 | [楼 主]
孙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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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月如此表现非常好!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Posted: 2023-05-08 23:13 | 1 楼
许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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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先从提炼一本书的思想开始,读的多了,发散的才容易
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路
Posted: 2023-06-09 16:28 | 2 楼
孙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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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Posted: 2024-03-07 13:16 | 3 楼
孙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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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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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24-05-15 12:00 | 4 楼
赵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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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2024.12.1-12.24
《经济分析史》三卷
《国富论》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读书总结1:
比较斯密和涂尔干的分工思想

    什么是经济学?马歇尔将经济学看作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区别?经济学主要关注经济活动和资源分配,侧重于解释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而社会学则更广泛地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侧重于理解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两者虽有重叠,但研究视角和重点不同。以《国富论》的《社会分工论》为例,斯密和涂尔干对于社会分工的关注,尽管都承认分工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但他们的视角和重点却有显著的不同。具体来看,斯密和涂尔干如何论社会分工?
    一、斯密论分工如何增加社会财富
(一)斯密论分工增进劳动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原因
    斯密指出,凡是能够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旦实现分工,就会相应地提升劳动生产力。各个行业的分立与发展,正是由于分工所带来的这种优势。在一个国家,如果产业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程度达到极高水平,则通常意味着其各个行业的分工也已实现高度细化。分工之所以能增强劳动生产力,主要归因于以下三点:
1. 熟练度提升:当劳动者专注于一种工作时,其劳动技能随时间不断提升,从而显著增加工作效率。
2. 时间损失的减少:劳动者在不同工作之间切换时通常会浪费时间,分工的实施使得这种时间损失得以消除。
3. 机械化的引入:分工促进了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各种替代性机械的使用,使得少数劳动者能够完成多人的工作。
通过分工,不仅增强了个体的劳动能力,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富裕发展。在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由于分工导致产量上升,各个阶层的人们不仅能满足基本需求,还能获取多余的产品进行交换。这种相互依赖与广泛商品交换实现了社会的普遍富裕。
(二)论分工的原由
    分工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人类对于交换的基本需求。人们通过契约和交易获取彼此所需的物品,故此更愿意专注于擅长的职业,从而提升相应才能。尽管表面上各种职业表现出显著启示不同的才能,实际上这些差异的形成,更多地是分工和交换交互作用的结果。通过交换,人们能够将不同职业所产生的成果整合成一个共同的资源,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合作与繁荣。
(三)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分工的广度受到市场范围的制约,市场的大小直接影响分工的深度与广度。市场的广阔可以促进更加细化的分工和更高效的劳动分配。
(四)分工带来的社会经济活动   
1.分工与货币的产生与使用
    随着分工的深化,生产活动逐渐变得专业化,劳动者专注于特定领域,生产出各种专业化的商品。直接的物物交换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每种商品的需求与供给关系都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作为一种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应运而生,其产生为经济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通过使用货币,劳动者和消费者能够更加高效地进行交易,解决了分工带来的交换难题。货币的使用使得市场的规模扩大,进而推动更多的分工和专业化,使得不同职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愈加明显。人们通过货币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使得经济活动更加协调和有序。
2.分工对商品价值和价格构成的影响
    分工不仅促进了货币的使用,还显著影响了商品的价值与价格构成。在分工显著的社会中,每种商品的生产通常体现了特定的劳动时间和生产要素。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商品的价值不仅反映了所需的实际劳动时间,还与分工带来的专门化生产密切相关。
    商品的价格包括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等基本组成部分。在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过程中,不同商品的生产过程和所需的资源配置各不相同,从而导致价格构成的差异化。分工使资源的使用更加高效,进而影响商品的市场价格;例如,一些领域的专业化生产可能导致价格相对降低,而其他行业的价格则可能因资源稀缺而上升。
    此外,市场价格在供需关系的影响下,可能表现出与自然价格的偏离。由于分工的存在,特定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动态更加复杂,导致市场价格波动更加显著。自由竞争与垄断的影响也进一步反映了分工对价格形成的作用。
3.分工与资财
    在分工之前,储蓄并不是特别必要,而一旦出现了分工,充足的储蓄就成为支持更多分工的基础。更多的储蓄不仅促进了更细致的分工,同时也增强了生产效率。为了持续提升劳动生产力,预储财富显得尤为重要。投资者旨在通过合理的分工与良好的机械化,最大化地提高产品产出,最终实现资金的增加,促使产业数量与生产总量双双提升。
    一个社会的总资产可以划分为三类:
1. 目前消费的资财:不提供收入或利润,包括个人保留的资财、逐渐获得的收入和尚未消费的物品。
  2. 固定资本:不需要依赖流通即可提供收入,包括有用的机器、建筑物、土地改良和人力资本(即教育与技能)。
  3. 流动资本:依靠流通提供收入,包括货币、食品、材料及制成品。
    在资本的使用方面,流动资本通过流通与交换获得利润,其形式不断变化;而固定资本则用来改善生产条件,长期提供收入。如果将货币视为社会总资产中的特殊组成部分,它作为流动资本的一部分,负责商品流通与价格形成,但本身并不直接构成社会收入的一部分。
    资本的使用方式主要有两种:所有者自用和贷与他人使用。当资本由所有者自用时,便能够直接控制其使用和收益,确保生产效率达到最优。这种方式使得所有者通过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与提高生产效率,来提升年产值。
而当资本贷与他人使用时,便在生产过程中的流动性、效率与利润分配上产生新的动态。借贷资本使那些没有资本的生产者得以取得所需资源,从而提升整体社会的生产力。
    资本的不同用途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土地与劳动的年产物量。农业、制造、运输与零售四种用途分别代表资本的多样化运用。每种用途通过不同方式显著影响经济的整体产出。例如,农业投资直接影响食品供应与农村经济,制造业则推动技术进步与产值提升,运输业改善资源流动,而零售促进消费与需求满足。
二、涂尔干论社会分工如何促进社会团结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介绍了社会团结的类型、原因和条件, 反常的社会分工形式等内容,这些内容支撑了他的社会分工理论,涂尔干所要挖掘的是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分别靠什么来达到,现代社会存在失范状态但却没有瓦解,就是因为社会分工带来了新的社会整合。
(一)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
1.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
    前者是原始社会、古代社会以及现代的那些不发达社会的一种社会联结方式,它通过根深蒂固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的诸多个凝结为一个整体。是一种由于相似性而形成的团结。后者是由发达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成员间的异质性所决定的另一种社会联结方式,它的典型就是近代工业社会。在这种社会联结形式下,由于分工导致的专门化,增强了个体问的相互依赖。一方面,分工越是细致,个人对他人或社会的依赖就越是深入;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行动越是专门化,个性就越鲜明,就越是能够摆脱集体意识的束缚。
2.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
    在压制性制裁制度下,盛行的主要是刑法,其条文是约束性的制裁,它将任何威胁或违反集体良心的行为确认为犯罪,由此实现社会对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的有效监督和控制。与恢复性制裁相对应的是合作法或复原法,包括民法、商业法、诉讼法、行政法和宪法等等,它们“都涉及到维护或恢复合作关系”。此时,法律的功能不是为了赎罪,而只是为了将事物恢复原状。
(二)分工形成的原因
    分工发展的原因在于社会的复杂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竞争的激烈。具体受以下两个因素影响:社会密度和社会容量。社会密度指社会成员之问相互交往的频率和强度,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口集中趋势,第二,城镇的形成和发展,第三,沟通手段和传播手段的数量和速度;社会容量相当于社会规模和社会关系。
    社会密度和社会容量的增加使人类的生存竞争变得更为残酷,劳动分工是物竞天择的结果,是一种和平的解决方式。正是有了分工,竞争对手才不至于被淘汰,竞争失利者不得不开辟新的职业领域和新的生存空间,而能够自保和幸存下来。
(三)反常的分工:分工就一定会带来团结吗?
    涂尔干认为反常的分工是病态形式,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带来与团结相反的结果。三种类型的反常分工: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和不协调的分工。
    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在集体意识逐渐减弱以后,如何形成社会团结?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中做了补充说明,提出职业团体的概念。法人团体或者职业团体则是由从事同一种职业,单独聚集和组织起来的人们所构成的团体。法人团体确定本行业成员的道德规范,规定本行业成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调节行业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与纠纷,组织行业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助和公共生活等,使得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有序进行本书中,涂尔干阐述了个人诞生于社会的观点,是其整个社会学的核心内容。
    此外,社会还具有一种道德力量,它通过设定理想和提供制约促进社会内部的凝聚力。
    总之,斯密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关注分工如何提高劳动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强调市场机制的重要性。涂尔干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分工,关注的是分工如何影响社会的团结和整合。他将社会团结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认为分工的深化导致现代社会从传统的集体意识(机械团结)向个人主义与专业化(有机团结)转变。其次,斯密理论建立在经济学的假设上,认为分工是提升经济产出和交换的直接结果;涂尔干则运用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团结的不同形式及其形成的条件和影响。最后,对分工后果的看法。对于斯密,分工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富裕是自然且正面的现象;对涂尔干来说,分工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导致社会的解体或失范,必须谨慎看待。

读书总结2:
李嘉图对斯密思想中有关价值、分配和贸易的继承和发展

一、劳动价值论 
    斯密认为价值一词有两种不同的含意:有时表示某种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则指占有此种物品所表示的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前者可称为使用价值,后者可称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极大的东西,交换价值往往极小或完全没有;反之,交换价值极大的东西,使用价值往往极小或完全没有。例如,水和空气是极其有用的,是生存必不可少的东西,但在正常情况下却无法换取任何商品;与之相反,黄金与空气或水相比用处很少,但它可换取大量其他商品。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了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将其视为唯一的价值来源。斯密认为,商品的价值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生产所需的劳动、资本和市场供需。他关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但对于劳动的核心作用表达得不够明确。
    虽然李嘉图在继承了这一区分,但他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具体关系也进行了补充和深化。李嘉图强调,使用价值实际上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只有那些具备使用价值的商品才能参与到交易中。换句话说,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其在市场中的交换价值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实用性和效用的商品,交换价值将失去意义。李嘉图进一步探讨了交换价值的根源,认为交换价值的变化与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密切相关。虽然使用价值是交换的前提,但真正决定商品在市场中交换价值的,是生产该商品所投入的劳动和资源,这使得劳动成为决定交换价值的核心因素。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市场中总供需关系的结果,而是与为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劳动直接关联。因此,尽管商品在市场中可能因为供求关系而波动,但从长远来看,价值最终还会回归到由劳动决定的自然价格。
二、分配理论
    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系统性地探讨了三个主要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及其在经济中的角色。斯密认为,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最重要因素,生产要素的分配需要考虑劳动的贡献。资本家通过投资和管理资本来获得利润,斯密认为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土地所有者通过出租土地获得地租,斯密承认土地在生产中的重要性。斯密主要关注市场机制如何在自由竞争中决定各个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工资是劳动者的报酬,受劳动供求的影响。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工资水平会向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靠拢。利润由资本家对所投资资本获得的回报,取决于企业经营的成功与否。地租是土地所有者通过土地获得的收入,通常随着土地的稀缺度和使用价值而变化。斯密强调,自由市场通过竞争机制自然实现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资本、劳动与土地的收入分配是通过市场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李嘉图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这三种要素是经济生产的基础。他强调这些因素在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并继续使用这些概念进行分析,但注重动态分析,强调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此消彼长的关系。工资方面,李嘉图将其分为劳动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劳动者维持自身与家庭所需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价格,会随这些物品价格涨跌而变化李嘉图提出工资水平受到生存成本的约束,意味着在长期内工资往往趋向于“生存工资”,这一理论深化了对劳动者收入分配的理解;劳动的市场价格则由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付,劳动稀少时昂贵,丰裕时便宜,但最终有符合自然价格的倾向,而且劳动的自然价格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还受人民风俗习惯、资本积累速度和劳动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影响。利润上,各行业存在利润率均等化的趋势,但李嘉图未充分解释利润的来源及其他影响因素,利润更多被看作是扣除地租和工资后的余额。在地租层面,从 “总产出 = 总收入 = 地租 + 工资 + 利润” 这个公式出发,地租可通过减去最贫瘠土地的产出分离出来,最贫瘠土地的产出等于工资加利润,地租其实是归属于土地肥力的产品份额,谷物价格由在最贫瘠土地上生产的劳动量决定,地租被谷物价格所决定,而非决定谷物价格,并且随着人口增加,会迫使多余人口去耕种更贫瘠土地,进而导致地租升高,工资和利润被压缩。同时,他提出了递减法则,即随着人口增长和耕地开发,边际收益逐渐递减。
三、贸易理论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倡自由贸易,他认为通过国际贸易,各国可以专注于其绝对优势的生产,一个国家如果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一种商品,那么这个国家在该商品的生产上就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各国应专注于生产和出口那些它们能以较低成本生产的商品,同时从其他国家进口它们无法有效生产的商品。从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和财富水平。国际贸易能促进专业化和分工,增加生产效率。如果国家A能够以低于国家B的成本生产小麦,那国家A就应专注于小麦生产,而国家B应去生产自己能以相对低成本制造的商品,如纺织品。通过这种方式,两国都能从贸易中获益,从而实现财富的增加。斯密坚决反对保护主义政策,认为保护措施会干扰市场的自然调节,降低经济效率。他认为,政府的干预应该最小化,以允许市场力量自由运作。自由贸易能通过竞争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减少资源浪费,并鼓励更高效的生产。
    李嘉图在其比较优势理论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强调即使一个国家在所有商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但通过贸易,它仍然可以从比较优势中获益。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些产品上的相对效率高于其他产品,而其他国家在其他产品上则表现出相对优势,各国仍然可以通过贸易获得利益。假设国家A在生产小麦和纺织品上均优于国家B,但相对而言,它在小麦上的优势更大。如果国家A将资源投入到小麦的生产中,国家B专注于纺织品的生产,即使在绝对上国家B是处于劣势,两国仍然能够通过贸易享受到更多的商品。虽然两者都推崇自由贸易,但李嘉图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对待农业保护方面,表现出比较复杂的态度。他在经济实际情境中考虑到地产利益及农业的社会稳定,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支持对农业的保护。

读书总结3:
经济学流派发展脉络梳理

一、明确几个区分
    什么是经济学?马歇尔将经济学看作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人的日常活动的动机,可以通过衡量动机的结果来衡量动机本身。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经济系统和经济活动的社会科学,它关注资源的有限性、选择行为、市场运作、价格机制、生产分配等,旨在理解经济如何运作及如何优化资源配置。
    什么是社会学?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社会变迁及其对人类行为影响的学科。它关注社会群体、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分层、社会运动等,旨在理解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区别?经济学主要关注经济活动和资源分配,侧重于解释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而社会学则更广泛地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侧重于理解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两者虽有重叠,但研究视角和重点不同。
    经济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它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关注经济活动的社会嵌入性、社会网络、文化和社会制度对经济的影响。
    什么是政治学?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政治系统和政治行为的学科,它关注国家、政府、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政治参与、政治决策等,旨在理解政治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又是什么?政治经济学有多重含义:对不同作者而言,政治经济学可能指现在的经济理论或“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也被视为多种科学的凝聚物,十七世纪时被命名为政治经济学,并因此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它主要关心国家的经济或经济性的公共政策。政治经济学体系是一整套经济政策的阐述,这些政策是作者根据某种统一的(规范的)原则(如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而极力主张的。这些体系包含真正的分析工作,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和行为的广泛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则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更侧重于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特别是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政治经济学也关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经济政策对社会公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什么是经济分析史?经济分析史是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的历史,特别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方面的历史。它涉及历史、统计和理论三个构成部分,旨在揭示经济分析方法和理论的演变。
    如何区分经济分析和经济社会学?经济分析主要讨论人们在任何时候的行为方式及其产生的经济效果,关注的是行为的结果和效率;而经济社会学则处理人们为什么会这样行为的问题,关注的是行为的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经济分析更侧重于定量分析和理论构建,而经济社会学则更侧重于定性分析和社会解释。
    什么是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是研究有关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公共政策的所有意见与愿望的历史总和。它起始于古代神权政治国家的记载,关注经济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点的演变,以及这些思想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经济思想史不仅关注经济现象本身,还关注经济思想背后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
二、以发展脉络为主线梳理写作框架
    《经济分析史》全书共分成五大部分,描述从希腊—罗马时代直到今天在经济领域里科学分析的发展和成果”;又指出“本书的主题就是关于描述和解释经济事实并为从事此项工作提供各种工具所作的种种努力的历史”。
    第一编为导论,讨论了经济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本编在开头一章提出了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史”,以及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熊彼特认为要看我们如何定义“科学”,他的最终回答是肯定的)的问题。接着以一章讨论了经济分析的技术和方法,包括经济史、统计学、“理论”、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应用领域的各个学科;又以一章讨论了与经济学同时发展起来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即社会学、逻辑学、心理学和哲学。最后一章讨论了所谓“经济学的社会学”,主要只讨论了“经济学史”是否即为“意识形态史”?着重阐述了“经济法则”的特性以及“经济分析史”如何有别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史”和“经济思想史”。
    第二编包含的时间最长,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所谓“希腊—罗马经济学”开始,直到1790年古典经济学建立起来为止,上下二千二百余年。首先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所谓“希腊—罗马经济学”,中间经过早期的封建主义和“经院学派”,接着是“经院学派”和资本主义,重商主义、“自然法”观念、自由放任思想,以及重农学派、威廉·配第、亚当·斯密等等派别和人物,包括了他们的哲学观点和经济学说。希腊—罗马经济学: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为代表,为后来的经济学思想奠定了基础。经院学派:早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学思想,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影响。重商主义:强调国家通过控制贸易和货币来积累财富。重农学派:以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为代表,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主张自由放任和单一税。魁奈还是完全竞争最大化学说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因其积极支持农业利益,并主张“听任自然,享有充分的自由”而被誉为重农学派的前驱。他的思想为后来的重农学派奠定了重要基础。魁奈提出了两个重要建议:一是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包括自由贸易;二是对土地净收入征收单一税。此外,他还是完全竞争的最大化学说的创始人。魁奈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个人追求私利将促进全社会欲望的最大满足。
    第三编从1790年到1870年。这一编首先着重阐述了经济学说各派的学术思想渊源,诸如“功利主义”、“浪漫主义”、“环境决定论”、达尔文“进化论”及其他类型“进化论”、早期社会主义等等;然后评述了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等人;最后提到了马克思,着重阐述了他的学说体系和他的利息剥削理论,并分别评述了马克思和李嘉图关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学说。
    第四编从1870年到1914年及其稍后一段时期,这个时期的时代背景是它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广泛传播,也标志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开始形成和奠定基础。熊彼特也着重描述和评述了这一时期。他首先用前四章的篇幅阐述了这一时期的背景材料和有关学科的发展情况。例如,除了第一章为导言和写作计划外,
他用第二章讲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自由主义的失败;又讲了自由贸易与对外政策、国内政策与“社会政策”;还讲了艺术与思想——一是资产阶级文明和它的“难以驯服的后代”,二是资产阶级文明和它的哲学。他用第三章讲了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学科的发展情况,包括历史学、社会学(包含历史社会学、史前人类社会学、生物学派、独立自主的社会学等)、心理学(包含实验心理学、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或“完形心理学”、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他还用第四章讲了“社会政策”和历史的方法,着重讲了“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特别是讲了“最年轻的”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施皮托夫、桑巴特和韦伯。
    后面四章的篇幅论述了本篇的主题。第五章题为“本时期的普通经济学:人物和派系”,共分为八节:1.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这三位是边际革命的发起人。这场革命的中心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兴起,这一理论是同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这三位领导人的名字联在一起的。2.英国:马歇尔时代,先谈到了埃奇沃思、威克斯蒂德、鲍利、坎南、霍布森等人;后论述了马歇尔及其学派。3.法国。4.德国和奥地利,主要论述了奥地利或维也纳学派,还谈到了一些政界元老或其他从政者。5.意大利,也谈到了政界元老;然后论述了潘塔莱奥尼;并着重论述了帕累托。6.荷兰及北欧学派,主要论述了瑞典学派(亦即北欧学派)创始人威克塞尔。7.美国,先谈到了美国经济学界的先驱者;然后着重论述了J.B.克拉克、费雪和陶西格;最后又谈到了一些其他知名经济学者。8.马克思主义者,先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然后谈到了“修正主义”;最后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第六章题为“普通经济学:它的特点和内容”,包括总的理论,从人口、企业、资本直到价值、成本、生产、交换和分配;从利息、地租到工资;还有各个应用学科的部门经济学:国际贸易、财政学、劳动经济、农业、铁路、公用事业、托拉斯、卡特尔等等。
    本编第七章题为“均衡分析”,和上述第五章居于同样重要的地位,也共分八节:1.本时期经济理论的基本一致性。2库尔诺与“数理学派”:经济计量学,包括数学对经济理论的用途以及库尔诺的贡献。3均衡的概念,包括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静态和演进;以及可决定性、均衡、稳定性。所谓静态分析,是指处理经济现象的一种方法,该方法试图建立经济体系各要素——商品的价格与数量——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要素都有同一的时间下标,也就是说都指向同一时点。每本教科书上所讲授的、单一商品市场上的一般供求理论,采用的都是这种方法。这种理论叙述的只是某一观察时刻需求、供给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而不考虑任何别的因素。于是我们不得不考虑变量的过去值和(预期的)未来值,不得不考虑时滞、顺序、变化率、累积量、预期等等因素。力图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便是动态经济学。静态和动态理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两种不同的但相互关联的观点来说明。一方面,静态理论涉及的是较高水平的抽象:动态模式也是从许多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但静态模式略去了更多的现实特征,也就是略去了上一段末尾列举的那些特征,因而比动态学更接近于经济量的纯逻辑。另一方面,静态理论可以说是较为一般的动态理论的一个特例:这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来,即只要使动态模式中的“动态化因素”等于零,就可以得到静态模式。4竞争假设前提与垄断理论,还有“寡头垄断”和“双边垄断”。5计划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6局部分析,包括马歇尔的需求曲线、弹性概念、其他用于一般分析的概念,例如马歇尔关于个别企业的理论等。7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包括瓦尔拉的“概念化”、交易理论、简单交易的可决定性和稳定性、瓦尔拉的生产理论、资本形成与货币导论等。8生产函数,包括其意义、这一概念的演进、一阶齐次的假设前提、收益递增与均衡、接近“零利润”的趋势等。最后在本章还添加了一个关于“效用理论”的附录,包括早期和现代有关这方面的发展、它和“功利主义”的关联、心理学与效用理论、基数效用、序数效用、假设条件的前后一致性、福利经济学等。
    最后第八章,题为“货币、信用与周期”,共分九节,论述了这方面的实际问题,瓦尔拉、马歇尔、威克塞尔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分析工作,货币的性质,职能与克纳普的“国家货币学说”,货币的价值与指数分析,货币的价值与交易方程式,货币数量学说及购买力平价学说,货币的价值与现金余额分析和收入分析,银行信用,危机和周期的货币解释理论,非货币周期理论——朱格拉周期等。
    第五编是本书最后一编,则为现代的发展梗概。全编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导论和本编计划”,主要论述了大约从1925年到1950年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情况,包括“马歇尔—威克塞尔体系”及其发展,经济动态学,收入分析等。第二章题为“根源于马歇尔—威克塞尔分析工具的发展”,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为现代消费者行为理论和“新的”生产理论,二为单个厂商理论与垄断竞争。第三章题为“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学,主要论述了当时的德国、意大利和俄国(苏联)。熊彼特论述的极权主义包括苏联的斯大林统治以及德、意的“国家社会主义”或法西斯统治。但熊彼特在简短叙述苏联关于经济学研究的情况时,却对布哈林表示了高度的崇敬,认为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坚贞不屈者”。熊彼特还对当时苏联农业经济研究所以康德拉捷耶夫为首的几位农业经济学家所提出的“长周期”理论等等科研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在当时是“登峰造极的成就”。接着熊彼特在本编第四章,以“动态学与经济周期研究”为题,论述了宏观经济动态化:“宏观动态学”,统计上的补充:“经济计量学”,以及宏观动态学与经济周期研究的相互作用。最后在第五章,以“凯恩斯与现代宏观经济学”为题,论述了凯恩斯《通论》中的分析工具,以及凯恩斯学说的影响。
三、以时间为脉络梳理17世纪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流派发展
    经济学家的流派划定是依据其理论观点、所采纳的分析方法以及所推行的政策主张这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评考的。其中介绍了各个经济学流派的地位与特点,同时也提供了每一位经济学家的国籍、代表作、所作贡献、获奖情况等相关信息,这个发展脉络大致如下:
    17世纪,英国代表人物,威廉•配第在1662年发表《赋税论》,开创现代经济学,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商品价值的源泉归于劳动。法国代表人物布阿吉尔贝尔,在1705年发表《论财富、货币和租税的性质》,批判重商主义,提出自然秩序的思想。
    18世纪,主要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庸俗经济学。一、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重农学派和自由主义。重农主义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代表人物法国魁奈,著作《经济表》,主要思想为纯产品理论。自由主义倡导对市场不加干预,以自由竞争的方式发展资本主义。代表人物英国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他是现在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与看不见的手的命名者;英国李嘉图,在1817年发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他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集大成者,其劳动分工理论为经济学基础理论,对马克思等产生影响,法国西斯蒙第,在1803年发表《论商业财富》,他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二、庸俗经济学主要分离亚当斯密的庸俗成份并使之系统化,代表人物英国马尔萨斯,著作《人口原理》,提出人口爆炸理论。法国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他是庸俗政治经济学创始人,有争议的萨伊定律。
  斯密的思想深受经院学者、自然法哲学家和哈奇森的影响。他的《国富论》是经济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主要分为五编。斯密在书中详细论述了分工、交换价值、生产成本、均衡理论和分配理论等核心概念。分工:斯密认为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技术进步、机器的发明和投资都是由分工引起的。分工的发展归因于市场的逐步扩大,经济进步也因此被非人格化。交换价值:斯密在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割裂开来方面,虽然不如他之前的某些作家,但他提出了用真实价格(即所有其他商品表示的价格)取代货币价格进行跨地区和跨时期比较的观点。他选择劳动作为价值标准,尽管当时指数方法尚未被发明。生产成本与分配:斯密将生产成本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认为这三者是所有收入和交换价值的原始来源。他的这一观点为研究均衡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提供了基础。均衡理论:斯密提出了粗浅的均衡理论,预示了后来萨伊和瓦尔拉的理论。他认为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波动,自然价格能补偿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资本与储蓄:斯密在第二编中提出了有关资本、储蓄和投资的理论,这些理论对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区分了个人和社会的全部存货中被称为资本的部分,并引入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概念。
    马尔萨斯。人口问题,就是这样一些问题:决定人类社会大小的是什么,随着一国居民人数的增减而产生的后果是什么;人口主义的态度,就其经济动机而言,隐含着一种信念,即人口的增加会(在一定限度内)增加每个人的平均财富,或者也可以说,相信报酬是递增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人口主义并行的保护主义态度也是如此。马尔萨斯除了对生殖力和生存手段的作用采取特殊的数学法则外,只是重复了一下这个原理;他说人口“按几何比例或级数”——即发散几何级数——增加,食物按“算术比例或级数”增加。
    斯图亚特。斯图亚特在他的《原理》中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外延边际”的情况。他指出,当人口增加时,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贫瘠的土地,导致同样的生产努力产生的收成越来越少。这一观点被后来的李嘉图追随者所发展。
    萨伊他将经济学的研究主题聚焦于生产、分配和消费三大领域,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倾向于效用价值理论,并建立了生产三要素(土地、劳力和资本)说,强调了企业家的作用。萨伊提出的“萨伊市场法则”指出,大多数情况下,供给的增加会带动需求的增加,反之亦然,这一观点在当时具有深远的影响。
    19世纪上半叶,首先迎来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此项工作是由英国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848年《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整理完成。接着就是社会主义思潮和旧历史学派。一、社会主义思潮抨击私有制,宣扬以较高级的公平标准进行社会财富分配。代表人物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1867年发表《资本论》。二、旧历史学派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代表人物德国威廉罗雪尔,他是历史学派方法论的奠基者,出版《国民经济学体系》。德国布鲁诺·希尔特布兰德,他以统计学进一步完善该学派研究方法,著作《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德国卡尔·克尼斯,他系统阐述该学派的研究对象及方法,著作《历史方法观的政治经济学》。
    西斯蒙第的分析所具有的显著特点是:它是同一种明确的动态模型---按这个词的现代意义说--连结在一起的。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李嘉图在价值理论上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效用是产生交换价值的必要条件。他的理论对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李嘉图还就利润率下降规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一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约翰穆勒关于资本的原理。第一个命题是,工业受资本的限制,尽管工业并不总是发展到那一极限。第二个命题资本“产生于储蓄”。第三个,储蓄并不减少消费,第四个对商品的需求不是对劳动的需求。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学说体系逐渐成熟,他的剥削理论尤为引人注目。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工人的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其价值等于体现在其中的劳动时数。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后,让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时间进行工作,从而生产出“剩余价值”,这部分价值构成“无偿劳动”,工人因此受到剥削。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
    19世纪下半叶。主要是新历史学派、边际效用学派和新古典主义。一、新历史学派继承旧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大量运用统计资料和统计方法,认为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代表人物,德国阿道夫·瓦格纳,认为国家是社会改良的最主要的社会改良的支柱,代表作1876年《政治经济学教程》。
德国古斯塔夫·冯·施穆勒,他倡导在经济学中加入对伦理因素的考量,发表《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二、边际效用学派以掀起边际革命的形象出现,把经纪人如何获得最大满足作为研究对象,强调消费、效用和需求,把经济学改造成为以消费,交换和生产为序的理论体系。代表学派:第一,奥地利学派,也称心理学派,采用抽象演绎法,把边际效用价值论当作理论基础,主要人物:卡尔·门格尔是边际革命的三大革命发起人之一,代表作《国明经济学原理》。维塞尔最早提出术语“边际效用”,代表作《自然价值》。庞巴维克,提出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相对立的“时差利息说”代表作《资本与利息之卷一: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批判》。第二,数理学派。以数学分析为工具。把边际效用价值论当作理论基础。英国威廉•杰文斯,也是边际革命发起人之一,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理论》,接着分支成洛桑学派,推进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一半均衡论。代表人物法国瓦尔拉,同样是边际革命的三大发起人之一,是洛桑学派的奠基人,发表《纯碎经济学讲义》,意大利帕累托提出序数效应和无差异曲线,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教程》。第三,美国学派,出现最晚,以分配为中心的独特体系,代表人物约翰•贝茨•克拉克,发表《财富的分配》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三、新古典主义也称剑桥学派,以折中主义糅合古典政治学的各种理论,建立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全新体系,代表人物为英国马歇尔,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他是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同样开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二次大综合。英国庇古,是福利经济学之父,代表作《福利经济学》。
    在这一时期,历史学派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流派之一。历史学派认为,科学的经济学致知方法应主要基于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及其概括。经济学家在掌握经济学专业科学部分时,应首先具备历史技能,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具体细节,并从中提炼出一般知识。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旧历史学派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其中,希尔德布兰德、罗雪尔和克尼斯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希尔德布兰德:作为一位具有诸多优点的活跃人物,希尔德布兰德强调经济文化的进化性,并认为经济现象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尽管他坚持对“自然规律”的信仰,但他更加重视史料的根本重要性,认为史料是理解经济现象的基础。罗雪尔:罗雪尔是教授学究的化身,他在历史哲学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在经济思想史领域,他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就,并成为了经济学学术舞台上的一位主要角色。然而,尽管他辛勤地传播了当时正统派的学说,并使用了大量的史料进行说明,但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工作并没有形成独特的历史学派特色。克尼斯:克尼斯是旧历史学派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主要成就在货币与信用领域,是这一领域的知名理论家。尽管他与历史学派的唯一联系在于他写了一本纲领性的书,但这本书却强调了政策的历史相对性和学说的历史相对性,为历史学派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本书受到了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称赞,并因此获得了与其内容并不完全相称的盛誉。
    新历史学派的出现标志着历史学派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学派的研究方针、研究纲领以及学派的形成都与古斯塔夫·冯·施穆勒的名字紧密相连。施穆勒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地领导了新历史学派,并使其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派。他的研究工作具有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体现在他的个人研究中,也体现在他的门生的研究中。研究工作的特点:施穆勒和他的大多数门生都曾积极投身社会改革的斗争,并竭力坚持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精神是新历史学派的重要特征之一。新历史学派具有真挚的科学批判精神,对那些属于历史哲学性质的广泛概括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经济学研究应该基于具体的历史事实,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概括。施穆勒经常反对对经济现象进行“隔离”分析,认为这种方法会丢失经济现象的真实性和复杂性。他和他的追随者主张采用更加综合和整体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新历史学派希望只通过整理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就能将其与“普通经济学”相结合。然而,这种愿望只是一种妄想,因为经济学研究需要更多的理论构建和逻辑推理。
    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领域中独树一帜,其形成和发展主要得益于卡尔·门格尔及其两位杰出门徒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共同努力。他们不仅继承了门格尔的学术思想,还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一学派的理论体系。此外,扎克斯、楚克坎德尔等追随者也为学派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尽管存在第二代学者,但将焦点放在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以及奥斯皮茨和利本这两位相对被忽视的领袖身上,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学派的核心和影响力。
    意大利学派帕累托。帕累托是意大利学派的重要代表,其影响力跨越国界,但在不同地区和领域内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他的社会学理论在国际上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同时,他提出的收入分配定律也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批评。然而,在德语国家,尤其是德国,除了对垄断理论的某些反面批评外,他的经济学其他部分并未获得广泛认可。在法国,情况相对较好,布斯凯等人支持他的学说。此外,艾伦和希克斯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帕累托在英美两国的知名度。
    美国学派克拉克。克拉克在美国学派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为企业家作用与企业家利得的理论以及静止状态与发展状态的经济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研究为理解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以及不同经济状态下的经济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
    英国马歇尔经济思想的两大重心在于“均衡价格论”和“边际效用说”。他是局部均衡分析的创始者,他研究单个市场的行为,以供给、需求和价格三者函数关系的公式来论证均衡价格的规律性。认为市场供需两条曲线正如剪刀的两翼一样,在均衡的位置相交。以均衡价格论来分析,只要给予市场充分的自由,供需一定能达到自我平衡。这也是西方经济学界长期坚持的一种理念,那就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均衡价格论实质上就是供求论,即用供求关系来说明价格的变化。均衡价格论确立了均衡价格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地位。均衡价格是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所形成的价格,它是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直接决定的。在短期里,需求是影响价格的决定因素,在长期里,供给或生产成本是影响价格的决定性因素。边际效用说并非马歇尔首创,但是他利用数学完善了边际增量的分析方法,并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价值论上,而且把它推广到分析各种经济问题。边际效用表现的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活动的愿望与需求(主要在心理层面),这是马歇尔经济思想有别于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之处——研究人们的行为模式。心理需求决定行为模式,毕竟经济学是一门关于选择的科学,市场个体的心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马歇尔认为,在短期里,需求是影响价格的决定性因素;而在长期里,供给或生产成本是影响价格的决定因素。什么是边际递减?一物对任何人的全部效用(即此物给他的全部愉快或其他收益)随着他对此物所有量的增加而增加,但不及所有量的增加那样快。如果他对此物的所有量以同样的比率增加,则他由此而得到的收益以递减的比率增加。换句话说,一个人从一物的所有量有了一定的增加便会得到的部分新增加的收益,但这部分新增加的收益会随着他已有的数量的增加而递减。此外,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还提出了需求弹性的概念,指出了需求对价格的不同依赖程度。市场中需求弹性(或感应性)的大小,取决于需求量在价格的一定程度的下跌时增加的多少,和在价格的一定程度的上涨时减少的多少。经济福利理论方面,他创建了“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学说,统称“马歇尔剩余”。在此书中,马歇尔还提出“消费者剩余”的概念,即购买者对某一商品所愿支付的价格和该商品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当市场价格低于购买者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愿意支付的价格时,这个购买者就不仅在购买中得到了满足,而且还得到了额外的福利。另外还有他的分配理论,在分配理论方面,马歇尔仍然把生产要素分为劳动、资本、土地和组织(对企业进行管理而言),认为国民收入是这四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因此,国民收入也分为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它们也就是各生产要素的价格。
    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制度学派和瑞典学派。一、制度学派属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与传统经济学对立,强调对社会制度的改良。代表人物:凡勃伦,是制度学派的奠基人,将本能主义心理学加入经济学范畴,著作《有闲阶级论》;康蒙斯出版《制度经济学》是制度学派第一部系统性的论著。二、瑞典学派倡导宏观货币政策,以小国开放型混合经济为其特色。代表人物维克赛尔提出累计过程理论与分配制度改革论,出版《利息与价格》;贡纳尔•缪尔达尔,建立宏观动态均衡模型,代表作《货币均衡论》;林达尔,提出序列分析方法与以“计划”为核心的动态理论,代表作《货币与资本理论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是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一、新自由主义有三个学派,新奥地利学派、伦敦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新奥地利学派以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为中心,坚持奥地利学派的自由放任传统。代表人物米塞斯,他是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人物,提出行为理论及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出版《货币与信贷理论》;伦敦学派以伦敦经济学院为中戏,坚持英国自由主义经济传统。代表人物埃德温坎南,以折中手法融合传统经济思想,发表《经济大恐慌》,莱昂内尔·罗宾斯,提出对经济学影响深远的方法论观点,发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芝加哥学派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中心,推崇经济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兰克•奈特,提出注重企业家才能和不确定性的利润理论,亨利•西蒙斯,发表《自由放任的实证计划》,提出,政府的责任包括维护运转市场的自由经济环境,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发表《通往奴役的道路》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新自由主义。二、熊彼特发表《经济发展理论》首创创新理论的先河,是自成体系的经济学大家。三、凯恩斯主义,掀起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宏观经济学自此确定。英国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有效需求理论及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的观点,其流动性理论为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接着出现新古典综合派和与之相对立的新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的思想体系与古典经济学进一步融合起来,代表人物詹姆斯•托宾,是资产持有形式理论的创建者。萨缪尔森,出表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教科书,以数学方法分析经济学;新剑桥学派主张分离凯恩斯主义与古典经济学的联系,代表人物皮罗•斯拉法,出表《用商品生产货币》以“斯拉法之谜”动摇局部均衡论的根本。琼•罗宾逊,代表作《资本积累理论》,对不完全竞争理论形成经济阐述。
    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围绕四个核心变量展开:货币数量(存款)、消费、投资与利率。他引入了“工资单位”或工时来表示数量,从而消除了价格水平的影响。就业与收入之间存在严格的比例关系,因此就业与收入紧密相关。这些变量通过灵活偏好函数、消费函数(包含著名的“乘数”概念)以及投资函数相互关联。凯恩斯在储蓄理论上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假设人们储蓄时并无确定的投资意图,而可能决定不投资,只将储蓄以货币形式保存。这一观点与之前的经济学家认为储蓄者通常将储蓄用于投资的观点截然不同。此外,凯恩斯提出了资本的边际效率概念,与过去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概念有所不同,但实质上说明的事实相同。他认为储蓄并非资本形成的原因,而是失业与资本毁灭的根源。这一论点对不再信仰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准则的人们具有吸引力,并使凯恩斯学说成为经济激进主义的旗帜。
    凯恩斯的分析框架围绕现期国民收入进行,涉及五个内生变量:国民收入本身、就业、消费、投资以及利率。此外,还有一个外生变量,即金融“当局”的行动加在该体系之上的货币数量。由于就业假设完全决定于国民收入,因此可以省去这一变量。国民收入的现值等于现期的消费加上现期的投资(均以工资单位表示)。在这个框架下,凯恩斯利用三个函数或函数表(他称之为“心理规律”)来想象经济过程:消费函数、投资函数以及灵活偏好函数。这些函数用于证明存在就业不足的均衡状态,并指出储蓄(或利息率)是使一国陷于穷困的罪魁祸首。消费函数来自马尔萨斯和维克塞尔,并经过凯恩斯的精确化。投资函数则涉及重要的动态考虑,与资本的边际效率相关。灵活偏好函数则涉及利率的变动,与储蓄者的灵活偏好度相关。
    凯恩斯在利息理论上背离了传统的巴贲传统,并创立了一种货币利息理论。他认为利息不导源于,也不表现为与资本货币的净报酬具有联系的任何事物。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尽管凯恩斯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存在争议和不完善之处,但他的贡献在于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20世纪下半叶,首先是现代货币主义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对抗,对待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美国费里德曼,他是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创立者,代表作为《资本主义与自由》;其次是弗莱堡学派,在国家干预经济失败后,探索社会市场经济,代表人物德国瓦尔特•欧肯,建立弗莱堡学派理论的三大支柱,代表作《资本主义理论》研究,德国路德维希•艾哈德建立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系,创造经济增长奇迹,代表作品《来自竞争的繁荣》;供给学派批判凯恩斯主义以需求为重点,主张以供给出发稳定经济,代表人物美国阿瑟•拉弗,提出解释税率与税收关系的“拉弗曲线”;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市场选择对公共物品是无效的,提出公共选择的规则,代表人美国詹姆斯•布坎南,提出经济人与政府失效理论,发表《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相较于制度学派注重企业权力结构,研究重点上升到研究社会的权力结构,代表人物美国约翰•加尔布雷思提出改良美国经济二元体系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学派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为基础进行经济制度的研究,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揭示了企业如何起源及其扩张受限的因素,代表作《厂商的性质》;最后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反对货币主义政策,提出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经济理论,代表人物小罗伯特•卢卡斯发展提出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代表《预期和货币中性》。

2024.10.26-12.30
书单:
《大转型》
《消费社会》
《社会学二十讲》
《经济学原理》上下

自我、身体和休闲的消费逻辑

一、什么是消费?
    涂尔干认为,消费是一种失序,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消费不受形式规定的支配,与需求的失度和个体的偶然性相关联。而鲍德里亚认为消费似乎是有序的,它一种主动的集体行为,是一种约束、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和一种价值体系,具有集团一体化及社会控制功能。消费社会也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也就是与新型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性调整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特定社会化模式。
    消费通过什么进行驯化?这主要是通过对大众的精神驯化来实现的。这种驯化是通过信用的力量来实现的,信用所施加的纪律和预算约束引导着人们进行预先计算、投资以及与资本主义行为相关的相应决策。虽然信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额外的奖励,是实现财富的一条捷径,暗含着享乐主义的性格,但实际上,它是对几代消费者进行一种社会经济系统的强制性驯化,促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避免偏离需求的规划,否则他们将无法有效开发自身的消费能力。信用就像是在榨取储蓄并调节需求的一种训练机制。
    消费是一种享受?从表面上看,消费似乎是自我满足的行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购买所需的物品获取快乐和满足感。然而,从社会逻辑的角度来看,消费实际上建立在对享受的否认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享受不再是一种合目的性的理性目标,而只是消费过程中个体合理化的一个阶段,而这个阶段的最终目标是指向其他地方。消费的过程可能使享受看起来变得独立、自主,但实际上,消费从来不是个体孤立的行为,真正进入消费状态时,他们会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个全面的价值生产和交换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牵连使得个体的选择难以独立于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这意味着,消费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密行为,而是一个交织在社会网络中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自由选择被外部的消费文化所塑造,从而自我享受的幻象实际上掩盖了消费背后的更大社会机制。
例如,很多人购买奢侈品,表面上是为了追求个人的享受和满足感。然而,这种消费行为往往并不是单纯为了自我满足,可能会因为社会的压力、朋友的炫耀或媒体的影响而选择消费这些奢侈品,而不是基于个人的真实需求。在这种消费行为中,享受变成了一种比较。
二、消费的陷阱
1.我们是否自我取悦?
  消费过程中,个体首先被引导去追求自我取悦和讨好自己。人们发现,人们正是在讨好自己的同时才获得了讨好别人的机会。在这一基础之上,或许自我满足和自我诱惑能够完全替代客观的诱惑目标。因此,诱惑在某种完美的消费过程中转向了自身,但最终仍指向对他人的渴望。讨好的行为已经变成一种事业,在这种事业中,考虑讨好对象的需求反而变得次要。
  这种自我满足的引导尤其针对女性。通过塑造女性神话,这种压力激励了女性去追求自我满足。市场向女性出售各种产品,女性在其中自以为是在进行自我护理、使用香水、打扮自己,实际上,她们可能是在进行自我消费。而这样的消费行为正好符合消费系统的逻辑:在这里,不仅与他人的关系被消费化,连与自我的关系也都被重新定义和消费。消费往往通过被符号系统传媒化的关系来替代这种自发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进行自我消费的原因在于她与自我的关系是由符号构建和维持的,这些符号形成了所谓的女性范例,而这一范例实际上成为了真正的消费对象。女人在追求“个性化”时消费的也是这一范例。在这个范围中,女人对自己的眼光、对自己的皮肤都没有自信,属于她自己的东西丝毫不能给她带来自信。通过自然品质来实现价值与通过模仿某种范例并根据信号来进行自我赋值是截然不同的。这种状况涉及到一种功能性女性化:在此,自然价值如美、魅力和感性逐渐被那些自然化、色情、“线条”、表现度取代。
2.身体异化
    身体是心理所拥有、操纵和消费的物品中最美丽的一个。然而,重要的是,这种自恋式的身体重新投人被塑造成解放和实现的神话,同时也表现为一种有效的、竞争的经济投人。被“重新占有”的身体从一开始就唯“资本主义的”目的而服务;换句话说,如果它得到了投人,其目的就在于能够结出果实。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并不是基于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依赖于娱乐和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以及与特定生产和指导性消费相关的社会编码规则。这意味着,人们管理自己的身体,把它当作一种遗产来照料,视其为社会地位的标识之一。
比如,一位女性开始频繁去美容院,见她的人都发现我更加幸福、更美了。在身体作为一种投入的客体上,娱乐工具和魅力指数的恢复无疑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工程——相比于身体的开发,这一工程在劳动力方面展现了更明显的异化。
    在这个将身体视为功用及社会礼仪的漫长过程中,美丽和色情是两个主导主题。对于女性而言,美丽变成了一种宗教式的绝对命令。美貌并不是自然的结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属,而是女性必须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基本身份认同。这种强制性和普遍化的美丽,成为了在消费社会中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并与苗条密不可分。美丽的标准在于肥胖或苗条、沉重或轻盈,均是由一种建立在形式和谐基础上的传统规定所决定。根据与符号相联系的逻辑规定,美丽只能与苗条与轻盈相关,这一规定如同物品的功用性或曲线的优雅,受到代数经济的支配。从模特的身形来看,苗条甚至消瘦成为标准;她们既否定了肉体,又颂扬了时尚。对线条与苗条的狂热和痴迷,实际上是一种暴力形式,身体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祭品,仿佛在祭祀仪式中达到了完美和激烈的复苏。社会的所有矛盾都在此归结为身体层面。
3.休闲的悲剧
    我们的时间包括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在消费社会中,时间的价值与金钱密切相关,休闲时间的支配也受到市场的影响。劳动时间是被出售和购买的,而自由时间也越来越多地被直接或间接地购买和消费。实际上,“自由”时间是“赚到的”时间,代表着可盈利的资本和潜在的生产力,因此需要通过购买来重新获得利用。可切分、抽象且被计时的时间因此与交换价值系统趋于一致;在这种系统中,时间成了可以与任何其他商品(尤其是金钱)进行交换的物品。时间/物品的概念具有可逆性:一切事物都可以被视为物品,因此所有被生产出来的物品都可以看作是凝固的时间,这不仅包括它们在商业价值计算中的劳动时间,还涵盖了休闲时间。技术产品为使用者“节约”了时间,这使得消费者愿意为此付费。在这一体系中,不存在个体对时间的自由支配。所有时间、所有商品间都仿佛如同商品般可以相互交换。洗衣机能够节省家庭主妇的时间,因此也成为了可购买的休闲时间的代名词。在如今一体化的系统中,个体的能力和空间都受到限制,无法有效掌控自己的时间和休闲,导致了休闲逐渐沦为消费的工具,而不再是自由享受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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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24-05-26 21:35 | 5 楼
赵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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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2024.8.22-10.25
《共同体与社会》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心灵自我与社会》
《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
《戏剧、场景及隐喻》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礼物》
《社会冲突的功能》
《现代社会冲突》
《权力精英》
《有闲阶级论》
《白领》
《街角社会》

读书汇报1
阶层的社会现状与阶层固化

一、阶层的社会现状
    首先以权力精英、白领、街角青年为三个阶层的代表,描述他们的社会现状。
(一)顶层权力精英
1.什么是权力精英
    权力精英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超越普通人所处的普通环境,也可以使他们做出具有重要后果的决定。这些人在关键位置上的存在使得他们的行为本身比最终的决策结果更具影响力。因为他们主宰现代社会的主要等级制度和组织结构。他们支配着大公司,操纵着国家机器并拥有各种特权,掌握军权,占据着社会结构的战略要津,所有这一切集中了他们所享有的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各种有效手段。
    权力精英如何形成?有赖于(1)职业党派政治家滑落到权力中层;(2)至高无上的地方利益的半组织化的僵持导致立法功能衰落;(3)形成政治中立的文职人员的实质上的缺乏,与政治相关的智囊与行政技能的受托;(4)在不利于公众,甚至未经国会讨论的重大决策制定背后的越来越多的官方秘密。
2.三类权力精英的团结与一体化
    在经济、政治和军事这三个领域的巅峰上,形成了一个由这些精英所组成的上层圈子。在经济的最上层,在公司富豪,是行政长官;在政治秩序的顶层,是政治领袖;在军事机构的顶端,是围绕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方高层周围的身兼军职的政治精英。鉴于这三大领域彼此间的渗透融合,鉴于决策在结果上趋向于追求整体,三种权力的掌门人,军界领袖,企业行政长官,政治董事,倾向于齐心协力,共同组成美国的权力精英。由此,高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都要团结与强大。美国现代社会的顶层日益一体化,并常常进行看似随意的合作:在顶层,已出现了权力精英。根据自身利益需要而不是整体美国公民的利益来处理国家重大事务和进行各种决策。三类精英(经济、政治、军事)是互相牵制和互相联结的。各领域之间利益相符,决策的结果是统一的。
3.权力结构的变化
    美国权力结构的变化总体来说以政治、经济、军事秩序的相关位置的制度变迁而变迁,总体分为五个时代:第一个阶段,美国革命后的权力结构是以知识精英主导,直到19世纪上半期,各阶级整合,松散的集团已结合的非常紧密;再到美国内战,经济部门权力结构开始集中,经济是很有活力的,军界从属于政治和经济,而政治又受到资本家控制;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政治权力开始集中,政府干预经济,商业的力量还没被取代,但它受到了争夺与增补,成为权力结构中一支重要的力量,这一结构主要是由政治人物,而不是经济或军事的人运行;等到了二战,战争促使军事权力集中;最后,战后至今,权力精英的形式与意义只能在这三种结构趋势上达到一致时被理解:私人公司的军事资本主义,存在于一个削弱了的、包含着一个在观点和举止上已非常政治化的军界的形式民主体系内。因此,在这一结构的顶层,权力精英已被那些控制了主要生产方式和那些控制了新加强的暴力手段的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所形塑。职业政治家的衰落和公司主管们及职业军界领袖的明确的政治指挥的兴起。真正的独立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技术完善的行政部门的缺席。
4.生活现状: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
    上层阶级所呈现的基本特点就是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一是明显有闲,凡勃伦认为,“有闲”并不是懒惰或清静无为,而是指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这是因为,首先,有闲阶级认为生产工作是不值得去做的,对它抱轻视态度。其次,“有闲”能够证明一个人的金钱力量,可以让他安闲度日、衣食无忧。最后,有闲阶级之所以不愿意参加劳动,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心理和劳动阶级的心理不同。在习惯的道德标准支配下,他们把参加劳动看成有损体面的事情,因而只从事一些没有实际作用的脑力劳动,如学习礼仪、讲求修养等,同时认为享有一定程度的闲暇、避免生产性工作乃是社会地位和金钱的象征。二是明显消费。有闲阶级是和财产所有权同时出现的。在财产私有制出现以后,财产就成为证明人占有优势地位的依据,是人取得荣誉和博得尊敬的基础,是人满足虚荣心与自尊心的必要手段,由此人与人之间便产生了占有商品的“竞赛”。也就是说,在私有产权制度下,金钱财富成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准,因此有闲阶级在生活中处处显示金钱。为了显示自己的优越,有闲阶级对日常用品的使用远远超过维持生活和保持健康所需求的数量,对钱财的消耗呈现出浪费性的消费,这一现象被称之为“明显消费”或“明显浪费”。然而,个人的奢侈消费是有限的,因此围绕有闲阶级出现了一批不从事生产活动的群体,如主妇、仆人和门客等,他们充当"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这个群体的存在不仅扩大了主人的社会荣誉,也更加凸显了有闲阶级的财富。随着攀比心理的增强,有些人甚至通过浪费来炫耀财富。这两种状态都与“浪费”相关,前者是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后者是财物的浪费。因此,“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形成了“炫耀性消费”这个概念的基础。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展示了他们的消费水平远高于简单的生存需求,还表明消费品必须经过社会认可的文化标准。通过浪费和挥霍,他们证实着自己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如参加礼仪活动),还是消费奢侈品(如居住在豪宅中),其最终目的是攀比财富和赢得声望。同时,有闲阶级也将这种炫耀性消费的观念传递给下层阶级,引领他们追逐金钱文化的风潮,并通过休闲、消费、礼仪等方式彰显自身的身份和地位,如米尔斯说权力中层的职业政治家们,使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炫耀,却永远无法满足他们的虚荣。
(二)中层白领
    米尔斯就白领的含义、出现的原因、影响、人员构成、阶级属性、生活方式及其政治态度展开论述。首先什么是中产阶级?根据社会经济将发展情况,在收入、受教育、生活品质的统计指标上排在中间的那群人就是中产阶级。白领出现的原因?首先,两种中产阶级,一种是老式中产阶级,一种是新中产阶级,以小农场主、小企业主为代表的人群,构成了老式中产阶级的主体。他们拥有自己的财产和土地等生产资料,伴随着自由市场经济而来的,工农业生产和资本流动越来越集中。在大农场主、大企业家、大金融家面前,老式中产阶级的小农场、小作坊、小商铺、小企业等等,纷纷被兼并收购。他们不再拥有自己的产业,身份也就从小业主转变为了雇员。正是这种基本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了一个崭新阶层的出现,米尔斯把这个崭新的阶层,称作新中产阶级,也就是白领。其次,随着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市场关心的问题已经从“如何生产更多更好的商品”,变成了“这么多的商品究竟应该怎样卖出去”,这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在贸易、促销和广告等分配的环节发挥作用。随着分期、贷款等推销方式的普及,又促进了信贷的发展,金融业也被进一步刺激,于是市场提供了更多的白领岗位。同样的,政府也增加了许多行政事务,吸收了更多的人从事财产和人事的管理。最终就导致了大量白领的出现。从这一点出现的原因来看我们也可以分析出白领的构成活跃在销售、金融和行政等部门领域。以下就白领的所在阶级属性、生活方式和政治态度的特点来分析白领的社会现状。
1.工作僵化
    韦伯认为科层制是社会组织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最合适的一种制度,认为科层制是现代工业社会结构最重要的特征。科层制的发展使得世界成为一个人工操作系统,各种企业组织,为了提高效率,把内部的事物分割开来,使社会呈现一种层级接受形态,白领阶层置身于庞大体系中,扮演中间角色,为整个系统谋取不属于他个人的利益。无论来自什么阶级或阶层,都不得不服从科层制给他们规定的新地位。科层制的分工使白领处理单调、重复的工作,让他们很难了解工作的意义是什么,让工作只成为一个赚钱的工具。
2.生活异化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制度遮蔽了人性,人失去了人权力本身,变成了工作机器。大部分白领作为群体,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作为个体,生活方式缺乏独立性,以从工作和他们自身疏离和异化出来为特征。他们的收入和工作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看不到工作的意义和乐趣,所以中产阶级要从消费和闲暇中找到自己生活的价值,他们效仿上流社会,非常在意生活是否舒适、有格调,自己的行为是否体面、有教养,被称之为小资品味。但这种热衷消费与攀比,这其实一种对自身地位的焦虑和恐慌。因异化造成的心理上的优郁与迷乱,代替了工作辛苦,行为表现狂乱而勿忙,对恐惧的反应是麻木的。
3.政治后卫
    新兴的中产阶级并⾮⼀个同质性群体,其阶级形态、阶级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皆不相 同,因此难以形成像权力精英那样统⼀的政治⼒量。他们是一种飘浮不定的僵持、平衡的力量,并没有将底层与顶层联系起来,因此,也被称为“现代权⼒结构中的后卫⼒量”,政治后卫特征是同样美国政治异化即政治的官僚化与⼤众对政治的冷漠,美国⼈对政治的兴趣直接与物质⼒量的得失相关的⼀个结果。“因为他们没有公共的地位,他们的个人地位就决定着各人发展的方向,但是,作为个人,他们又不如道往何处去,因此,他们左右摇摆、犹豫、迷惘,观点游移不定,行动无目的性和连续性。他们也担忧和怀疑,但是和很多人一样,他们并没有担忧和怀疑的目标。他们在政治上也许很不稳定,但是又没有政治热情。他们是合唱队,既不敢开口,在掌声中又太歇斯底里。他们是后卫。在美国社会的政治市场上,新中产阶级随时准备出类自己;谁要是足够体面、足够强大,谁就可能否有它。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肯认真出个价钱。”
(三)底层街角青年
    米尔斯说如果高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都要团结与强大,如果中间阶层不断增长着半组织化的僵化,底层又是什么形式,最广大的公众又是什么状况呢?在底层,大众社会正在出现。什么是大众社会?在大众社会里,表达意见的人要比倾听意见的人少得多,因为公众共同体变为从大众媒介接收印象的个体的抽象集合;流行的传播的组织形式使个体立刻回击或使其奏效很难、也不可能;意见的付诸实施由组织与掌握这类行动渠道的官方控制;大众没有任何权威,相反,权威机构渗入到大众中去,并尽量减少任何可能因讨论过程而形成的自治。简单来说,底层群众失去了权力,在政治上是支离破碎的,甚至很被动,力量不断被削弱,所以被米尔斯称为底层破碎化,无组织的社会。
    那么,事实是否真的是这样?我们以科纳维尔这个贫民区举例。街角青年和大学生有着不同的行为标准,彼此之间互不理解,特别是在花钱的态度上,主要的差异之一出现在与花钱有关的问题上:大学生们适应的是储蓄和投资的经济学。街角青年们适应的是花钱的经济学。大学生们为了支付教育费用,在商业或专业生涯中求得发展,必须攒钱。因此,他养成了中产阶级节俭的品德。而街角青年们为了参加集体活动,必须与别人分享他的钱。假如他有钱,而他的朋友没有钱,他就应该支付两个人的花用。一个人有可能很节俭,同时仍然是一个街角青年。但是他不可能既节俭,又在街角帮中保持很高的地位。威信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花钱大方。通常,街角青年不会有意识地为了树立自已在伙伴中的影响而花钱。他顺应他的群体的这一行动模式,而其行为的效果则是强化了他的影响,奇克和多克就是对待金钱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的典型。以此同时,在不同代人之间存在着对立,而且,随着一代人接替另一代人,社会也处在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但是,甚至这种变化是有组织的。以帮为核心,每一个帮有其领袖,帮内等级分明,随从者跟随领袖行动。科纳维尔的问题不在于它没有组织,而在于它本身的社会组织未能与它周围社会的结构融为一体。这说明了当地的政治组织和非法团伙组织的发展,也说明了人们对其种族和对意大利的忠诚。但是科纳维尔人在本地区或在整个社会中获得发展或承认时通过的渠道是非常困难的,社会重视社会流动。按照传统来说,劳动者从最下层起步,靠着智慧和勤奋爬上成功的阶梯,但对于科纳维尔人来说,要爬上这个梯子,甚至只爬到最下面的一级,也是很困难的。种族、战争和污名的因素,导致科纳维尔人即使这个入抓住了梯子的最下一级,他也会发现其他的因素妨碍着他的发展。意大利人不得不建立他们自己行业的等级制度。要想流动成功,科纳维尔人必须或进入商业和共和党政治的世界,或进入民主党政治和非法活动团伙的世界。他不能脚踩两只船,之两个世界相距甚远,以致二者之间几乎毫无联系。世界内获得发展,他就会被整个社会看作一个成功的人,但在科纳维尔,他只会被认为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异己分子。如果他在第二个世界内获得发展,他就会在科纳维尔获得承认,如果他在第二个世界内获得发展,他就会在科纳维尔获得承认,但在其他地方有身分的人们眼中会变成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街角青年在其本地区社会生活中受到的全部教育使他为从事非法活动或进入民主党政治作好了准备。如果他向其他方向发展,就必须花大力气切断曾将他留在科纳维尔的大部分联系。
二、阶层固化问题
   那么, 以街角青年为代表,已经了解到他们进行社会流动是非常困难的。阶层固化就是指非常微小的阶层上升渠道,正是由于集中的权力精英团结一体化,占据了社会中高层管理的地位导致僵化的权力中层以及已经被动的大众,形成了美国非常稳定的等级结构。由此,留给中下层社会流动的机会非常少,至于如何从从中下层跻身巨富阶层,这极小一部分人必须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大跳跃,二是优势积累。所谓大跳跃,是指在某些时候,必须要使自己处在有利的战略地位,通过仔细观察,抓住主要机会。而一旦完成了大跳跃,那么就可以进入到累积优势的阶段。拥有的资源越多,信誉度越好,就有机会赚取更多。当然,这种路径在实操层面存在很大的挑战和风险。首先是要如何确定什么是主要机会,还要确定是否处于有利地位。

读书汇报2
以戈夫曼视角分析这个世界为什么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最近在读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这一本书,让我想到罗翔老师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总感觉有些共鸣。戈夫曼以戏剧视角研究相互封闭系统的社会机构,并把这个社会比做是一个巨大的舞台,而“草台班子”通常用来形容某个团队或组织的装备、人员、技术等方面比较简陋或不专业的状态。这个词最早源于传统戏曲中,用“草台”形容临时搭建的演出场地,意味着演出条件简陋、设施不足,因此演出质量可能不高。而“班子”则指的是一组人,通常是指演出团队或组织。同样地,同样地,都把社会当成一种演出,并由一个剧班来进行演出,那么以戈夫曼的视角来阐述草台班子的构成、呈现、奔溃和补救并分析为什么这个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一、草台班子的构成:表演者、观众与局外人
    草台班子即一个剧班是由表演者、观众和局外人这三类角色构成的,它们共同构成社会表演的基本框架。1.表演者。他是草台班子的核心,他认为每一个个体在社交场合中都如同一名演员,在特定的环境与社会背景下进行表演。表演者的任务是呈现一个符合观众期待的形象。在前台,表演者通过语言、肢体语言、面部表情以及外貌特征等多种方式传递信息,以获得认同和赞赏。戈夫曼进一步分析了表演者在不同情况下的角色塑造。他提出,个体在不同场合以及不同时间会调整自己的表现,以适应外部环境对角色的期待。例如,在正规场合中,个体可能会表现出高效、专业的形象,而在私人生活中,则可能更加随意和放松。这种角色的灵活性正是草台班子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不同时空中,个体通过调整外在表现来适应社会期待。此外,戈夫曼强调表演者在参与表演时的心理状态。表演者必须在前台保持自信,尽管他们在后台则可能经历自我怀疑或焦虑。这个前台与后台的对比揭示了表演者在维持社会形象过程中的脆弱与压力。这意味着,虽然表演者在外界看来似乎掌控一切,但实际上他们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负担。2. 观众。戈夫曼指出,观众不仅仅是被动的旁观者,他们对于表演者的表现持有各种期待和评价。在社交互动中,观众的反馈对表演者的自我认同与自信产生直接影响。观众的反应可以是积极的,如给予鼓励和赞赏,也可以是消极的,如冷漠和批评,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表演者在前台的表现。戈夫曼特别提到,观众的角色是动态的,他们的期望和评价依赖于文化背景、社会规范和具体情境。观众通过观察表演者的表现,可能会形成对其真实性的判断,从而影响表演者的表现动机。不同的观众群体有着各自的期待标准,因此,表演者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满足不同观众的期望。此外,观众在所处的社交环境中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尤其是在强烈的社会规范与团体影响下,个体的表现受到观众的直接监督与评价。在这种情况下,表演者可能会为了迎合观众的期望而压抑自己真实的情感和想法,从而导致前台表现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巨大差距。3.局外人。局外人在戈夫曼的草台班子中指的是那些非直接参与表演的观察者。局外人并不处于前台或后台,而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对表演者及其互动进行评估。戈夫曼强调,局外人的存在给表演者施加了额外的压力。他们可以是任何场合中的旁观者,可能影响着表演的进行,却又不参与其中。局外人往往对参与者的行为缺乏深入的理解,仅仅依靠表面的观感来做出判断。这种观察方式可能导致局外人对表演的误解,表演者在此情况下可能面临身份认同的困扰。同时,局外人对表演者的评价往往是无意识的,他们可能不了解表演者在后台的真实心理状态,这使得表演者在表演时可能会感受到难以言喻的压力。局外人的评价如果与观众的反馈产生矛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表现者的焦虑,这种现象在社交互动中并不少见。面对局外人的不认同,表演者在维持自我形象时可能陷入困境。因此,局外人在草台班子的构成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角色,能够影响表演的动态和效果。
二、草台班子的呈现:前台与理想化表演
    表演者如何进行表演,戈夫曼主要讲到对前台的定义,个体如何在前台进行表演,以及成功呈现的理想化表演。戈夫曼在其理论中将“前台”视为社会互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定义为个体在公众场合中展示自我的区域。在前台,个体呈现出一种修饰过的、自我控制的形象,旨在迎合观众的期望并获取认可。前台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也是一种社交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个体展示的自我并非真实的自我,而是经过社会规范影响的理想化版本。在前台,个体需要管理其行为、言语以及情感,以便在观众面前呈现出符合社会期待的自我。这种表现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文化背景、社会角色和具体互动的环境。总体而言,前台是个体角色扮演的主要场所,表演者在此通过行为的选择和调整,努力塑造出让观众满意的形象。
至于,个体如何在前台进行表演?在前台,个体的表演是一个动态和复杂的过程,通常包含多个方面的表现。首先,语言的使用是前台表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个体通过言语来传达信息、表达情感和塑造形象。在社交场合中,个体往往选择恰当的言辞,以展现出专业性、亲和力或其他社会认可的特质。其次,非语言行为,包括肢体语言、面部表情、姿势等,亦是个体在前台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语言行为可以传递微妙的情感和态度,补充通过语言传达的信息。例如,微笑和眼神接触可以增强亲和感,而谨慎的姿态可能传达出对他人的尊重。戈夫曼强调,个体在前台的表现是一种综合的艺术,既需要语言技巧,也依托于丰富的非语言交流方式。此外,个体的外在形象(如着装)在前台表现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个得体的外观能够增强个体的可信度,并在观众心中建立起积极的第一印象。因此,个体在前台时需要高度关注自身的外在表现,以确保其与所扮演角色相符,进而实现理想化的自我呈现。最后,成功的前台表演往往表现为理想化表演。理想化表演是个体在社交场合中展现出的自我形象,经过精心修饰和社会期望的调整,旨在使观众感到满意和认可。理想化表演不仅仅关乎个体的自我表达,更多的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角色期望紧密相连。理想化表演的核心在于个体如何能够有效地满足观众的期待。在前台,个体不仅仅是在传递信息,更是在塑造某种特定形象以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为此,个体会有意识地掩饰自身的真实情感,调节情绪,以表现出一个“理想”的自我。例如,在商业会议中,个体可能会展现出高度的专业素养和积极态度,尽管其内心可能感到紧张和不安。这种形象的差异是理想化表演所特有的,它强调了个体在社会交互中所进行的自我管理与调适。理想化表演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个体的技巧和努力,更受观众的反应和反馈影响。当观众的反应与个体的表现相符时,表演便被视为成功,这种认可进一步强化了个体的身份认同感和社会价值感。而如果观众的期望未能满足,则可能导致个体的社会认同受损,引发自我怀疑和焦虑。
三、草台班子的崩溃:后台与不协调角色的闯入
    后台被定义为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可随意展示自我的区域。在这里,个体不再需要遵循前台所规定的形象规范和角色期待。后台为个体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和真实表达的空间,允许他们摆脱社会角色所带来的限制。后台并不是单纯的黑暗处所,而是一个充满相互理解与情感交流的空间。在这里,个体可以展现私密的一面,分享真实的感受与情感,甚至进行角色间的切换。在后台,个体的表现相较于前台更为自由和真实。在这里,个体可以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无论是愤怒、焦虑还是疲惫。这种真实的表达为个体提供了接受和理解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非正式的环境中获得支持与共鸣。戈夫曼指出,后台的存在使得个体能够在前台准备和调整自己的表演,以迎合社会的期待。然而,当个体在后台的真实表现与前台的理想化表演之间出现不协调时,并且一些不协调角色的闯入就可能导致草台班子的崩溃。
这些不协调角色包括拥有也许无法预期的获得信息以及进入各种区域的途径:告密者、托儿、监督人、探子、中间人等,也包括在表演过程中不在场出乎意料获得表演信息的人如服务专家、训练专家、密友、同行。后台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展示真实自我的空间,而在这个空间中,个体的表现如果与前台的角色期待产生不协调,个体的表演最终会崩溃,导致在社交环境中的失效。
四、草台班子的弥补:印象管理艺术
    当草台班子的表演出现崩溃,个体的前台形象与后台真实自我之间的不协调便显露出来。这种崩溃并不意味着个体社交能力的终结,相反,它可能成为一种重塑的契机。戈夫曼最后论述到印象管理艺术来对表演进行补救,即如何在他⼈⼼中塑造⼀个⾃⼰所希望的印象,成功的印象管理需要整 个剧组进⾏合作,印象管理是⽤来应付⼀些未预期的意外⾏动的,如⽆意动作、不合时宜的闯⼊,失礼、当众 吵闹等都会导致表演的不协调。⼽夫曼对此提出了四种补救措施:表演者使⽤的补救⾃⼰表演的预防性措施,它包括戏剧忠诚、剧组素养、戏剧规则;观众或局外⼈⽤以帮助表演者补救其表演的保护性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保护措施是⽼练;表演者还要采取⼀些措施,以使观众或局外⼈都能为了表演⽽使⽤那些保护性措施; 观众的有意忽视。观众为了配合表演的完成,对于表演者的失误会有意识地忽略。
    呈现理想化表演的最丰富的资料来源之一,就是有关社会流动的文献。大多数社会看来都存在着一种主要而普遍的分层系统,同样,在大多数等级社会中,都存在着对高阶层的理想化,以及那些低阶层人向高阶层流动的某种抱负。通常,我们会发现,向上流动需要人们呈现出恰如其分的表演,并且,无论是为向上流动所做的努力,还是为了避免向下流动所做的努力,实际上都是人们为维持前台而做出的牺牲。一旦人们获得了恰当的符号装备并能驾轻就熟,那么人们就能以一种有利的社会方式来运用这种装备,使自己的日常表演得以美化和彰显。但是,一个人在地位金字塔中位置越高,能与之亲密交往的人就越少,在后台待的时间就越少,就越有可能要求他既得体又有礼貌。所以,我们不必过分焦虑,我们要认识到真实生活的戏剧性,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我们每个人都在学着扮演自己的角色。

读书汇报3
社会交换的形式、理由与过程

一、古代社会进行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古式社会交换的基础在于给予、接受和回报三重义务,借以交换-礼物或者是礼物-交换,而不是没有市场、买卖、互赠或以物易物和契约。这三重义务的逻辑借助于竞技式的总体呈献,莫斯集中研究的就是这种竞技式的赠予,他举了三个案例是夸富宴、库拉和通家,旨在于回答是什么样的法律与利益规则,导致接受了馈赠就有义务回报?礼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得受赠者必须回礼,这种力量就在于-“礼物之灵”“豪”,它是一种灵力和曼纳。什么是“曼纳”?“曼纳”是波利尼西亚岛萨摩亚人赠礼制度中的荣誉、威望和财富的象征,是回礼的绝对义务。萨摩亚人在子女出生宴会上要接受礼物,同时要回赠“奥拉”和“通家”。而在毛利人、塔希提人、汤加人和曼加雷瓦人中“通家”可泛指一切确定意义的财产,一切能使人富裕、有权力、有影响的东西,也指一切可以交换、可以作为补偿物的东西,例如珍宝、护符、纹章、草席和圣象,有时也指传统、膜拜和巫术仪式。“通家”是毛利人的“曼纳”的载体,承载着其所具有的巫术力、宗教力和精神之力。一旦法律,尤其回报的义务没被履行,“通家”中便含有了消灭接受人的力量。这种强制的回礼约束力就是“礼物之灵”,也就是事物的灵力。毛利人哈那皮里将之描述为“豪”。通家以及所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财产都有豪,即一种精神力。“豪”始终追随主人,不仅追随它最初的受赠者,也有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经手的每一个人,但归根到底“豪”要回到它的诞生处。礼物交换制度不仅涉及人和物,还涉及了人与神之间的契约与交换。与亡灵和诸神交换是先务之急,不予交换则可能大难临头。概言之,馈赠礼物,实际上就是呈献某种自我;回礼,即是还给他人的本质或本性的一部分。保留不仅是不正当,而且会有致命的危险,连同食物、财产、女子或子嗣、仪式、圣餐等都会招致巫术或宗教的惩罚。事物之间有一套精神的关联,事物在某种程度上出于灵魂,而个体与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又都被当作事物来对待,因而有这些紧密纠结在一起的对称而又对立的权利与义务。人们将灵魂融于事物,亦将事物融于灵魂,归根结底就是混融。人们的生活彼此相融,在此其间本来已经被混同的人和物又走出各自的圈子再相互混融:这就是契约与交换。
二、现代社会交换的过程
    布劳的目的是通过分析支配着个体和群体之间关系的社会过程来帮助人们了解社会结构,基本问题是社会生活是怎样被组织成日益复杂的人与人交往的结构?布劳认为,为了使行为导致社会交换,两个条件需要满足,一是该行为的最终目标只有通过与他人互动才能达到二是该行为必须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
1.简单过程中个体人际关系的社会交换
    布劳描述的交换过程⼤致经历了 “吸引⼀竞争⼀分化⼀整合” 四个阶段。布劳认为,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起源于个体由于期待社会报酬⽽发⽣的交换。个体间的交换开始于社会吸引,如果⼀个⼈期望与别⼈的交往会带来报酬,那么他就会受到能提供报酬的⼈的吸引。 当不断地吸引使双⽅建⽴了能使他们的社会交往稳定化的共同纽带时,某个群体就形成了;在群体构成的场合,交往不是唯⼀的。许多个体的交往导致了相互之间的竞争,每个⼈ 都希望⾃⼰能给别⼈带来印象,创造印象的策略在个体之间有很⼤差别。价值观和才能在这⽅⾯是⾄关重要的;但是从⼀开始,交换关系与竞争关系是同⼀的。⼀个能产⽣极⼤吸引⼒的⼈⼀定是因为他能 提供 给别⼈⽆法从其他地⽅得到的报酬。随着竞争的发展,⼈与⼈之间开始出现地位分化,⼀些⼈处在吸引他⼈、被⼈尊敬的地位,另⼀些⼈处在被⼈吸引、表示尊敬的地位。这时,交换关系和竞争关 系不再同⼀, 那些处在被⼈尊敬的地位上的⼈继续为权⼒或领导地位竞争,⽽那些表示尊敬的⼈失去 了竞争机会,不得 不以尊敬来换取别⼈提供的报酬,最终导致⼀个权⼒分层的体系;虽然通过交换获得的权⼒能够强迫他⼈服从命令,但是,这样的权⼒是不稳固的。要让 下级⼼⽢情愿地服从,这必须使权⼒转化为权威。共同的忠诚感和群体规范就会出现,权威由此产⽣。 随着 权威的确⽴,⼈与⼈的关系逐步实现制度化。
2.复杂过程中大型集体的社会交换
    大型集体和社会中的复杂结构是由若⼲群体组成的结构,群体之间的交往与个⼈之间的交往就其基本过程⽽⾔是⼀致的。群体之间的交往也受追求报酬的欲望⽀配,群体之间的交往也⼤致经历了“吸引-竞争-分化-整合”这样⼀个过程。即群体在向可能 交往者表现出吸引⼒⽅⾯进⾏竞争,通过竞争,平衡的或不平衡的交换关系将会出现。如果群体间的交换是平衡的,就会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如果是不平衡的,就会出现地位和权⼒的分化。当某⼀群体取得权⼒地位并与其他群体建⽴依从关系⽽且能有效地控制从属群体时,⼀个 更⼤的系统也就形成了。
    如何把社会交易扩大到直接社会接触的范围以外去而促进大型集体中的复杂结构的发展?布劳论述了价值,价值是社会交易的一种媒介,他区分了四种媒介性价值的取向,这就是:作为社会一体化和团结一致的媒介的特殊主义标准;作为交换和地位分化之媒介的普遍主义标准;作为组织之媒介的合法化的价值;作为变化和改组之媒介的反抗理想。

读书汇报4
科塞与达伦多夫关于冲突观点的对比

一、具体理论来源不同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现象本身充满着辩证关系,往往同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二重层面:即稳定与变迁、整合与冲突、功能与反功能、价值共享与利益对立。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论的主要论点是,冲突是由权力分配引起的,而非经济因素,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各利益集团各行其事,这样一来虽时常会有一些小冲突,但却限制了严重冲突的集中爆发。《现代社会冲突》的主题是研究20世纪工业社会的社会冲突,基本命题是:“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社会冲突与社会不平等是息息相关的,社会冲突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是密不可分的。作者在书中详细探讨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对其进行了大胆的批评。达伦多夫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接受了冲突辩证法以及阶级斗争必然引起社会变迁等一系列观点,达伦多夫认为,阶级划分的关键因素不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而是拥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达伦多夫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修正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造,因为他否定了马克思阶级论的基础,用“权威关系”取代了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他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下来的,只是抽象的词句和分析的形式。达伦多夫以有无权威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完全是因韦伯的分层标准受到的启发,还从韦伯那里吸收了组织、社会流动与社会冲突关系的观点
    科塞则是对⻬美尔冲突论思想的继承和阐释,在《社会冲突的功能》 导⾔中,认为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家完全承认冲突的存在,把冲突视为⼈类互动的⼀种基本形式,既有积极作⽤也有消极作⽤。当代社会学家对此却有所⽋缺,他决定恢复这⼀传统,探索把冲突论和功能主义结合起来的可能性。他的冲突论主要继承并扩展了⻬美尔的社会冲突思想。接受⻬美尔观点,认为社会冲突是⼀种社会化的形式,是⼀种过程,在⼀定条件下具有维护社会有机体或社会⼦系统的重要功能,同时在诸多⽅⾯改造了⻬美尔思想。例如,⻬美尔认为冲突群体在追求明确的⽬标时,有可能采取折中与调和⼿段来取代暴⼒⼿段,使冲突激烈程度变⼩。科塞提出⼀个新命题,指出群体如果在⾮现实问题上发⽣冲突,由冲突刺激起的感情与介⼊程度就越强,因此冲突就更为激烈。科塞把冲突看作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和资料的⽃争。在这种⽃争中,对⽴双⽅的⽬的是要破坏以⾄伤害双⽅。
二、对冲突的根源认识不同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源是特定的社会结构,即阶级结构。但是这种阶级结构不是根据是否 占有生产资料划分的,而是根据统治与服从之间的权威关系来划分的。达伦多夫在借鉴马克思阶级结构概念的同时,又吸收了韦伯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阐述,借用权威来阐释社会冲突的根源。
    科塞把社会冲突的根源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物质性原因,第二类是非物质性原因。物质原因是指权力、地位和资源的分配不均,非物质原因则是指价值观的不一致。但是科塞没有指明哪类原因是根本的、哪类原因是次要的。在科塞看来,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在互动中均可构成冲突的根源。
三、对冲突的阐释角度不同
    科塞在他的冲突论中对社会冲突进行归类研究,着重分析以下几种冲突的类型。科塞分析的第⼀种冲突类型,是⾮常重要的⼀种冲突类型,从⻬美尔关于作为⼿段的冲突和作为⽬标的冲突论述中受到启发,提出现实性冲突和⾮现实性冲突。现实冲突指,那些由于在关系中的某种要求得不到满⾜以及由于对其他参与者所得所做的估价⽽发⽣的冲突,或⽬的在于追求没有得到的⽬标的冲突。通俗的说,现实性冲突就是未达到某种⽬标⽽作为⼿段的冲突。⾮现实性冲突是和现实性冲突对⽴的概念,是指⾄少冲突中的⼀⽅为“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发起的冲突。对于⾮现实性冲突来说,冲突本身就是⽬的,除了冲突的对象可以变换外,冲突本身没有其他的互动形式可以替代,冲突⾼于⼀切。⾮现实性冲突没有任何结果可⾔。 第二种就是紧密关系的冲突。关系越紧密,感情越投⼊,就越倾向于压抑敌对的情感,⽽不是把这种敌对的情感表达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敌对情感趋于积累起来,并得到进⼀步强化。 在初级关系中,冲突不易爆发,但是不等于没有⽭盾。如果不注意敌对情感的释放,让敌对情绪积累起来,⼀旦冲突爆发,就可能⾮常激烈。紧密关系中,当不涉及到参与者的整个个性,也就是说,参与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是⼀种⽚⾯的关系时,冲突并不⼀定带有敌意和攻击 性,如⽼同学关系、⽼同志关系、朋友关系便是如此。第三种是内群体冲突和外群体冲突。内群体冲突是那些发⽣在群体内部的冲突。内群体沖突的激烈程度与其成员的⼈格投⼊程度相关。 在内群体中,那些积极热情参与群体⽣活的成员,对群体中的 “叛徒〞会采取更多的暴烈式 反应。群体对于内部异端分⼦的反应有时要⽐对变⾰者更充满敌意,因为叛徒离开这个群体只是到敌⼈那⾥去,⽽异端分⼦虽然拥护群体的核⼼价值和⽬标,但是主张达到同⼀⽬标的⼿段不同,从⽽使群体分裂成不同的派别,严重威胁了群体内现存领导⼈的政治地位。外群体冲突是那些发⽣在群体之间的冲突。群体结构能够限制实际的或预料的与外部沖突的激烈程度。成员参与程度⾼的群体,⼀般使外部冲突更为激烈。这是因为规模⼩、关系紧密的⽃争群体⽆法应付内部冲突,因⽽就以排斥的⽅法惩罚内部持不同意⻅者,⽽且为了加强内部团结,还要虛构内部敌⼈和外部敌⼈。只有不断地搜寻敌⼈,不断地与外部冲突才能加强这种⼩群体内部的团结和⽣存。最后一种是意识形态下的冲突,实际上是指作为集体代表参与的、以集体的⽬标为动机的那些冲突。科塞认为以集体的⽬标为动机的冲突要⽐以个⼈⽬标为动机的冲突“更激进、更冷酷⽆情”。原因有这⼏个⽅⾯:第⼀,为了集体的利益参与冲突具有⼀种“⾼尚性”,会增强代表者在群体中的地位和威望;第⼆,群体的代表⼈物也会把⾃⼰看作群体⽬标和权⼒的体现,将⾃⼰与群体等同起来,使他的能量因⽽⼤⼤地加强;第三,通过为了集体的事业⽽放弃个⼈的要求,他使⾃⼰充分地成为集体的组成部分,对群体的任何威胁也 就是对他的威胁;第四,为群体事业⽽⽃争,使其注意⼒集中于某⼀直接的⽬标。他同时指出,在意识形态下的 冲突中,知识分⼦起了重要的作⽤,是知识分⼦使这种社会运动客观化,将利益群体转化为意识形态,使冲突得 到加深和强化。科塞还认为,意识形态下对⽴的双⽅追求同⼀⽬标时,冲突的双⽅可能就有了统⼀的因素。
    达伦多夫论述的重点主要是对社会冲突的程度分析,分为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强度指冲突各⽅⾯的能量消耗以及卷⼊冲突的程度,⼈们是否完全投⼊到⼀定的冲突中, 冲突是⼤还是⼩。影响冲突强度的因素一是社团的重叠程度。社团的重叠指⼈们在多种强制性联合体中具有相同的⻆⾊地位。社团的 重叠程度越⾼,冲突的强度就越⼤。这是因为社团重叠时,冲突各⽅具有多种利益的对⽴, 从⽽将不同场合中产⽣的能量汇合成⼀体,不顾⼀切的利益冲突将会发⽣。二是权威关系与其他报酬分配的相关程度。如果统治阶级成员凭借⼿中的权⼒,谋取各种物质 利益,就会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在报酬和获取报酬的途径上扩⼤了差距和不平等。这样,就会加强两⼤阶级结构的形象和⽭盾,增⼤冲突强度。三是社会流动性的程度。社会和团体中,垂直流动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如果社会和团体不为⼈ 们的向上流动提供任何机会,统治与被统治群体的成员构成是刚性状态,冲突的激烈程度就 会增加;烈度则指⽃争双⽅⽤以追求他们利益的⼿段。烈度的范围是很⼤的,从和乎谈判到公开的暴 ⼒⾏为。影响冲突烈度的因素一是社会经济的剥夺情况。冲突的烈度取决于被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剥夺是 “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绝对的剥夺是指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们同时也处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最底层的现象。相对的剥夺是指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们,其⽣活⽔平⾼于最低⽣活⽔平,但同⾼于他们 的⼈相⽐时富裕程度和社会经济保障⼜较低的现象。如果被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剥夺是相对 的,暴⼒冲突就不可能发⽣,尽管冲突的强度可能会很⾼。相反,如果被统治阶级的社会经 济剥夺是绝对的,那么阶级冲突就⼗分可能采⽤暴⼒的形式。二是冲突的调节。冲突的调节,就是冲突的控制⽅式,它是影响冲突烈度的最重要因素之⼀。 调节冲突需要具备三项条件:冲突双⽅均承认对⽅有合法的但⼜相 互对⽴的利益;利益 群体有⾃⼰的组织,有处理争端的公共机构;冲突双⽅都同意遵守⼀些正式的冲突规则,如怎样谈判、怎样达成协议、违规如何制裁及如何变更规则本身,等等。
四、对待沖突的功能不同
    达伦多夫将冲突视为社会的常态,而且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冲突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冲突对社会有破坏作用,扰乱社会秩序,不利于社会的常态运行;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冲突也会 发展改变,因此冲突尽管具有负功能,但是可以通过调节手段,而不是掩盖冲突,来达到化解冲突的目的。
    科塞认为社会冲突也有有益的⼀⾯,能够重组社会,促进社会变迁,增强社会的适应性。指出了社会冲突对于社会和群体的多项正⾯功能。第一、群体内冲突的功能。从冲突的性质来看,如果群体内冲突的双⽅不涉及群体基本的、核⼼的价值观念,那么冲突就会对社会结构发挥积极的功能;如果群体内冲突的双⽅涉及群体基本的、核⼼的价值观念,那么冲突就会造成社会结构的毁灭。从群体的内部结构来看,群体需要成员以全部⼈格投⼊,且压制冲突,那么爆发冲突使群体有解体的可能; 如果群体只需要其成员部分⼈格的参与,且允许冲突的存在,那么爆发冲 突能够消除成员对抗的紧张状态,从⽽对社会结构具有稳定和整合的功能。第二、外群体冲突的功能。外群体冲突对群体内部状态的影响。科塞认为,总的说来,外群体冲突有利于群体内部的整合。因为与其他群体的冲突能动员起群体内部成员的活⼒,进⽽增强群体团结。但是缺乏内部团结的群体⾯临外部冲突时,也可能会瓦解。外群体冲突对社会融合及扩展的影响,外群体冲突可以把其他⽅⾯毫⽆联系或对⽴的个⼈或群体相互联系起来,并把他们带进⼀个公共的社会活动领域。这种结构助⻓了有各种不同⽬的的联合和联盟的相互交叉往来,因⽽阻⽌了同盟沿⼀条线分裂。通过这种⽅式,社会系统中不同的⼦系统找到了新的位置,并确定了他们之间新的权⼒关系,进⽽构造更⼴阔的社会环境第三,安全阀制度是⼀种社会安全机制,也是科塞⽤以证明冲突具有正功能的有⼒例证。科塞发现敌对情绪和冲突是有区别的,敌对情绪不等于冲突。如果敌对情绪通过适当的途径得以发泄,就不会导致冲突,就像锅炉⾥过量蒸汽通过安全阀适时排除⽽不会导致爆炸⼀样,从⽽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维持。科塞主张社会应将这种机制制度化,并成为安全阀制度。准确地说,安全阀制度就是在不毁坏结构的前提下使敌对的情绪得以释放出来以维护社会整合的制度。科塞认为安全阀制度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必要的,对于僵化的社会尤为必要。但是科塞并不认为安全阀制度是⼀种理想的制度。因为它并没有使产⽣紧张和敌意的关系得到改变,社会仍然埋藏着巨⼤的隐患。第四、社会冲突与社会变迁。科塞之所以区分现实性冲突和⾮现实性冲突,是想说明现实性冲突所造成的社会变迁对社会系统是有益的,因为它能使社会系统更加关注个⼈的需求,增加社会系统的团结,使社会系统更有效地 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如果社会系统允许现实性的冲突,并很好地加 以解决,就会促进社会系统的活 ⼒和⽣命⼒,防⽌群体蜕化为反对变迁或对成员的个⼈需要不闻不问的僵 化系统。 科塞甚⾄认为暴⼒冲突对社会变迁也有积极的功能,因为可以提醒社会和上层决策⼈物注意 ⼈们的愤怒和苦难。 科塞虽然强调社会冲突的正功能,但也没有忽视其反功能。他认为,冲突是有正 功能还是反功能,既取决于冲突的性质,也取决于社会群体或系统的内部结构。就群体内冲突的功能,如果冲突各⽅在性质上涉及群体的基本价值与核⼼观念,在内部结 构上压制冲突且需要成员投⼊全部⼈格,冲突就会发挥瓦解社会结构的反功能。就群体外部冲突的功能,在冲突激烈、参与冲突的群体缺乏内部团结的情形下,外部冲突 就可能造成群体的瓦解。


书单:2024.7.4-8.4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
布迪厄《男性统治》
波伏娃《第二性》一二卷
费代里奇《凯列班与女巫》
被塑造的女性

    这个月读了一些有关女性主题的书,《男性统治》、《第二性》和《凯列班与女巫》,读他们的书名就很有意思,为什么男性是统治者,是第一性,而女性就是被统治者,第二性呢?
一、存在性别对立的现象
     布迪尔认为,男性与女性,不仅仅代表性别对立,还包括了一连串同源的对立,例如高、上、干、硬等就代表男性,而低、下、湿、软等就代表女性。性别对立,首先表现在那些空间和时间方面的社会安排以及两性的劳动分工上。比如空间上,存在着专属男人的集会地点或市场与专属女人的家庭之间的对立,或在家庭内部,照管炉火的男方与照看牲畜棚、水和植物的女方的对立;时间上,劳动日、农事年或生命的循环,中断的时刻是男人的,漫长的妊娠期是女人的。同样地,波伏娃也论述到,在历史长河中,女人常常被定义为从属于男性的他者,是相对的、有缺陷的、阴性的第二性,男性则傲立为世界的主宰,代表着主体性、绝对、完美与阳刚的“第一性”。
二、被塑造的女性
    布迪厄讲“男性统治并不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而是一种历史构造的产物”。同样的,波伏娃也讲“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而成的。”历史构造和被塑造,从词的含义上来看都是后天形成的,被动的,想要女性成为那样的,非自愿的。布迪厄在书中论述的重要一点就是男人为什么能取得支配权,女人为什么没有提出异议?正是因为象征暴力,它是指受害者本身不易察觉的、看不见的暴力的结果。这种暴力是通过纯粹的象征途径来实施的,这些象征途径不仅包括交流、认识,还包括不承认、承认,甚至情感。统治者会将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就会不知不觉的参与对自身的统治,实现统治延续和无意识统治。象征暴力是如何产生的?布迪厄认为象征暴力是通过赞同建立起来的,被统治者不得不赞同统治者,因为被统治者在思考统治者和自己的关系时,只拥有与统治者相同的认识工具,而这些工具不过是统治关系被归并的形式,是他们想让你使用的他们发明的工具,而这只是为了和他们保持“一致”,以免成为另类。而且,男性统治下统治结构中诸多联系机制的都在发挥作用,如女性一生成长中都脱离不了的家庭、教会、学校、国家等的认知结构影响。这样的机制的作用就是真正确保了男性统治的超历史稳定性,于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们借助统治关系直接性地将男性中心世界观纳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自然中,从而将这种关系合法化。
    同样地,波伏娃认为女人身上并没有所谓不变的本质,没有所谓的女性气质,更没有诸如永恒的女性这种男人心目中理想化的女人形象,所谓的永恒的女性,是在经济、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制约下,她的整体处境是塑造出来的。之所以她被塑造,是因为她处于被支配位置,当前的世界是由男性塑造和统治的,女性被封闭于她的肉体和家庭中,成为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女性只能服从男性制定的真理和法律,接受支配。此外,传统的女人不愿意承担自己是个自由意识,不愿意背负身为自由意识必然要面对的存在焦虑,而选择了与男人结为同谋。再加上,女人没有具体的办法可以砍断束缚在自己身上的枷锁,比如教育资源之不平等、经济上无法独立。在这样一种历史错误背景下,就产生了对女性的定位是“他者”,他者是在与主体的对立中显现出来的一个相对概念。在主体力图确立自身的本质地位时,他者即处于非本质状态,因构成客体而缺乏意义。在男性主体的确立过程中,女性成为了他者,并一生遭遇着他者的命运。他者形成的原因,从生理原因上看,体质较弱、缺乏稳定性和控制力、青春期、生理期和生育期的折磨迫使女性处于依附地位;从历史条件上看,无论是游牧时期负责维持家务和繁衍后代,还是农耕时期投身家务劳动,再到青铜器时期成为神圣的土地崇拜形象,都能体现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挤压;从社会构造上看,女人生来背负着一种来自男人的“期望”,期望她们从属于自己,具备肉体、内在的特点,使得男人成为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首脑。
    费代里奇研究的根源就在于究竟什么是迫害女性的根源,猎巫运动发生的背景就在于社会经济危机时期,为了恢复理想的人口比例,首先就是要打破女性对于身体和生育的控制,于是主题就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剥夺妇女对生育的控制权,二是把妇女排除在对劳动过程的规范化。哪些女性被指控为女巫,多是村里的助产士、医生、占卜师或魔法师,不听话的妻子、敢于独居的女人,而这些女性都是资本主义必须摧毁的女性主体世界,因为这些人能够对已有的权力结构提出挑战。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之间的友谊也被破坏,因为避免被伤害会进行相互揭发,而这一过程也需要大量的官方组织的管理,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迫害女巫和殖民地征用美洲农民的土地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重要,因此社会选择对女巫进行污名化,教导人们去害怕女巫的力量,让他们以为女性对社会秩序会造成危险。于是,这一结果就是,新的劳动性别分工的发展迫使妇女的劳动和妇女的功能从属于劳动的再生产,新的父权秩序的构建基础是把妇女排除在雇佣劳动之外,使得妇女从属于男人,无产阶级的身体机械化以及把妇女的身体变成生育新工人的机器。
三、超越自己、解放自己
    女性该如何靠自己的力量跳脱,女性必须要有向上提升的自我超越,不应该只局限婚姻家庭等世俗的一些东西,不应该沉浸在小范围的自我满足中。波伏娃说,坚持身为主体就应该以“自由”做为存在之核心,本于真实自我,勇敢面对存在之焦虑,想要有所超越,并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女人必须采取的立身态度是:自行构想其存在的目的,勇于承担起自由独立要冒的种种风险,不让自己成为他人意志追捕的猎物。与其羡慕不如成为,如果女性精神贫瘠的话,只会把皮囊当作唯一的底牌,陷入所谓的“女性气质”,就没办法获得别人的真正尊重和自我稳定的核心,应该明媚而热烈的为自己活着,看书看世界尝试不同,做一个自由而洒脱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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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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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2024.5.26-7.3
《实践与反思》
《实践感》
《实践理性》
《包容他者》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西方社会学理论》上下(选读八大家)

6月读书汇报一:语言作为权力抑或交往的媒介
    语言可以作为两种媒介,一种是权力的媒介,而另一种则是交往的媒介。前者,诸如布迪厄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行使权力的手段,在言语过程中,每一次的言语表达都应该视为一种权力关系;后者,诸如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是一种交往媒介,它用于沟通,行为者通过相互沟通现实行为的协调一致,追求各自的目标。
一、语言作为权力的媒介
    在布迪厄看来,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及其各自所属的各种集团之间的力量关系以一种变相的方式体现出来。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涉及到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语言分析中经常谈到的“编码一解码”过程实际上是以一种权威一信念关系为基础的。只有当贵族的权威有效地发挥作用,他一句委婉的话才会产生相应的效果。所以,每一次语言表达都应视为一次权力行为。例“如果一个老派的英国贵族只要对仆人说句你不觉得天有点冷吗?仆人就会去关上窗户。”并且,语言过程中的技能并非单纯的“能说”,还意味着有权利说,有权利通过语言来运用自己的权力,这都蕴涵着语言技能的分配并不均匀。在语言的市场中,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资本,因此其技能也互不相同。基于此布迪厄发展出符号权力。“符号权力”这一概念强调社会行动者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甚至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也可以通过型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力“尽”自己的一份力,而且,支配的效果几乎总是产生于各种决定因素和将人们构成社会行动者的那些感知范畴之间的“吻合”关系。因此,社会行动者恰恰并不把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领会为一种暴力,从而予以认可,任何权力关系都是在“合谋”的情况下完成的。性别支配比其他任何例子都更好地显示出,符号暴力是通过一种既是认可,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
二、语言作为交往的媒介  
    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也是由日常语言支撑的世界,哈贝马斯也称之为生活世界,亦即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通过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交往活动,获得各种信息,从而对外界得以了解。在哈贝马斯看来,语言恰恰是文化最好的载体,因此语言在生活世界中具有很大的作用:一是描述事态,二是表达意志和情感,三是作为交往中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最为重要的概念就是“交往行为”,他把社会行为区分为四类: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每个行为类型侧重于不同世界类型的反映目的行为对应客观世界、规范调节的行为涉及社会世界和客观世界、戏剧行为对应着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媒介关键是语言,前三种行为模式没有摆脱传统的主、客体关系,只揭示语言的一种功能即以言表意,建立人际关系或表达经验,只有交往行为是一种全面的行为,同时涉及到三个世界的关联 ,揭示了语言更重要的功能就是以言行事即沟通,沟通是社会交往网络的核心环节。在交往行为中,行为者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把相互间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其核心主要在于通过沟通达成共识。交往行为突出的是语言的中介作用,语言作为沟通和达成共识的有效手段,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使行为者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达到真正的交往行动。由此可见,语言是交往的的重要媒介,对语言进行有效性表达则是实现交往行为顺利进行的前提。而言语行动要达到有效性,就要具备以下要求:其一是“所作陈述是真实的(真实性)、二是言语行为是正确的(应当满足合法行为和规范语境)(正确性)、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真诚性)”。其二,“一种表达的合理性可以通过批判和论证加以还原”。也就是说,主体所言之语的合理性可以经得起检验和论证(证明)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如果参与者的计划行为不是通过斤斤计较,而是通过相互沟通获得协调,这样就是一种交往行为,在交往行为中,参与者主要关注的不是自己的目的,他们同时也追求自己的目的,但遵守这样的前提,即他们在共同确定的语境中对他们的行为计划加以协调,通过协调和沟通来使主体之间取得一致。

6月读书汇报二: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对与现代性的探讨
   谈起现代性,我们往往想到当代社会学家对现代性的讨论,但这个月看一些有关社会学家思想述评相关的书目时,也发现对于现代性的讨论已经起始于古典社会学家,且这种思想是已经成形的,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当代社会学家才更充分和完整。
(一)马克思论现代性:资本主义及其后果
1.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
    在⻢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资本主义制度。“现代社会”的许多特征, 最终都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马克思在《资本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他首先从商品将起,认为商品具有两重性,既具有使⽤价值,也具有交换价值,两种价值之间存在天然⽭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制造货物是为了有⽤,产品价值最初是建⽴在使⽤价值之上。资本主义市场建⽴后,产品转化为商品,⽣产⾏为和消费⾏为彻底分离,⽣产的⽬的是为了销售,交换价值从使⽤价值中分离出来。上述分离造成了多⽅⾯的后果。 第⼀,对交换价值的强调,使得使⽤价值蜕变成⼀个次要问题。资本家更关注某类产品的利 润。 第⼆,使劳动⼒性质发⽣变化。劳动者通过将⾃⼰的劳动⼒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使⾃⼰与⽣产资料结合起来,劳动⼒本身成为商品。第三,资本主义的商品化,使社会⽣活和社会关系的⽅⽅⾯⾯发⽣了变化。商品关系渗透到资本主义全部的社会关系当中。这种联系只能最终表现为⼈们相互交换劳动成果的交换价值上。 第四,商品化发展最终导致了⻢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的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产的⼈与⼈之间的关系,采取了商品和商品之间互相发⽣关系的形式,⼈与⼈的关系为物的外壳所掩盖。商品原本是⼈的劳动的产物,体现着⼈与⼈之间的社会关系,但现在它却表现为这种关系之外的物与物的关系,并且作为⽀配商品⽣产者命运的不可思议的⼒量统治⼈。正是由于⽣产关系的物化,使得商品具有了神秘的性质,即拜物教性质。接着,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认为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推动了资本主义⽣产⼒发展及组织形式变化。由于特定时间资本数量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本家所能雇佣⼈数的有限性。因此,资本家总是想⽅设法提⾼对⼯⼈的剥削程度即提⾼剩余价值率来增加剩余价值量。 对剩余价值进行剥削主要主要有两种⽅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绝对剩余价值是⽣产⼯⼈的劳动⼒价值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既定情况下,通过将劳动⽇绝对 延⻓到必要劳动时间以外⽽⽣产的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是在劳动⽇⻓度既定的情况下,通过缩短⽣产⼯⼈的劳动⼒价值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地延⻓剩余劳动时间所⽣产的剩余价值,主要通过技术提升和设备改善,经过了简单协作到⼯⼚⼿⼯业到机器⼤⼯业。 机器⼤⼯业的诞⽣,使整个社会的⽣产⼒提⾼到⼀个崭新⽔平。资本主义⽣产关系虽然创造了机器⼤⼯业这种新型的⽣产技术⽅式,但它也为后者的存在与发展施加了重⼤的限制。机器⼤⼯业的运⾏和发展设置了⼀种制度上的障碍,从⽽使得机器⼤⼯业及其组织形式 在进⼀步提⾼⽣产⼒以及促进⼈类普遍⾃由发展⽅⾯所蕴涵的巨⼤潜⼒,不能得到充分地利⽤和开发。⻢克思指出,作为商品⽣产的⼀种特殊历史形式,资本主义⽣产过程或者说剩余价值的⽣产过程实际上包含两个既互相分离⼜相互联结的过程, 即剩余价值的直接⽣产过程和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这就使得整体经济秩序被周期性破坏是资本主义必然⾯临的问题,那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周期性被破坏的三种因素,这三种因素既可以分别也可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产过程发⽣作⽤:社会⽣产各部⻔之间的⽐例性要求与整个社会⽣产的⽆政府状态之间的⽭盾。由于资本主义的私⼈经济特点,资本家各⾃决策,从⽽使⽐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导致局部甚⾄⼤量⽣产过程的停顿和危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与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趋势之间的⽭盾。为争夺市场和利润,资本家⼀⽅⾯扩⼤⽣产规模,⼀⽅⾯不断改进⽣产技术,导致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在⼀定时期内,平均利润率下降到⼀定程度,进⼀步的投资将⽆法带来更⾼利润,资本家便会缩减投资,导致收⼊、销售和就业的缩减,引发经济危机;⽣产的⽆限扩⼤趋势与社会有⽀付能⼒的消费需求相对⽽⾔不断趋于缩⼩之间的⽭盾。⼀⽅⾯,货越来越多;⼀⽅⾯,⼯资增⻓很⼩,购买⼒不⾜。导致物品⼤量挤压,陷⼊⽣产过剩危机。⻢克思进⼀步指出,机器⼤⼯业的资本主义形式,不仅导致了上述资本主义⽣产过程的内在⽭盾,为⽣产的进⼀步发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且也导致了许多不良的社会后果。资本主义⽣产关系阻碍了机器⼤⼯业条件下劳动过程的合理化趋势。⼈改造⾃然的过程 中充满了愉悦,劳动让⼈感到快乐,劳动过程和⽣命过程融为⼀体,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发⽣了异化。机器⼤⼯业的资本主义形式,还导致了社会⽇益向两极分化以及⼯⼈阶级的普遍贫困化趋势。 ⼀⽅⾯,随着机器⼤⼯业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被甩进了⼯⼈阶级的⾏列,⼯⼈阶级队伍进⼀步扩⼤,另⼀⽅⾯,机器⾰新和技术不断发展,导致对劳动⼒的需求不断减少。两种对⽴的结果导致资本主义出现了相对⼈⼝过剩,导致⼤量失业⼈⼝的出现。这些群体存在对在岗⼯⼈产⽣极⼤竞争压⼒,只能忍受资本家更苛刻的条件,被迫从事更繁重劳动,进⽽出现普遍的贫困化。 ⻢克思将这种趋势称之为⼯⼈阶级的贫困化趋势,概括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资本的不断积累,⼀⽅⾯,是贫穷的不断积累,必将导致⼯⼈阶级的强烈反抗,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2.⾛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对“现代性”的超越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勾画,认为消灭了⽣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所有制,⽣产资料及其劳动产品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由社会根据全体成员⽣产和⽣活的需要共同加以⽀配。消费资料按照每个社会成员的实际需要进⾏分配。商品经济以及与此相连的货币制度和市场体制也都将消失。⼈们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 度量、计算和分配劳动成果,对社会⽣成过程进⾏有计划安排、管理和调控。消灭了固定的劳动或职业分⼯。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但是必须需要通过⽆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激烈⽃争、通过⽆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暴⼒⾰命来完成。
二、涂尔干:现代性危机的根源-社会转型与失范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认为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法律和道德失范状态,在涂尔干看来,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所谓“失范”状态虽然跟劳动分工的迅速发展有一定的关联、但却并非源自于(正常的)劳动分工本身,而是源自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详细地分析了劳动分工产生的原因和引发的社会后果。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的发展或工业社会的出现是由于“社会容量”(即人口的数及关系)和“社会密度”(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交往的频率和强度)的增加所导致的人们之间生存竞争不断加剧的结果。他指出,劳动分工的发展有着许多的社会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改变了社会团结的基础,为社会团结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纽带,为了说明这一点、涂尔干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社会团结类型,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所谓的机械团结指的是通过强烈的“集体意识”(所有群体成员的共同感情和共同信仰)而把个体联结起来的那样一种社会结合类型;有机团结则指的是通讨职能上的相互依赖而将个体联结起来的那样一种社会结合类型。在机械团结中,“所有成员的共同观念和共同倾向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了成员自身的观念和倾向”,个体的独特意识或者说个性即使存在也极其微弱。“以这种方式相互擬聚的社会分子要想一致活动,就必须丧失掉自己的运动,就像无机物中的分子一样。这就是我们把这种团结称作机械团结的原因”。而在有机团结中,情况则相反。在有机团结中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即使仍然存在也已经非常空泛和模糊,个体的独立人格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成员之所以结合在一起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强烈的共同意识、共同情感,而是因为他们存在着功能上的相互依赖,他们由于这种功能上的相互区别和相互依赖而必须结合在一起,谁也无法离开谁。这是一种和动物有机体内部各个器官之间的联结非常相似的一种社会结合形式,所以涂尔干把它叫做“有机团结”。涂尔干认为,这两种类型的社会团结在不同的时代可能都存在,但在不同的时代它们的比重或地位却是不同的。在古代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结合形式是机械团结,而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则是有机团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机械团结的优势和地位不断衰微、有机团结的优势和地位不断递增的过程。而造成这种趋势的基本原因就是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逐步削弱和瓦解着机械团结赖以存在和维持的前提条件。因为机械团结是建立在集体意识对个体意识的强势基础上,集体意识对个体意识的强势是建立在个体之间在劳动与生活方式、在生活经历与经验等方面的高度相似性基础之上,而个体之间在劳动与生活方式、在生活经历与经验等方面的高度相似性又是建立在劳动分工程度极度低下的基础之上的。随着劳动分工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之间在劳动与生活方式、在生活经历与经验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人们之间的异质性程度越来越高,个体的独特意识也越来越强,集体意识之强势的维持也就越来越困难,建立在集体意识及其控制力基础上的机械团结也就势必逐渐衰微下去。但另一方面,劳动分工的发展在将传统的社会联结纽带逐渐摧毁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联结纽带,使得人和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能够得以继续存在,而不至于因为传统社会联结纽带的衰微而衰微。这种新型的社会联结纽带就是劳动分工的发展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在职能上相互依赖。劳动分工一方面削弱了人们之间的传统联系,但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并且在一个比以往实际更高的程度上将人们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人们在一种比以往更高的程度上感受到社会团结的存在。正常的社会分工会带来新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但是反常的社会分工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甚至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失序和社会危机。主要有三种形式,失范的、强制的和不恰当的。
    而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道德教育》和《教育思想的演进》中,涂尔干以职业法团、职业伦理建设与重塑道德教育来为解决社会危机提供途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一书的重点就是来解决大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分工有机团结下的失范状态,他将解决这一危机的重任交付于职业法团这一中介机构,并以此构想了他的未来政治观。最后,涂尔干通过《教育思想的演进》和《道德教育》,分别研究了法国儿童教育和中学教育,介入教育社会学。他分析了道德的三要素即纪律性、集体性和自主性,借此指出教育的本质,是社会的外在表现,是使人社会化的过程。他考察欧洲经过十几个世纪的教育演进过程,强调如何在学校培养孩子的道德观。
三、韦伯:理性与现代性
    韦伯正是从西方社会特有的理性化为视角和发展脉络,考察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并揭示了西方以资本主义制度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关于韦伯与现代性的渊源,可以从韦伯努力探索过的三组问题得一呈现。其一涉及西方文明如何走向现代性,而甚他文明在过去则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当整个世界全都笼罩在现代性的成就下(即韦伯所谓西方文明获致世界史之显著意义)时,又有何种后果出现?其二则关连到现代性的本质与特征、此处韦伯强调的是科学与理性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其三则是对现代社会中的生活情境的讨论,而韦伯的立场在于试图澄清现代性的限制所在。关于第一个问题,韦伯详细世界的几大宗教的教义的理性化过程,关注基督教新教是怎样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祛除巫术和迷信而引发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伦理,以及这种伦理是怎样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最终导致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伦理;关于第二个问题额,韦伯则详细理性化是如何渗透到政治领域又带了怎样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如帕森斯所言,“现代”即是“理性”实现之明证。理性有两种最重要的形式: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在对待两种理性的态度上,⻙伯认为只有形式理性才是伴随着⻄⽅⼯业社会的到来⽽彰显出来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以实质理性为主,资本主义时代以形式理性为主,所以理性的发展经历了⼀个历史过程,具有⽣成性。所谓的理性化,指的是理性或合理性在⻄⽅⽂明的发展过程中⼀步步彰显的过程,成为社会⽣活主导的是形式理性⽽不是实质理性。而有关第三个问题,韦伯论述的是现代交明受到资本主义洗礼后,展现在个⼈⾯前的⽣活世界,是⼀个解除魔咒的、世俗功利 主义笼罩⼀切的世界。身受“职业⼈”与“秩序⼈”双重压⼒的个⼈表⾯上看来都拥有了传统社会⽆法想像的⾃由选择机会,实际上却越来越像资本主义这部⼤机器中的⼩零件,在严密组织的官僚科层体制⾥循 规蹈矩地运转,这就是理性中的⾮理性成分。⻙伯提出了⼀个著名的论点,即现代⻄⽅世界的⼀个最基本和最明显的现实就是“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理性”。实际上就是“理性化导致了⾮理性的⽣活⽅式”。这是⻙伯对现代⻄⽅ 社会各个领域中充斥的⼤量异化现象的概括。 造成这⼀现实的原因是由于把合理性这⼀⼿段当作终极⽬的来追逐的做法。

6月读书汇报三-布迪厄思想总结
一、实践理论:布迪厄社会学的结构与逻辑
    布迪厄的整个工作目的是力图超越某些导致社会科学⻓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这些二元对立包括看起来无法解决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知识模式间的对立,符号性分析与物质性分析的分离,以及理论与经验研究的⻓期脱节。而且,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布迪厄通过逐渐摸索出一套能够消解上述二元对立的概念工具和方法论手段,逐步抛弃了另外两个近年来占据理论讨论中心舞台的二元对立,一个是结构与能动作用的对立,另一个则是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对立。
(一)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的对立
    布迪厄将有关社会的科学理解为一个二维的关系体系,就必然存在一种双重解读,第一种解读用社会物理学的方式透视社会:它将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的结构,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从物质上观察、测量和勾画这种结构的关联接合。这一立场是客观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开始于涂尔干。另一种与结构主义的客观主义正相反,它认为具有资格能力的社会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里有组织的、富于技巧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建构他们的社会世界,而社会现实就是这些“持续不断的权宜行为所成就的”。在这种社会现象学的透镜里,个人机警自觉,社会就像是从这些个人的决策、行动和认知中涌现出来的产物;而世界对于这些个人来讲,饱含意义。
    布迪厄认为两种解读有各自的长处,但也存在各自的问题,那么为了超越这些二元对立,布迪厄讲那些构成表面截然对立的范式所依凭的“世界假设”,转变成了一种旨在重新把握社会世界双重现实本质的分析方式中的一系列环节。由此产生的社会实践理论综合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途径。这种思路是:首先,将世俗表象搁置一旁,先建构各种客观结构(各种位置的空间),亦即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情况;正是这种社会有效资源的状况规定了加诸互动和表象之上的外在约束。其次,我们再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以揭示从内部构建其行动的各种知觉和评价(即各种性情倾向)的范畴。
(二)超越二元对立,构建实践理论
    实践理论与前面两种理论知识形式的差别就在于,实践理论不仅关注由客观主义形式知识构建的客观关系系统,而且还要考虑这些客观结构和主观性情倾向之间的辩证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践理论是与各种唯智主义的理论针锋相对,尤其是和始终困扰社会理论界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相对的。
1.实践与社会行动
    布迪厄的⾏动理论有着极为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对⽇常实践的关注,他因之称这种理论为实践理论,这种实践理论与不同的哲学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来⾃于⼈类学和社会学的具体研究,从⽽也更能够描述经验世界的本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将这种实践理论作为社会学认识论的基础。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强调了如下⼏个⽅⾯:实践是现实⽣活的活动流,是现实的与活⽣⽣的,是前认知的,因此不能够⽤简单⽽独断的理论逻辑去规范它或者描述它;实践是具有紧迫性,这种紧迫性源于实践的现实要求,是指⾏动者往往需要在⾮常有限的时间限制内迅速作出决定,必须⾯对即将到来的未来,这种紧迫性预先就排除了许多在理论上可能的⾏动路线和⽅式。⾏动者往往⾯对着其他各种各样的限制;实践的模糊性则是指实践往往是前认知的、模糊不清的,⼈们对实践的种种理论认识可能是清晰的、连贯的,但这不是实践本身;
2.实践的逻辑:从规则到策略
    实践逻辑是隐藏在实践活动中深层次的生成原则,而不是规范行动的规则。因此,布迪厄从对规则的过度关注转向对策略的重视,从建立模型的机械力学转向勾勒策略的辩证法。策略,指的是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的积极展开,而不是对业已经过计算的目标的有意图的、预先计划的追求。这些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乃是对规律性的遵从,对连贯一致且能在社会中被理解的模式的形塑,哪怕它们并为遵循有意识的规则,也未致力于完成由某位策略家安排的事先考虑的目标。布迪厄的策略概念指的是实践的行动方式。使用策略概念,就是以它为工具,与结构主义的思维模式决裂,要在结构主义的静态模式中引入时间要素。在《实践理论大纲》和《实践的逻辑》两本书中,以人类学经典问题—礼物的分析,指出时间在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传统人类学认为,礼物交换是社会交换的基本模式,布迪厄认为,这种交换模式忽视了礼物交换的时间结构,不同于以物易物的交换,两个行为在时间上是不同的。
3.实践中惯习和场域的关系
    策略作为实践的基本原则,不是行动者凭空创造的,而是他的生活和家庭抚养的物质环境逐渐培养形成的。用布迪厄的概念来说,策略就是惯习。各种教条主义的二元困境之所以妨碍我们理解实践活动,就在于它们忽视了客观结构与身体化的结构,也就是场域和惯习之间的辩证关系。惯习是一种持久存在的行为倾向系统,存在于实践者的身体和行为之中。采用惯习概念同时克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两种危险,是一种生成性结构,它塑造、组织实践,生产着历史;但惯习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因为这一点,布迪厄称惯习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惯习是一种外在性的内在化,个体行动者只有通过惯习作用,才能产生各种合乎理性的常识性行为。通过场域和惯习概念,布迪厄阐明了一种他一再强调的结构的双重存在方式。社会世界中的各种结构首先存在于一种所谓的“初级的客观性”中,也就是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左右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的手段;同时,这些结构还存在于体现在各种分类体系和心智图式上的所谓“次级的客观性”中,发挥一种符号样板的作用,体现在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实践活动中,诸如行为、思想、情感、判断。
二、场域、资本与权力
(一)场域
    ⽤布迪厄⾃⼰的话说:“⼀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个⽹络,或⼀个构型。”位置含有社会资源或权⼒资本,社会成员或社会团体因占有不同位置⽽获得社会资源或权⼒资本,并且,他们也只有获得某种社会资源或权⼒资本才能占有某种社会位置,因为位置含有资源和权⼒成为场域内⽭盾冲突的焦点,在复杂的社会⽃争中,位置处于持续的变易之中。现代社会中社会世界是由⼤量具有相对⾃主性的社会⼩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世界事实上就是⼀个⼀个的场域,有着⾃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并且不可化约为其他场域运作的逻辑,这样,艺术场域、宗教场域、科学场域、经济场域等都有着各⾃的规则。社会结构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在真空中或者漫⽆边际的抽象的社会中发⽣作⽤的,⽽是通过场域,社会的物质结构与精神结构同⾏动者得以相互联系起来,并构成了⼀个动态的过程。
(二)资本
    布迪厄认为有四种主要的资本,这四类资本分别是:经济资本、⽂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
    经济资本是由不同⽣产要素(诸如⼟地、⼯⼚、劳动、货币等)、经济财产、各种收⼊以及各种经济利益组成。不同社会的经济资本具有不同的特性;
    布迪厄最看重⽂化资本问题。他关于⽂化资本的理论不仅超越了常识性观点,⽽且也超越了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区分了⽂化资本的三种状态:具体化状态、客观化状态和体制化状态。具体化状态的⽂化资本指与个⼈身体直接联系的⽂化资本,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储存于个⼈身体中的⽂化知识、⽂化技能和⽂化修养;客观化状态的⽂化资本是以⽂化商品形式存在的,是⽂化观念和⽂化能⼒的物化。具有两种基本特征:物质性和象征性。在物质⽅⾯,预先假定了经济资本;在象征性⽅⾯,预先假定了⽂化资本;体制化状态的⽂化资本经过某种制度确认的⽂化资本,常⻅或典型的形式是通过学业证书、单位证书或职称证明等确定的学术资格或⽂化程度。⼀个⼈的⽂化素养和⽂化技能井不⼀定能及时得到社会认可,社会难以鉴别蕴含于个⼈体内的⽂化资本⽔平和程度,在⽂化资本具体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凭制度和学术职称制度,通过颁发各种层次的证书从制度上对⽂化资本进⾏确认。证书所展现的⽂化资本获得了标准化和可⽐性,能够得到社会层⾯的认可,呈现了普遍性价值,也使⽂化资本同经济资本的转换有了直接性和现实性。
    社会资本是指当⼀个⼈拥有某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络时,这种社会关系便成为他实际或潜在拥有的资源。既取决于他可以有效调动的关系⽹络的规模,也取决于⽹络中各个成员所拥有的资本(经济的、⽂化的与符号的)的容量。社会资本并不是天然产⽣的,⽽是通过持续性的建构、经营,有意识地笼络、交往与反复协调才能形成的;同时,这种资本的再⽣产还决定于那些促进正当交换活动、排斥不合法交换活动的各种制度。
    符号资本即是现实⽣活中⼈们通过各种感知范畴,认可各种资本的占有和存在逻辑,我们就说这些资本有着符号资本的形式。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符号资本⽬的是要充分把握上⾯三种资本所具有的象征性质以及资本占有和运⾏的合法化形式。
(三)语言与符号权力
   在布迪厄看来,资本和权⼒是孪⽣兄弟。资本意味着能量,不同的⾏动者,不同的场域中,永不停息地发⽣着资本交换,也永不停息地进⾏着⼒量竞争并构成了各种各样的⽀配关系。符号资本所关注的合法化诸问题中⾄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平等资源分配和资本流动的合法性问题。在布迪厄看来,⽀配和权⼒只有在摆脱它⾚裸裸的形式之下才能够被⼈们所承认,也才能够顺利地实施。
    在布迪厄看来,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语⾔分析模式的⼀个重要问题,在于这种思路将语⾔仅仅看作沟通的⼿段,⽽忽视了语⾔是权⼒关系的⼀种⼯具或媒介。要从以下三个⽅⾯对纯粹的语⾔学进⾏社会学的批判:⽤合法语⾔的概念来代替纯粹语⾔的概念;⽤符号权⼒关系的概念代替构成关系或符号互动的概念,这样,⾔语的价值和权⼒的问题也就取代了⾔语的意义问题;⽤符号资本的概念取代了纯属语⾔的技能概念,⽽符号资本⼜总是和⾔说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关。
    符号权⼒这⼀概念强调社会⾏动者是有认知能⼒的⾏动者,甚⾄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也可以通过型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尽”⾃⼰的⼀份⼒,⽽且,⽀配的效果⼏乎总是产⽣于各种决定因素和将⼈们构成社会⾏动者的那些感知范畴之间的“吻合”关系。符号权⼒的概念表明了布迪厄的⼀个基本观念:社会的⽀配秩序依靠的是⼀种“看不⻅的、沉默的暴⼒”。对权⼒的分析就是要揭示那些不⾔⾃明、不受置疑的部分。这⼀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他对社会世界权⼒结构的勾画上。
(四)学术场域与符号权⼒
   学术世界作为⽂化⽣产场域,是⼀个具有⾃身独特逻辑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尽管知识分⼦采取各种策略,争夺某种在他们眼中利害攸关的事物,但若是从更⼤范围的社会世界中盛⾏的利益观念来看,他们所追求的利益倒可能颇为超越功利,知识分⼦场域之外的权威所产⽣的任何影响和约束,总是通过知识分⼦场域的结构的“折射”发挥作⽤的。布迪厄指出,在分析学术世界时,必须同时考虑两种不同的等级制原则。学术世界中的权威主要依据对⽂化资本的占有,但这种资本在整个社会世界(也就是在布迪厄后来分析的权⼒场域)中却处于从属地位。这样,在学术场域中,⽂化资本的等级制原则就经常和经济资本或政治权⼒的等级制原则发⽣冲突。
(五)权⼒场域
    权⼒场域是受到不同形式的权⼒,即不同资本形式之间的关系状态—结构性决定的⼀个⼒量场域,也是拥有不同权⼒的个⼈之间权⼒⽃争的⼀个场域,还是各种⾏动者、制度彼此相对,运⽤策略来维持或改变这些权⼒关系的游戏空间。权⼒场域中的核⼼问题就是各种不同权⼒之间的争⽃,其焦点是各种不同资本之间的兑换率,因此也就是究竟何为⽀配的主导性原则的问题。至于学术场域的组成,布迪厄认为,就法国的情况⽽⾔,⾃从19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就出现了市⺠阶级与画家、作家和知识分⼦之间的对⽴。前者是占⽀配地位的⽀配者,⽽后者则是占被⽀配地位的⽀配者。他们拥有不同的资本,前者主要是借助经济资本,⽂化资本⽐较⽋缺;⽽后者主要是借助⽂化种类的资本,经济资本⽐较匮乏。在权⼒场域的两极之间,就是英美社会所谓的“专⻔职业⼈”,⾼级公务员等,他们同时积累⽂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国家的构建也导致了权⼒场域的构建,反过来,也可以将权⼒场域视为拥有不同资本形式的所有者争夺国家权⼒的游戏空间,关键看谁能拥有对中央集权资本的权⼒,因为它能赋予不同资本种类及其再⽣产(尤其是通过学校系统完成的再⽣产)权⼒。
三、教育:⽂化再⽣产与社会再⽣产
   布迪厄采用文化资本这个概念的,借此说明不同社会经济出身的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的差异:因不同的阶级或阶级集团在文化资本的分配方面是不平等的,所以这些不同阶级出身的学生在学术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即学业成就)也是不平等的。在60年代,这个概念和欧美各国盛行的常识观念大相径庭,因为许多人认为,教育是现代西方社会改变阶级分裂状况的有效体制,每个“勤奋攻读”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教育这个阶梯实现社会流动,以往的阶级社会正在逐渐走向终结。而布迪厄指出,这些普通人或学者忽视了家庭出身并不仅仅通过单纯的经济收入来影响求学的孩子,文化资本的传承也是阶级再生产非常重要的一环。正是通过文化资本,“外在的财富转化成为一个人的内在部分,转化成为惯习”,而且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更顽固,这一点特别体现在文化资本的积累上。一个人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他就会更容易更快地积累新的文化资本。因化,那些早年从家庭中继承了丰厚的文化资本的人也更易于增长自己的文化资本。
    在布迪厄看来,现代社会中最能体现符号暴力运作过程的就是各种教育行动。它包括三种方式:一是所谓“传播式教育”,即当一个人和某个社会群体或组织中受过教育的成员打交道时,无形之中就会学到许多东西;二是所谓“家庭教育”;三是“制度化”教育,是由明确承担教育任务的制度,如学校这样人们早已习惯的教育机构——直接或间接完成的。至于这三种教育方式及其涉及的各种教育“机构”各自相应的符号力量,则是由它们在权力关系以及符号关系的结构中的不同权重所决定的。这些教育行动实际上是在强加一种文化任意性。这个概念在《再生产》一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布迪厄之所以如此使用,至少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文化)任意性表明通过教育行动灌输的意义不是社会秩序的自然形象,尽管这种灌输恰恰就是让人们误以为事实如此;其次,正如索绪尔所说,符号的任意性超越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文化的任意性也往往超越于受教育者的个人选择。不过,这样说并非无视教育过程中的能动力量;恰恰相反,布迪厄分析教育过程中的符号权力,就是要强调教育如何通过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和话语协商,在被灌输者的主动参与中完成了文化再生产。
    教育行动强加的是文化任意性,这种强加又是由教育权威这种任意性权力通过教育工作来完成的。教育权威是教育行动中进行的各种文化再生产活动的社会条件,同时也是行使符号暴力的权力;而教育工作则是一个灌输的过程,正是借助它,受教育者的惯习才得以形成,这种惯习就是一种文化任意性原则被内化的产物。而在上述过程中,制度化的教育体制始终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各种制度条件,无论是对于完成灌输过程,实现文化任意性的再生产功能(即布迪厄所谓“文化再生产”),还是对于社会集团或阶级之间关系的再生产(即布迪厄所谓的“社金再生产”),这些条件的存在和持续(即布迪厄所谓“系统的自我再生产”)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意味着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也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而教育这部“巨大的认知机器”正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在布迪厄看来,教育社会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对教育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分析,揭示了社会权力关系的动态过程,从而建立了一门分析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关系的科学”,并用其考察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机制:借助文化再生产完成的社会再生产。
四、文化、审美与阶级
    在《区分》一书中,布迪厄揭示出各种所谓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等文化消费其实是各阶级或阶级内部各阶层相互斗争的场域,反映的是社会的区分与差异,而这种种文化消费又再生产了这种区分与差异。《区分》告诉我们,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巨作用的产物。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
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布迪厄不是从单一的经济因素去界定阶级,他引入建构一个三维的社会空间,用资本的概念代替经济,依据各种资本的结构和数量在时间过程的变化去界定阶级,纵向是资本的总量,横向是资本的类型(比如文化资本少,经济资本多)由此把法国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统治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统治阶级在资本总量上占优势地位,居于劣势地位的是工人阶级,他们拥有很少的资本,中产阶级资本占有量居于两者之间。但是由占有的资本类型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利益集团,比如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存在着由经济和文化资本的相对差异而形成的更加细致的划分,分为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农业工人等。
    阶级之间的边界是如何维持的?布迪厄引入审美趣味的概念,他认为趣味是对人的阶级分类,它作为对社会导向的一种意识发挥作用,将社会空间中的一个确定位置的占据者引向符合其属性的社会位置,比如说听音乐、欣赏绘画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偏好、衣着都可以看出趣味的等级划分以及社会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布迪厄区分出三个与学校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大致相符的趣味空间:合法趣味、中产阶级趣味和民众趣味,合法趣味,也就是对合法作品的喜爱,合法趣味随着学校教育水平而提高,在最富有学校教育资本的统治阶级层次中达到最高。中产阶级趣味,这种趣味集中了主要艺术的次要作品,这种趣味在中产阶级身上比在民众阶级或统治阶级的知识层次身上更常见。民众趣味,这种趣味在民众阶级中出现的比率最高。并且它的变化与学校教育资本成反比。这就可以看出审美趣味根源于阶级教养和教育相关的社会地位,显示出人在社会空间的不同位置,这样,审美趣味就拥有了一种新的功能:作为社会区隔的标志而存在。人们可以通过每个个体不同的审美趣味辨认他所处的阶层,并进行自我归类和寻求那些拥有相似趣味者的认同,以此完成社会区隔。

书单:2024.4.27-2024.5.25
《继承人》
《再生产》
《国家精英》
《区分》上下册
《精英的兴衰》

5月读书汇报-精英阶级的产生与统治以及如何区分阶级
    这个月读了布迪厄和帕累托的书籍,分别是《继承人》、《再生产》、《区分》上下册、《国家精英》和《精英的兴衰》在阅读之后,发现各大家都对阶级都做了一些探讨,本次阅读汇报就结合这个月所读的书目以及之前所阅读的马克思和齐美尔相关观点进行汇报。
    一、精英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布迪厄认为精英的构建需要通过社会、教育体制以及精英群体共同推进,所以在 《国家精英》这本书中,布迪厄关注核心一点就是国家精英的形成机制。
    首先是教育体制的垄断对国家精英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比如说通过激励体系、约束体系和控制体系使预备班区别于普通的大学生,在预备班中学生的生产力极高,教师公开成套的学术规范和检查,强化竞争,以及严格的考勤制度,去创造一种潜移默化的环境,由此造成一种教育体制的垄断,它决定了教育知识的传授以及社会阶层流动和权力分配。在这一体制中,学业称号的重要性愈发突出。最高级别的学业称号是进入权势集团的必要条件,这里的权势集团不仅包括财富还包括风度,而风度就是使自己的教育更高雅,它代表着对知识和学术能力的认可。通过学业称号的获得,个体能够进入国家精英阶级,获取社会地位和权力。
     其次就是不同资本的相互交换。布迪厄论述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简单的说,经济资本就是财富和经济资源,文化资本是指知识教育文化背景,社会资本是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布迪厄认为的国家精英既包括通过传统上流阶级的教育和文化背景进入国家精英阶层的穿袍贵族,也包括通过经济手段积累财富和权力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而且他强调这两个阶层直接的相互交流和合作,穿袍贵族依赖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富来获取经济资本,而工商业资本阶级也依赖穿袍贵族去获取学术上的认可。通过这种不同资本的交换,精英阶级可以巩固自身的地位和权力,并获取合法性。
    最后就是精英阶级自身的群体精神。精英阶级存在的基础就是通过明显的专制进行相互认同,通过一种群体虚伪来掩盖自身的存在基础和权力基础,如穿袍贵族与企业和工商业联系在一起,由此精英阶层会凝聚在学术称号的象征资本之中,并间接的借助现有的象征资本,使自己接受并继承资本,产生一种精英的骄傲和自豪,产生与群体利害一致的意识,支撑彼此极为协调的无意识的反应性默契。由此精英阶级就此诞生。
    二、精英统治是否稳定
    布迪厄认为,习性使得社会阶级维持稳定的状态,而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剧烈改变。阶级本质上是指使具有类似生活条件和倾向的人形成某种阶级的习性。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
    但帕累托认为,社会是⼀个由相互依赖的因素构成的系统,个⼈在⼼理上和⽣理上的异质性,决定了社会的异质性,在任何⼀个社会,都有被统治的⼴⼤群众与占统治地位的⼀部分⼈之间的分离和某种意义上的对⽴。由此展开了对⻢克思的批判,⻢克思认为,阶级划分是基础;⽽帕累托认为,群众与精英的划分是基础。他所指的精英指的是那些在⼈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成绩的⼈,包括统治精英和⾮统治精英;社会的特点,是由精英,特别是统治精英所决定的,⽽统治精英的性质⼜是占主导地位的剩余物决定的。根据占主导地位的剩余物不同,统治精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狐狸型,第⼀种剩余物“组合的本能”激励的⼈,善于思考,敢于尝试和改⾰,标新⽴异的同时⼜缺乏原则性和稳定性;狮⼦型,第⼆种剩余物“群体的持久性”推动的⼈,稳健、坚定,必要时不惧怕甚⾄热爱武⼒。精英的分布不是恒定不变的。精英也有来⾃下层的代表,其中最有天赋的⼈会通过各种渠道,暴⼒的或⾮暴⼒的⼿段“升上来”,补充或替换上层统治阶层,⽽上层统治阶层的成员也因退化会“降下去”,沦为普通百姓。帕累托认为政治变化的形式就是⼀种类型的精英取代另⼀种类型精英的循环他认为,理想的统治这两种类型的剩余物主导的统治精英,也决定了建⽴统治和维持秩序不同的⽅法和社会功能,前者主要对变迁、进步负责,后者是社会稳定的有⼒因素,因此理想的统治阶级应是⼆者结合。原有的精英对⾮精英阶层中的优秀分⼦,可以以某种⽅式吸收他们进⼊精英阶层,这种和平⽅式通过社会流动,既可以更新精英的成分,⼜能避免⾰命,维持社会的均衡。
    三、如何区分阶级
    马克思对阶级的划分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因素,他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阶级分析理论体系,其中既包括阶级基础、阶级结构、阶级形成的过程和机制,也包括阶级后果和阶级未来等内容,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的基础是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性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了人们的基本社会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社会由此区分为两大阶级,即占有生产资料并雇用劳动力的资产阶级和不占有生产资料而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先,阶级关系的实质是“剥削”,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偿占有了⽣产剩余价值,其次,以“剥削”为核⼼,资产阶级与⽆产阶级之间形成了利益对抗关系,阶级⽃争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根本动⼒。⽆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争最终会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建⽴以⽆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最后,⻢克思指出,阶级作为⼀个历史现象,最终会随着社会⽣产⼒的⾼度发展⽽⾛向消亡,⽣产⼒的⾼度发展是阶级消亡的基础,阶级的消亡意味着社会不平等的消灭。
    布迪厄不是从单一的经济因素去界定阶级,他引入建构一个三维的社会空间,用资本的概念代替经济,依据各种资本的结构和数量在时间过程的变化去界定阶级,纵向是资本的总量,横向是资本的类型(比如文化资本少,经济资本多)由此把法国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统治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统治阶级在资本总量上占优势地位,居于劣势地位的是工人阶级,他们拥有很少的资本,中产阶级资本占有量居于两者之间。但是由占有的资本类型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利益集团,比如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存在着由经济和文化资本的相对差异而形成的更加细致的划分,分为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农业工人等。
    阶级之间的边界是如何维持的?布迪厄引入审美趣味的概念,他认为趣味是对人的阶级分类,它作为对社会导向的一种意识发挥作用,将社会空间中的一个确定位置的占据者引向符合其属性的社会位置,比如说听音乐、欣赏绘画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偏好、衣着都可以看出趣味的等级划分以及社会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布迪厄区分出三个与学校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大致相符的趣味空间:合法趣味、中产阶级趣味和民众趣味,合法趣味,也就是对合法作品的喜爱,合法趣味随着学校教育水平而提高,在最富有学校教育资本的统治阶级层次中达到最高。中产阶级趣味,这种趣味集中了主要艺术的次要作品,这种趣味在中产阶级身上比在民众阶级或统治阶级的知识层次身上更常见。民众趣味,这种趣味在民众阶级中出现的比率最高。并且它的变化与学校教育资本成反比。这就可以看出审美趣味根源于阶级教养和教育相关的社会地位,显示出人在社会空间的不同位置,这样,审美趣味就拥有了一种新的功能:作为社会区隔的标志而存在。人们可以通过每个个体不同的审美趣味辨认他所处的阶层,并进行自我归类和寻求那些拥有相似趣味者的认同,以此完成社会区隔。
    我在读布迪厄审美趣味这一观点时还联想到了齐美尔对时尚的研究,我觉得和布迪厄的观点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他认为在现代开放社会中,精英阶级总是企图⽤⼀种明显的标识如服饰或⽣活⽅式来使⾃⼰更醒⽬,⽽下层阶级的成员也想借⽤这些标识来提⾼⾃⼰的地位。当下层成员使⽤了之前的标识符号时,上层被迫放弃旧的区隔标识,转⽽寻找新的区隔标识,引发新⼀轮竞争潮流。齐美尔认为,时尚的基本动机包括 既相互⽭盾⼜相互⼀致的两个过程,即既要与别⼈相似(同化),⼜要区别于别⼈(分化)。上层引领,下层模仿和赶超,时尚是不同声望群体互动的结果。
[ 此贴被赵珂在2025-01-23 17:15重新编辑 ]
Posted: 2024-10-27 11:57 | 7 楼
杜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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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牛了,我真佩服你!
Posted: 2024-10-28 16:07 | 8 楼
赵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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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2024.3.24-4.26
《社会的构成》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民族国家与暴力》
《第三条道路》
《超越左与右》
《失控的世界》
《风险社会》
读书汇报一: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失控、风险与苦难
    对现代社会的描述一直是当代社会学大家描述的重点,吉登斯、贝克和布迪厄分别在《失控的世界》、《风险社会》以及《世界的苦难》中用失控、风险和苦难三个字来为我们介绍现代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个月的读书汇报就是基于这三本书来总结吉登斯、贝克和布迪厄对现代社会的概况所做的描述和分析。
    一、失控
    吉登斯的《失控的世界》这本书共分为五个章节,首先介绍了全球化,以及伴随全球化而来的风险、传统、家庭以及民主这些问题,介绍了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吉登斯认为失控的原因正是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吉登斯认识到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而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同样它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会产生向上的拉力,而且也会产生向下的推力,全球化正变得越来越无中心化,不受任何国家和大公司的控制。吉登斯论述的区分了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主导我们的是由外部的风险,如瘟疫或者饥荒等,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如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核裂变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等大灾难。当今世界的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人们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传统的终结,传统的终结并不一定意味着传统的消失,只是以传统方式存在的传统越来越少。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今天正在出现两个基本的变迁,在西方国家,不仅公共制度而且日常生活都在远离传统,而世界上其他一些仍然维持传统的社会也在变得非传统化。而在家庭方面,全球化一方面扩大交往范围,另一方面又引起人际间的疏离。同样,在全球化时代,民主也同样具有两面性,其他国家都在模仿成熟的民主制度时,却出现了民主意识的削弱在扩散的现象。吉登斯在书里说,“民主就像一朵脆弱的花,一方面它的领地在逐渐扩大,另一方面世界上到处都在蔑视人权”。总之,当今世界在快速变化过程中,具有双重效应,越来越不受控制。
    二、风险
    贝克则用“风险社会”一词来描述现代社会,书中有很多方面描述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对比,比如工业社会关注不平等,是一种需求型团结,用“我饿”来形容,而风险社会关注不安全,是一种焦虑型团结,用“我怕”来形容。贝克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处在一个风险社会,风险概念类似于不确定的概念,风险社会事实上也是不确定性社会。其特征在于,新的风险大多是人造的、人为的;风险危害具有全面性、全局性;不容易检测。贝克首先探讨了风险社会的分配逻辑。与工业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所不同,风险社会的核心在于对风险的分配。工业社会因其以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为主而往往导致不平等的产生,这使得工业社会大多数时候都表现为一个阶级社会。风险社会则强调风险的生产与分配。但是,风险同财富一样附着在阶级模式上,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顶层积聚,而风险在底层积聚。就此而言,风险似乎不是废除而是巩固了阶级社会。贝克还论述了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贝克解释了个体化的三重理解,这三个维度分别是解放的维度、祛魅的维度和控制或再整合的维度。风险和不安脱离并重塑了工业社会的内在社会结构,这些内在结构如社会阶级、家庭模式、性别地位、代际、职业等,也改变了生活的基本确定性,在个体化过程中个体脱离了传统纽带和支持关系,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劳动力市场、消费和谋生中的标准化与控制的约束。
    三、苦难
    《世界的苦难》这一本书是男人和女人的生活状况和所遇困难作出的见证,它的写作形式与其他书不同,是通过访谈形式而出现的生活史个案,我只是略读了一下这本书,大篇幅的访谈内容没有看,只看了作者的分析,这些困难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生活空间的相关问题,包括社区环境差、邻里冷漠,相互之间不认识,谁都不愿意说话、存在暴力冲突、种族歧视与工人阶级衰落;二是结构性因素而导致的流动困难:首先是家庭代际继承的痛苦,没有受过教育的父母把自己的期望转移到孩子身上,而孩子对父母的期望和自己没能达到的成就而感到痛苦;另一个是制度塑造的职业,比如书中讲到,警察和法官的职业选择是因为家中有人从事法律职业或者是受到亲属的影响,而工人的父亲却生产工人,这主要是因为缺少文化资本,社会结构起作用;最后是学校的区隔,教育制度制造社会不平等而且经过学科定向认可,而学校做为这种合法性机制也在潜移默化的为大家所接受,学校由于市场化机制的竞争区分了好学校与差学校,在好学校中文化资本高度积累,而在差学校中,校园暴力等问题频繁发生,实际上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四、一点总结
    这三本书其实都是三位作者对生活在这个快速变迁时代所具有的感情表达,为什么以失控、风险和苦难所命名,并不是说作者充满了悲观,书中在介绍这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后,也给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吉登斯在谈到《文明的终结》这本书时,联想到它们写这些书时面临的时代正处于20世纪末,世界正匆忙忙的走向它的尽头,如果处于21世纪开端,作者可能会以希望、开端等来吸引读者,但是失控、风险和苦难仍然存在于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对我们来说更像是一种警示。
   
读书汇报二:吉登斯思想梳理
    这个月大多数时间都在阅读吉登斯的书目,打算对其思想进行梳理和总结,吉登斯对社会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全面梳理和发展,其社会政治理论为世纪末西方政治生活的变革提供了一套系统的解释理论,而且为政治观念的变革提供了一个看起来颇为合理的理由和选择。他的学术历程主要有两个阶段,其一在于分析欧洲传统思想主要是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逐步创建自己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二是用自己的理论来分析社会历史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生活。按照其学术历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发展自己的理论-双重解释学与结构化理论、关注国家与暴力-社会变迁理论、分析当代社会生活-现代性与全球化、晚期的转向-对政治生活的关注。
    一、发展自己的理论-双重解释学与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首先对欧洲思想传统的梳理与批判,这个阶段的主要代表书目为《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与《社会的构成》。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中,主要有三条线索为逻辑展开,一是结构与行动的关系,提出结构二重性、结构化、涉及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冲突和均衡;二是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里吉登斯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三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社会的构成》一书吉登斯则深入阐述了结论化理论所关涉的主要概念,他从某些分野谈起,批判了功能主义与结主义、解释学和现象学的错误之处。
(一)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论述的结构是指规则和资源。规则指行为的规范和表意性符码,其中规范包括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表意性符码则是具有意义的符号,如语言,一个手势,一声尖叫等。吉登斯将资源与权力结合起来分析,认为资源是权力的基础,资源所构成的是结构的支配方面,资源为规则提供了条件,而规则凭借着这些条件具体体现于社会实践之中。资源分为两种:配置性的和权威性的资源。前者是指在权力实施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质性的资源,根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后者是指在权力实施过程中的非物质性的资源,它源于社会中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支配。规则并不只是对人们如何行动作出的概括,它们是实践活动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系统的再生产的条件和中介。规则不只是带有否定性意义的禁令或限制,它也是建设性的,是对行动意义的积极建构。吉登斯认为,社会理论所要解决的,不是像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社会结构决定了人们的行动;也不像现象学或解释学社会学那样,以为人们的各种各样有且的的行动本身如何构成了社会,而是行动是如何在日常的环境条任下被结构化的。同时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是如何由于行动本身的作用而被再生产出来的,这里体现的结构二重性原理,即:结构一方面是人关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
(二)结构二重性
    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深刻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以来、经过涂尔干等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人物问题上,提出了他的双重解释学。重新阐明了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任务及由此带来的深刻影响。双重解释学意味着社会科学的逻辑必然包含着两套意义框架:第一,是由普通行动者构成的充满意义的社会世界,第二,是由社会科学家创造出来的元语言。这两者在社会科学的实践中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科学家用于理解社会过程的概念和归纳能被作为行动者的常人所用,这些人能够改变社会的过程,因此,在根本的意义上,社会学家与常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不同。
    二、关注国家与暴力-变迁理论
    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吉登斯以全球社会变迁的过程为叙述框架,力图通过建构社会转型的一般模式,阐明塑造现代社会的力量。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转型除了“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人的理性化(韦伯),社会分工的发展(涂尔干)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形态的变化。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别开来的。主要是现代社会的民族一国家特征,其炎出表现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造成这种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为动因,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同时也包括其他三种力量的发展: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监视、军事暴力手段的国家化以及人类行为的工业主义,吉登斯把一般的社会转型过程分为三段:传统国家时代、绝对主义国家时代、及民族一国家的时代。认为这三种国家 形态依次更替,实质是⼈类社会从⼀种结构向另⼀种结构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结构化的社会再⽣产过程,是⼀个时代向另⼀个时代变迁的社会发展过程。传统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分化和裂变,⼜称之为阶级分化的社会。传统国家有边陲⽽⽆国界,基本存在形式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绝对主义国家从社会转型意义上,把绝对主义国家作为欧洲国家的过渡形态,考察传统国家如何从这个中 间状态转型为现代国家;⺠族-国家 从国家体系的⻆度来看⺠族-国家,⽽不是针对某⼀个国家。 ⺠族-国家存在于与其他⺠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系列制度 模式,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实施⾏政垄断,它的统治依靠法律以及对内外暴⼒⼯ 具的直接控制⽽得以维护。它的主要特征:全球性、垄断性和暴⼒性(拥有边界的权⼒集装器)
    三、分析当代社会生活-现代性与全球化
    在90年代,吉登斯把关注的目光转到当代西方社会生活中,《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在这两本书中吉登斯主要介绍了现代性理论以及全球化。
(一)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多维度
吉登斯拒绝从单一维度来解释现代性,从四个制度性维度来看现代性,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包括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机器、军事力量。同时,这四个维度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例如监督机器与军事力量连结诞生了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连结则诞生了现代企业,军事力量与工业主义的连结使得战争工业化,监督机器与工业主义的连结则强化了生产制造中的管理权,由于现代性内在的全球化特性,吉登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对应的全球化的四个维度,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现代性的全球化也是一个不断创造新风险的过程,不断政变人们的既有生活方式、认知体系的过程。这些新风险影啊的范围更大,带有更强的不确定性,直接威胁到人类整体的存在。如果从四种制度性维庚来看,这些后果严重的风险包括:极权主义的兴起;全球经济的解溃:核大战的爆发以及生态的恶化。同时人们也不是被动的,也在不逝提高反恩能力和理解能力,积极地作出回应。西方社会在60年代兴起的备种杜会运列就是对全球性风险的回应。根据自己的制度四维结构,吉登斯很自然地提出了四种社会运动:劳工运动、民主运动、和平运动以及生态运动。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制麼性分析没有导致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的那种悲观前景。他很少使用“后现代”词,通常用“晚期现代性”或“繁盛现代性” 来指代。他对于晚期现代性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这种乐观主要建立在对现代性制廈的积极一面的继续发展,主体、社会乃至全球反思性的提高上。 
(二)现代性的动力机制 
    吉登斯现代性的思考是源于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判,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方向,也被单一的动力原则所支配。因此,他提出了“断裂论”,即现代社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脱离了所有类型的传统社会秩序,断裂的根本原因在于时间分离,前现代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但到了现在,时间从空间中分离了出来,以此同时空间也和场所分离出来,在场被缺场所取代。时间分离会使得使得社会关系发生剧变,现代的社会关系不再如传统那般受到地域性的制约,这就是脱域”。对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这两种抽象体系的信任,就是脱域的实现机制。脱域机制中的专家系统,涉及许多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生产,这些知识又将被运用于社会生活本身。这就是现代性的“反思性”。这三个同样也是三个动力机制,它们的关系也具有一定因果关系。
(三)现代性的后果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从宏观方面指出,现代性的后果在于亲密关系的转型以及风险认知的变革,《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可以看作是这本书的续篇,从微观方面指出自我认同的两难困境。现代社会秩序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秩序的根源是信任关系的不同,一方面现代的个人信任必须通过自我探询的过程才能够建立,就比如说前现代是地域性信任,如血缘、地域化社区等;现代是被脱域的抽象体系中的信任关系如个人、抽象体系等,这就引发了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风险是强度更高、数量更大的全球化风险,人们已经具有将风险视为风险的风险意识,接受了风险的广泛存在以及专家系统普遍的局限性。更一方面,人的自我认同越发向内用力,人们通过内在参照系统形成了自我反思性,这种反思性外化为专家系统,生活规划的选择不可避免受到上述动力机制伴随而来的信任机制、风险环境变迁的影响。由此吉登斯提出了自我的两难困境在于四个方面,分别是联合与分裂、无力与占有、权威与不确定性、个体化与商品化的经验。
四、晚期的转向-对政治生活的关注
  《超越左与右》和《第三条道路》等书则代表了吉登斯对社会政治课题的关注。当代西方社会己经进人了反思的现代化阶段,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解传统化的进行以及个人自我反思能力的提高带来了大量崭新的、潜在破坏力大的人为不确定性。政治光谱中的左、石两大阵营都无法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以及有效的对策,因此必须超越左右的认识局限,综合众多理论,建立新的理论出发点,以此来制定能够解决当代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的的方案,吉登斯主要提出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这包括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团结、摆脱解放政治,建设生活政治、用能动性代替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展对话民主和情感民主,对民主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福利国家,把福利依赖转变成积极福利、在各个领域消除暴力。以及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纲领,主要包括激迸派的中心,新型的民主国家(没有了敌人的国家),积极的公民社会,民主的家庭,新型的混合经济,作为包容的平等,积极的福利政策,社会投姿型国家,世界性的国家,世界性的民主。
    在阅读的中,吉登斯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已经消亡了,这一点是正确的,因为国家与市场关系已经在实践中“姓资还是与性社”已经探索出来了,国家与市场要合作,并不能盲目的选择一方,但是吉登斯并不认为社会主义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良方,这给我一点体会就是要关注作者所处的时代,比如吉登斯的学术产出主要在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和东欧事变背景之下,他并没有看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书单:2024.2.21-3.23
阅读汇报: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现代性观点
一、现代性的概念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明确指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以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极之前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级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如果从四个制度性维度来看现代性,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包括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机器、军事力量。同时,这四个维度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例如监督机器与军事力量连结诞生了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连结则诞生了现代企业,军事力量与工业主义的连结使得战争工业化,监督机器与工业主义的连结则强化了生产制造中的管理权,由于现代性内在的全球化特性,吉登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对应的全球化的四个维度,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并没有做出明确定义,只说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就这一点来说,哈贝马斯和吉登斯是一样的观点,他们并不像贝尔在《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一本书中表明现代已经过去,我们步入了后现代时代,吉登斯也是认为现代仍未完成,更愿意称为现代性晚期,哈贝马斯并借此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从黑格尔开始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有黑格尔左派、黑格尔右派和尼采。而尼采的后人们又分成两支:一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另一条是巴塔耶和福柯。但这我没有看懂,哲学思想较为浓厚,大致是他们的思想都存在局限,哈贝马斯对它们进行批判,指出要重回黑格尔。
二、现代性的缘起-从断裂与分裂谈起
    吉登斯现代性的思考是源于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判,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方向,也被单一的动力原则所支配。因此,他提出了“断裂论”,即现代社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脱离了所有类型的传统社会秩序,断裂的根本原因在于时间分离,前现代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但到了现在,时间从空间中分离了出来,以此同时空间也和场所分离出来,在场被缺场所取代。时间分离会使得使得社会关系发生剧变,现代的社会关系不再如传统那般受到地域性的制约,这就是脱域”。对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这两种抽象体系的信任,就是脱域的实现机制。脱域机制中的专家系统,涉及许多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生产,这些知识又将被运用于社会生活本身。这就是现代性的“反思性”。这三个同样也是三个动力机制,它们的关系也具有一定因果关系。
    哈贝马斯谈起现代性提到分裂一词,明确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在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所导致的传统伦理生活总体性的分裂。关键在于现在如何能够在脱离了传统和必然的规约之后自己为自己创造出规范,获得自我确证。
三、现代性的后果与困境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从宏观方面指出,现代性的后果在于亲密关系的转型以及风险认知的变革,《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可以看作是这本书的续篇,从微观方面指出自我认同的两难困境。现代社会秩序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秩序的根源是信任关系的不同,一方面现代的个人信任必须通过自我探询的过程才能够建立,就比如说前现代是地域性信任,如血缘、地域化社区等;现代是被脱域的抽象体系中的信任关系如个人、抽象体系等,这就引发了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风险是强度更高、数量更大的全球化风险,人们已经具有将风险视为风险的风险意识,接受了风险的广泛存在以及专家系统普遍的局限性。更一方面,人的自我认同越发向内用力,人们通过内在参照系统形成了自我反思性,这种反思性外化为专家系统,生活规划的选择不可避免受到上述动力机制伴随而来的信任机制、风险环境变迁的影响。由此吉登斯提出了自我的两难困境在于四个方面,分别是联合与分裂、无力与占有、权威与不确定性、个体化与商品化的经验。
    而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根本困境是源自“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片面性。这种挣脱了传统规约的、自作主张的、自力更生的主体性原则导致了分裂与异化。主体性包括四种内涵,个体主义、批判的权利、行为自由、唯心主义哲学。但问题是,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能否产生出这样的标准,它既是从现代世界中抽取出来的,同时又引导人们去认识现代世界,通过对启蒙时代的诊断,黑格尔发现了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它虽然生成了自由的主体和反思文化,但它并不能利用理性来复兴宗教的统一力量。一方面,主体自由的形成以及自主的反思瓦解了宗教的统一权力;另一方面,现代性打破了生命的和谐,将理性与宗教并驾齐驱,导致了知识与信仰的分裂,使整个生活系统陷于分裂状态。
四、诊断现代性的途径
    然后尽管现代性有上述所说的风险和后果,但是吉登斯和哈贝马斯并不像韦伯一样悲观,陷入一种“理性的牢笼”提出了各自的解决途径。
    吉登斯以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作了对比,认为生活政治源自选择自由和产生式权力的政治决策,由此形成一种能在全球化背景下创造能够促进自我实现且在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进而在后传统秩序以及提出有关“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伦理问题,并抗拒存在性问题的背景。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应该不断自我反思以对抗外界的不理性,从而推动生活政治的发展。
    而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就必须返回到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所放弃的选择,即回到一种交往理性观念,从而换一种方式来思考启蒙辩证法。建立交往理性的范式来克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为现代性奠定规范性基础。

书单:2024.1.1-1.31
《资本论》三卷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感觉》
1月读书汇报
    这一个月主要花大段的时间把马克思《资本论》读完了,现在在读齐美尔的《金钱、性别、现代生活感觉》的金钱部分,然后这个月读书汇报的内容是结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卷中的对货币的论述以及之前读的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以及目前在读这本书齐美尔关于金钱的部分,来对马克思和齐美尔关于货币的观点来做一下总结对比。这一想法主要来自《金钱、性别、现代生活感觉》的前言部分,讲到马克思论述货币是从商品的货币的角度,而齐美尔论述货币是文化现象的货币,从货币对于内在世界的影响,诸如个人的生命力,个体命运与整个文化关联的影响。
    首先,就是对于《资本论》三卷以及《货币哲学》所做的简单概括。《资本论》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第一卷讲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从商品谈起,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在资本生产过程的基础上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是如何通过形态的变化,流通得以参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的,这里主要有三种形态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讲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分别研究了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比如资本内部的平均利润率规律,银行资本的性质,以及地租,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达到了高度统一,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货币哲学》分为分析卷和综合卷,分析卷从货币之存在实质和意义的条件出发阐释货币,从一般生活的条件和关系理解货币的本质;综合卷则以价值感、实践,人的相互关系为前提,去发展货币的历史现象,货币的观念与结构,考察这些现象和观念对内在世界的影响,对个体的生命情感,对个体命运的链接,对一般文化的影响,从货币的影响说明一般生活的本质与构造。
    接着,从这几本书中截取关于货币的观点,分为几个方面进行对比。
    一是论述货币的前提与货币的作用。马克思把货币视为一种商品,论述的货币本质上是一般等价物。马克思从商品谈起,商品具有价值和实用价值两种属性,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商品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进行交换,于是商品便具有了交换价值,货币本身也是商品,它既有使用价值也有交换价值,从早期以货易货到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它是商品之间交换价值的表现。接着马克思论述货币具有五种职能。货币的职能是由货币的本质决定的,又是货币本质的具体体现。货币的五种职能包括:价值尺度职能、流通手段职能、贮藏手段职能、支付手段职能,以及世界货币职能。价值尺度是指货币以自身的价值来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货币的流通手段是指货币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以前是以物换物的时代,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货币充当流通手段。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被人们当成财富加以贮藏;货币作为贮藏手段,必须是足值的金属货币或金属条块;货币的支付手段是指在发生赊购赊销的情况下,用货币清偿债务所执行的职能,除了货币用于清偿债务外,支付赋税、租金、工资等体现的都是货币的支付手段;世界货币是在国际商品流通中发挥一般等价物作用的货币。 齐美尔则从价值角度展开了对货币的分析。首先,货币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货币造成了人与物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货币又能够帮助人们克服自己与物之间的距离。其次,货币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普遍的价值标准。从以货易货到货币作为中介,扩大了商品的种类和交易的时空范围,甚至人本身也变成了商品。最后,货币是人类互动的一种形式。交换过程本身能创造价值。参与交换的双方,只有在都认为出售较低价值的商品,换回较高价值的商品时,交换才成为可能。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成为纯粹的交换工具,一切事物皆可用货币交换,其价值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才能实现,从数字转化为具体价值。
    其次,货币与异化。马克思和齐美尔都在书中论述了“异化”。马克思首先论述商品拜物教的背景下异化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商品和商品之间互相发生关系的形式,人与人的关系为物的外壳所掩盖。商品原本是人的劳动的产物,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但现在它却表现为这种关系之外的物与物的关系,作为支配商品生产者命运的不可思议的力量统治人。正是由于生产关系的物化,使得商品具有了神秘的性质,即拜物教性质。马克思论述的异化指的是人丧失了自己的创造活动的控制,并丧失了对他制造出来的产品的控制。劳动领域中的异化现象主要有四个向度:马克思用异化劳动概念来概括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生产劳动状况。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工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与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的关系的异化。而齐美尔所讲的异化则是从文化角度,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相互离异,即文化悲剧。客观文化一旦形成,就不受创造者的控制,凭借其自身的生命力发挥作用并持续发展。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之间存在着深深的疏远与对立。随着历史发展,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压制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爆发式发展,但主观文化及创造客观文化的能力却低速成长甚至衰落,从而使我们面临“文化悲剧”。由此,也可以看出对资本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是强烈的批判以及号召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而齐美尔是悲观主义。
    以上就是我这个月的读书汇报!
[ 此贴被赵珂在2025-01-23 17:28重新编辑 ]
Posted: 2024-12-28 10:08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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