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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泽凡 2019-06-19 12:17
一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要理论价值
(一)大革命与旧制度的辩证视角
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它摧毁了封建制,代之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政治社会秩序。但是旧制度没有如预期那般被彻底摧毁,而是在旧制度的残留物上,建立了更为专制、更为强大的中央政权。这与人们通常认为的革命将会迎来一个更好的社会相反,对那些期望通过激进方式推翻专制制度的人来说,有警惕作用。
(二)自由与民主
托克维尔认为,自由权利的平等就是现代政治的本质,民主作为唯一可能的统治合法性来源。通读《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基本上是把“民主”这个词看成是社会的各个方面走向平等的趋势的同义词。托克维尔认为自由比民主更为重要。“没有自由的民主的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是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将永远不断地下降。”看似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民主和自由,但事实上,两者之间却有着联系。暴政是民主政治最大的危险,而抵制暴政的唯一出路就是自由。理想状态来说,民主和自由应该是并驾齐驱,然而现实中难以实现。托克维尔承认平等的重要性以及必然性,但平等不仅可以通向自由,也可能会走向专制。这就是他的“多数的暴政”概念(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以多数的名义滥用权力)的起点。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当然他不是针对民主的多数决定原则,这其实是避免了专制独裁,他针对的是民主由于人多,手中权力叠加,形成“无限权威”。
中国若想要顺利变革,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1.若想要使变革顺利进行,中国政府在立足于眼下的国情的基础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政府要着眼于大局,处理好国内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缓解矛盾和冲突。因此,中国政府在进行改革时,必须做好充分的,关于各阶层的民意调查,尽可能准确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使其改革的阻力最小化,从而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2.若想要使变革顺利进行,政府必须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避免改革的局部化。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通过激烈的手段,想要彻底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也企图变革一些不好的领域,以期望达到繁荣稳定的安乐局面。这也就导致了法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像是脱节了一样,很不协调,使法国大革命的实际效果甚微。以此为鉴,中国政府在变革过程中,要统筹全局,而不是仅改革小部分,避免剩下的那部分就会成为人民的眼中刺,成为大家共同抨击的对象。我们要从法国大革命中吸取教训,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避免法国大革命中的问题,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能够向前推进。在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下,如果我们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那么我们国家就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

二 洛克《政府论》的主要思想
阅读《政府论》,发现作者重视法治社会、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理性原则等等精神都贯穿始终。作者也不乏善意的情怀,在他的眼中,人类最原始的状态也是具有理性精神的,不同于霍布斯眼中的原始自然状态,他认为那是一片混沌,切都以人性本恶为基础。他认为人类天生是贪婪利己的,支配人的行动的根本原则是“自我保存”,每个人都轻易的有生命的危险,野蛮地相互敌对。在他的世界观中人们从属于理性的法则,人本身具有社会性,在这种比较“高级”的设定中,能够反映出来洛克的进步思想和他的非凡智慧,而洛克非常具有思辨性和逻辑条理,阅读十分流畅。
早期自然社会的缺点:
1. 缺少一种确立的、固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这种法律对于裁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来说,是永远可行有效的,甚至是处理矛盾的“万金油”。
2. 缺少一个有权依据确立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具有公信力而且相对而言极其公正的裁判者或者裁判机构。
3. 缺少一个根据裁判结果才执行惩罚行为的强大而正确的执行力,对于正确的判决而言,这样的匮乏会导致一纸空文的不良后果。
洛克提出了人们应该订立契约,脱离自然状态,结合成一个完整的政治社会,让一个民族成为最高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签订契约,让人们放弃自保和惩罚犯罪的权利,甘愿各自放弃单独行使的惩罚权利,把他们交给社会,交给指定的人去行使。相对应缺陷中的三点,便诞生出洛克的三权分立核心中的———立法权、对外权、执行权,这是非常水到渠成的想法,其间智慧令人惊叹。自然状态的缺陷的解决方法的强调要素:社会契约论作为洛克的政治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洛克给了它三个基本要素的强调,这些要素放到四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非常广泛的普适性,他们为现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攒足了基础,用足了自己的政治
智慧。

三 公共精神、社会资本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罗伯特·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探讨的主要是社会、经济、政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其观点可以概括为:强社会,强经济;强社会,强政治。即如果社会成员的公共精神水平高,社会资本的存量丰富,则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绩效就会随之上升。
在 1970 年以后的 20 年里,意大利地区政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包括地区精英日益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的省级行政单位逐渐被地区政法取代,并在意大利的政治中居于重要地位,以及政党组织逐渐地区化。
经过调查分析,帕特南发现,经济发展并没有对公民公共精神水平的高低产生影响,相反,公共精神水平的高低却对经济发展水平起着预测作用。意大利北方有许多小企业,
一直以来延续的公共精神将这些小企业联系起来,联系方式主要是与互助会、工会等社会组织相似的横向联系。有多余业务的企业通过外包将多余业务转移给业务不足的企业,企业之前的资金、技术来往频繁,政府也乐于向企业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通过这种方式,意大
利北部形成了大量工业区,也正是这些工业区为意大利北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南方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及北方,其一是由于南方经济以农业为主,其二是因为南方长期以来的庇护—附庸关系网络对公共精神的培养没有帮助,企业之间不存在横向联合和团结互助意识,无法形成工业区来引领经济发展。
罗伯特帕特南总结了意大利地区试验的收获。改革是否成功与当地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传统有深刻关系。如果一个地区具有较高水平的公共精神,改革将会从当地优越的社会环境中受益,从而有利于推进改革;相反,如果一个地区的公共精神水平低下,那么无论改革方案优劣,都将寸步难行。
这也许能为我国近代资本主义改革和革命难以成功提供一个解释。我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了两千多年,君臣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在强大的等级制压迫下,即使有少数人反抗也会很快被压制下去,公共精神没有得以生存和成长的土壤。我国现阶段的制度改革也应吸取近代中国和意大利南部的教训,注重对人民公共精神的培养。培养人民的公共精神,首先要加强对公民道德的培养,提高自身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平等观念和法治理念;其次,要鼓励民间社团组织发展,让人民在参与社团活动的同时培养公共精神;最后,要重视教育,让公民从小接受公共精神的熏陶。
四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主要思想
按照卢梭的观点,人类从原始状态走向文明社会或者说走向堕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私有制的产生,私有制打破和终结了原始人天然的平等和自由,是走向奴役的开端。 在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是完全平等、自由的;随着社会的建立,不平等逐渐加剧;在私有制的前提下,人们正在失去自由,而迎接他们的是厚重的枷锁。
一旦人类学会了种植农作物,私有财产的概念也会随之产生。因为人在东西上面添加他自己的劳动,所以他能够占有这个东西。卢梭指出:“只有劳动能够给予耕种者处分他所耕种的土地上的农作物的权利,相应的给予了他对于土地本身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期限至少到收获为止。这样年复一年地下去,连续占有很容易就转化成了财产权。”由于出现了财产权,人们开始更加努力地生产,以求获得更多的财产。之后,人类为了致力于农业生产,相应地发明了其他的技术。由于财产权的产生,人们所得到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便用于交换,一些人需要用生活资料换取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人则需要用生产资料换取生活资料。一部分人会获得很多的财产,而另一部分人则只能艰难地维持生活。社会差距产生了,富人掌握着他人的生存手段,就会产生不平等。而这种情况下贫富差距会逐渐拉开,穷人和富人的不平等也会逐渐放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威胁,他们必须想尽各种办法来控制占多数的穷人,而穷人之间也会有很多的纠纷等待解决,他们也需要仲裁者,因此建立了国家。富人担任的官吏手中的权力逐渐扩大以至于超越法律所赋予时,便产生了君主,出现了专制统治,这时候人类的不平等达到了顶峰。在这种状态之下,除了高高在上的君主,人人都成了奴隶,人人都失去了自由和权利,于是,人人又都回归到了平等的状态下。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私有制的产生,造就了财产的不平等;财产的不平等直接造成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至权力的不平等这一阶段,人类的不平等发展到顶峰,天赋的自由和平等就永远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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