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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琼 2012-09-20 20:51
一、出发了
2011年7月5日,怀着激动的心情和饱满的热情来到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门口,等待着我的将是一次长征:征程中需要的是战士,是无所畏惧、勇往向前的革命者。征程中不需要任何小资产阶级的矫揉造作,来不得任何少爷作风、公主脾气。这次长征很漫长,也很艰难,但是这正是我们的事业。2011年7月5日~7月25日,这段日子在我们的长征中是一段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这却不仅仅是人生历程中的20天时光,而更是一次庄严的宣誓:我光荣地成为了华中乡土派团队中的一名普通的战士!
回想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算是刻苦。许多同学常在图书馆的固定位置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早上他就很霸道地占座,直到晚上才收起书。我的性子很急,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之所以急,除了性格本身的原因之外,还有因为自己在担忧:担忧所追求的理想能否实现。什么是我的理想?前几天无意中翻开了写于初中和高中的几篇日记,没想到那时候记录下来的竟然有“投身西部大开发”、“关注伊拉克战争”、“懦弱的国际法”、“阶级情感”、“苏共亡党亡国”等问题。现在看来,那时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但是,细想一下,这难道不是人生观确立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吗?中小学生时代,总有些幼稚,常常想一想自己的理想,尽管它可能是那样的遥远以至虚无缥缈。长大后,更多了些理智和现实的考虑。现实的理智并没有让我从担忧中走出来,反而使我更加担忧:难道就这样淡忘自己曾经的理想和梦想?“不到黄河心不死”,执拗的我对自己说:“可以多一些现实的考虑,但是不能因此就忘却了真正有意义的人生追求。”但是,我又问自己:“在寻找人生意义的十字路口,应该直走,向左转,向右转,还是向后退?我的方向在哪里?如何没有明确的方向,空有理想又有何意义?”
这个问题贯穿了我大学生活的始终。因为是学法学的,对各个部门法都感兴趣,先后有过考经济法研究生、知识产权法研究生、民法研究生、刑法研究生的冲动,以至于大三下学期都开始着手考中政刑法研究生的复习了。
一切都是那么得巧。真的,人生可能就是在不断地碰撞偶然性。早就听说过陈柏峰老师。以前根本没有见过陈老师,但是从当时参加他读书会的好朋友的只言片语中,我在勾勒着自己想象中的这个老师的模样,也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会是自己非常敬佩和喜欢的老师。大三下学期选了陈老师的“法律与电影”课程。第一节课上,我发现,眼前的这位年轻老师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个子不高,一点都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威严,相反,他更像是一位哥哥。听了几节课后,我完全被陈老师的风采吸引住了,就连他常说的口头禅——“这个……这个……”——我都觉得从他的口中说出来也是那样的有趣。于是下定决心报考冷门专业(法理学),考陈老师的研究生。在陈老师的鼓励下,通过努力考上了。这意味着人生方向的一个重要转变:由务实到务虚(以前也会读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但总感觉心里不踏实,不知道读了这些有什么用。当读部门法学书籍的时候,心里就很踏实,觉得学到了实际的东西了)。陈老师常说:“现在务虚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务实。”我似懂非懂地听着,也点着头。可是,我真的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了吗?另外,怎样才能从务虚转为更好地务实呢?我依然有些迷茫和担忧。
在陈老师的帮助下,我有机会参加华科的读书会以及暑期调研活动,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以后可能有机会成为华中乡土派的一名成员。以前读书时知道贺老师和华科中心,但是一直没见过。曾经也在买的贺老师的著作上写下:“好好努力,争取以后能见到贺雪峰教授。”没想到,现在真的有机会了。第一次要去见贺老师的前一天晚上,我兴奋得到凌晨两点钟才睡着,竟然还梦到了我想象中的贺老师长什么样子。为这点事就激动、兴奋,这在旁人看来似乎不可理解,可是,这对于一个在苦苦追求理想也常常迷茫忧虑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感觉又是多么得值得记忆和珍藏。这个年轻人终于找到了可以撬动人生意义和理想的支点和杠杆。这怎能不让他难以入睡?
可是,第一次去华科读书会见到贺老师之后,我更睡不着了,因为自己和中心读书会成员的差距真的不是一星半点。焦虑,这是那几天的主题。记得那几天我经常失眠,常常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着。那时甚至还有过抱怨,抱怨自己怎么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这么大的差距,连跑带滚估计都赶不上,还不如那时候就考民法或刑法呢!但是,“我就那么的懦弱吗?就那么的容易向困难低头吗?”“不!我绝不能这样低沉!”告别了阴沉的乌云,原来天空可以这样的明朗。
……
出发了,终于出发了!前面是什么?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是一条坚持追求人生理想的道路;他更知道,这还是一条异常艰辛的道路。尽管如此,他还是迈开了自己的第一步,永不回头……

二、工作进行时
原本已经做好了到农村吃苦的准备,以为调研住的地方会吃不好、睡不好。谁知,一切都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这一回是贺老师带领我们一大组去河南省周口市,我们的小组成员还有:王会师姐、田孟、任浩、舒丽瑰还有郭晓宇。没想到师姐也是淮安人,和我是老乡。
这是我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了解一个村庄(很惭愧,我所全面了解的第一个村庄竟然不是自己老家的农村),这对于以后认识村庄、研究村庄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这里是我的许多问题意识的起点和增长点。
周口之行,感受到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
1、感受到了小组团队的乐趣:
每天早晨,特别害怕田孟对我们说:“起来了”,特别害怕王会师姐那有力的敲门声。多么想多睡五分钟,但是又不敢多睡一小会。记得有一次,听到师姐“蹦蹦”几声干脆有劲的敲门声之后,熟睡中的任浩竟然吓得腿都抽筋了。
调研的时候,我才真的开始后悔这个学期没有多跑跑步运动运动。访谈不仅是个脑力活,而且也是个体力活。现在,每天上午要访谈三四个小时,下午也要访谈三四个小时,所以往往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要是按照自己以前的身体状况,连续坐十个小时可能都没问题,可是由于这个学期锻炼得太少,现在坐下来半个小时(后来是几分钟)就腰酸、肩膀痛,害得自己常常连字都写不动。这次真是知道为什么毛主席反复强调“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了,没有好的身体,那真的就是废物了。
除了访谈中得到的喜悦之外,一天中我们最期待的可能就是中午和晚上去书记家吃饭的时间。经过了连续几个小时的访谈之后(尤其到了后期),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去吃饭的路上。去吃饭,这差不多就是我们唯一能够用来活动活动身体的时间了。虽然疲惫,但是走在路上以及吃饭的时候,我们依然还能笑得那样的开心。笑声,似乎在告诉我们一天的收获,也是在释放着一天的疲惫。原来,吃饭是一件这样幸福的事情。
傍晚时分,我们偶尔也会在田间地头漫步,听着各种小虫子在菜地里演奏着大自然的交响曲。这时,除了一些调研的问题之外,师姐还会和我们一起交流许多人生问题,帮助我们解决一些人生烦恼。晓宇的人生烦恼,是我们漫步时常会提起的话题。有时,我们还能有听师姐一展歌喉的机会。听着师姐唱邓丽君的歌曲,我们发现作为女博士的师姐原来还有这一手!真是深藏不露啊!舒丽瑰和郭晓宇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他们时不时会冒出几句让大家哈哈大笑的冷幽默。
晚上小组讨论,每个人都要经历一场头脑风暴,直到深夜我们才会休息。虽然这样,但是我们感到调研生活确实很充实、很有意义。王主任晚上12点时都要开车运菜到市场上去买,每次他卖完菜回来的时候,他总发现村委会楼上的灯还亮着,他知道,我们这个时候还在讨论问题。有一次他和我们一起吃饭,就向别人提起这个事情,并且还夸我们,说我们的调研真的是很投入。这让我们受宠若惊,更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所做的还远远不够,还需更加努力。
2、感受到了自己的焦虑与困惑:
调研中有欢声笑语,也有许多焦虑和困惑。
开头三天,我最怕的事情是晚上小组讨论,因为自己完全不知道要讲什么以及自己能讲什么。刚开始调研的时候,完全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师姐问的那些问题有什么意义,不知道怎样切入观察这个村庄,不知道怎样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常常只是在做搜集资料、发现现象的工作,有时候甚至连一个有意义的现象都提不出来,因为一切实在都是太平常、太熟悉了,平常熟悉到可以“熟视无睹”,可以习以为常。后来我渐渐明白,“熟悉”,这正是调研的大忌、天敌。熟知不等于真知。正是因为自己认为这一切都很熟悉、都很平常,所以才不会去思考其中的意义。因此,要将熟悉的东西陌生化,陌生的东西问题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探寻其中的道理。刚开始那三天晚上我表现得很不好,第三天晚上,师姐觉得我还没有什么进步,就很不客气地批评了我,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告诉如何进行思考。刚开始,我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意识,而问题意识才是开启思考的前提和关键。渐渐地,我认识到了一点:村庄关联程度是中心认识和理解村庄的一个比较成熟的重要分析框架。渐渐地,我开始用这个框架来认识和分析一些村庄中的见闻。第四天晚上,当提出了一些问题并能做出初步分析的时候,师姐表扬了我。对于我来说,这一声表扬是多么来之不易啊。真的没想到,初次调研时的思考会是这样的艰难。这样,我开始慢慢有了问题意识,渐渐地进入了村庄。
有了进入的感觉之后,连续好几天在认识问题方面都有不少收获。但是,经过一个阶段之后,我发现自己对村庄的认识很难再进一步深入了,心理很着急、焦虑。有几次中午看到田孟午休了一会儿就起来出去,很长时间没看到他回来。很是纳闷,起床站在阳台上一看,原来他早已顶着烈日到路上找老年人聊天了。这时,我感到很惭愧:田孟调研时表现得那么好,分析问题非常到位,但他还是这样的勤奋。有焦虑感就好,焦虑了之后才会有更多动力。在田孟的感染下,有时候自己午休时也会去外面找路边的老人聊天,期待着从聊天中能够找到进一步认识村庄的突破口。
调研中还看到一些受苦受难的面孔。看到有的人遭受苦难,我们怎么办?我们有社会责任和关怀,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定位,我们不是慈善家、宗教家。社会中的许多苦难面孔,需要我们的同情和关心;但是事情往往又很复杂,并不是只要有同情和关心就能解决的。对于我们而言,真正沉下去了解和研究社会,对此形成一点真切深入的认识,我们也就是在尽自己的社会责任。
3、感受到了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
在来调研之前,对乡村干部的形象也有些了解,但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各种传媒获得的信息,基本上就是不做实事、欺上瞒下、为非作歹的形象。刚进后石店村的时候,我还带有这样的先见,每当村干部说出一些话时,我就在暗暗地想:这些干部又在骗人了,又在粉饰太平了。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与郭主任、石书记、王主任、石会计等乡村干部接触得越来越多,我发现自己之前的那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我们从他们口中获得的不仅仅是对村庄本身的认识,还有为人处事的道理:实在、勤快、人生境界。郭主任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们还提到了人生境界的问题,认为人活着一定要讲人生境界。“人生境界”这一词语,当我第一次从他们这样的乡村基层干部口中听到的时候,那种震撼力比以前听到的无数次都更强烈,也更真切。我们的共和国还有许多像这样的乡村基层干部在恪尽职守,他们真的是我们社会的脊梁,他们在支撑着我们的国家。郭主任穿着也不是很讲究,脚上常常穿的就是一双布鞋,头发有时还有点凌乱,但是从中却能感受到他务实的作风。王主任脾气好、没架子、能干、勤快且不乏幽默,是他几乎每天都在关心着我们的起居冷暖,如果没有王主任的帮助,我们的调查是不会这样顺利的。
郭主任特别强调基层干部要真正沉下去以深入了解村庄的情况,他说,一个包村干部要想真正比较了解一个村子,至少要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没有深入全面的了解,工作是做不好的。
有时候,有的基层干部或许也会做一些形式工作以应对上级,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弄权、谋私,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或许也可以说他们是在缝隙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无论我们怎样看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去认识和理解他们的行动逻辑,这才是最重要的。基层干部也有自己的许多难处,可是他们向谁去诉说这些难处?谁会去听他们的诉说?随着我们与郭主任、石书记他们交往更加深入,他们渐渐地向我们倾诉自己的难处:基层政府其实有许多苦恼和无奈。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深入认识基层干部的行动,我们的批评也必定是肤浅和不着边际的。
4、收获了调研的方法:
(1)对经验把握要有厚重感:在出发之前的动员会上,贺老师提到了申师兄的一句话:低年级的同学谈理论,高年级的同学谈经验。调研过程中才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义。刚开始时是怎么都进入不到经验中去,觉得一切都是那么习以为常,后来渐渐进入到经验中并能对一些现象作出初步的解释,但是又遇到的新问题:刚接触一点经验现象,就急于用理论去解释、建构。有一次大组会上,汇报完了自己对一个问题的认识之后,我被贺老师批评了,贺老师说我“建构得太多,逻辑链条太长,让人听的时候没有底”。确实,自己由于对现象没有丰富和有厚度的把握,抓住只言片语就不及其余,很难用现象解释现象,而这对初学者来说是很重要的。要贴近地面,贴近、贴近,再贴近。
(2)全面认识村庄,这是基本的学术训练:认识事物往往需要经历一个局部——整体——局部——整体的过程。认识村庄时要保持开放性的心态,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由不全面到全面的过程。刚进入村庄时,要对村庄中的每一点现象(无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都要好奇,对点点滴滴都不能放过,对村庄的各个方面都要逐渐去把握。起先对每个方面的问题了解到的信息肯定都不是很全面深入,但是这些点点滴滴帮助我们逐渐勾勒出了村庄的轮廓。我们可以在现象中找关联,在关联中寻逻辑。而如果对有的方面没有足够的好奇心,不去关注,那么初期勾勒出来的村庄轮廓就可能是残缺不全的,这就不利于我们对村庄做一个初步的整体认识。在有了一个初步的整体认识之后,在这样的整体把握的引导下,我们再回头看之前关注过的每个方面的问题,就往往能有新认识。当对许多方面都有新认识之后,我们对村庄的整体认识也就会更进一层。调研刚开始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师姐总是问一些看起来没什么意思的琐事,可渐渐地才发现,正是这些零零碎碎的各方面信息才帮助了我们由浅入深逐步认识了这个村庄。
(3)调研时要投入感情:这里所说的投入感情,主要是指在访谈过程中要投入感情,对访谈对象和这个村庄要有真诚的关心,与他们要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一些猎奇的人类学家所做的工作,我们所要了解的并不是一个非洲小部落或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屿。我们要做朋友,而不是当侦探,我们要有现实的关怀。听师姐讲过申师兄的调研,师姐说,申师兄访谈时总是满怀着感情,许多村民因此都非常愿意与他聊天。在我们的调研中,访谈对象(研究对象)不仅仅是“客体”意义上的研究对象,而更应是积极参与的、“主体”意义上的参与者,这就需要我们投入感情、尊重、平等待人、虚心学习。调研快结束的时候,郭主任和石书记经常对师姐说要帮他们为这个村庄“把把脉”。或许这只是句客气话,但是如果没有建立起比较好的互动关系,恐怕他们也不会说出这番话。当我们对访谈对象以诚相待的时候,访谈对象会很情愿的给予我们许多。
(4)如何访谈:调研后期,师姐让我试着主问了一两次,但我真的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自己问问题时常常是东一句、西一句,杂乱无章,而没有一个中心问题意识。问得不深、不连贯,这是思考不深、观察不深的表现。提问比旁听做记录辛苦多了,也难多了,不仅要听,而且要非常积极地思考,不断地想出新问题来,否则就不可能使有效的访谈继续进行下去。此外,有许多问题如果专门去问,可能也不一定能问出来,有时候访谈的收获常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在对访谈的问题和方法有初步认识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多锻炼,只有在多次锻炼中,访谈技巧才能不断提高。
5、收获了团队建设:
像中心这样的团队大兵团作战,这在全国很少见,可能也就是独此一家。一个人要想做点事情,这比较容易;但是,一个人要想做点事业,这不容易。一件事情,或许靠个人的单枪匹马就能够做成;但是,一项事业,则离不开众人的合力。我们正在做的就是一项事业。
在调研中,我感受到自己不仅仅是这个组织里的一员,而且真的是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其中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一个人在我们庞大的团队中不是可有可无的一分子,而是普普通通、平平凡凡但又很重要的一分子。个人的价值和团队的价值在这里真正地融合在了一起。
(1)团队的纪律性:毛主席说过,“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铁的纪律,对于一个要有所作为的团队刚诞生时的意义非常重大。在调研中,对于小组而言,首先就是要保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将组长的要求不折不扣地完成。离开了铁的纪律,团队必定会形同虚设。
(2)团队中的友谊:调研中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团队虽然人数这么多、管理工作也很繁多,但是团队里面没有任何官僚气,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友好的关系,大家互相帮助以促进共同进步。调研时,田孟就经常会和我交流如何促进团队建设,就连洗澡的时候他都要抓紧时间谈一谈这样的问题。大家秉持着一颗公心,多公少私,都在为建设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3)团队的核心价值观:理想凝聚共识,共识产生行动。中心团队的理想有三个层次:第一,把每个人都当人来培养,都当杰出的人才来培养。每个人在团队调研中都不仅仅是在机械地做材料搜集工作,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开动脑筋,在不断地实践与思考中成长。第二,立志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第三,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有关怀,立志对于国家和民族有所贡献。正是这三个层次的理想,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使一大群有不同追求但同时又有相同关怀的有志者聚集在这里,为了共同的事业而行动。

*我不知道我们的调研真的能为这个村庄带来什么?看着一些被访谈者期待的目光,我也不知道我们的调研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或许,对于这个村庄和这里生活的村民而言,我们的调研根本不能为他们带来什么,相反,我们却给他们(尤其是村干部、许多访谈对象)带来了不少麻烦。离开了他们的耐心配合和细致入微的关心,我们肯定很难有这么多的收获。对于我们这些陌生人,他们确实是很无私,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许多可贵的品质。与早已陌生化、原子化的城市相比,这里的一切让我们感受到了许多温馨。

三、回来了
现在回来了,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这次调研的意义,想一想自己的人生意义。这20天的收获很多,收获了未来几年的学习方向、收获了团队精神中的友情与激情,而且更坚定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坚定了心中的责任与理想。这20天,让我更加明白了57年前在北京怀仁堂响起的那声宣言——“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的意义。
鸦片战争之后,百年之内,中华民族饱受着屈辱,西方列强的铁蹄在中国大地上肆意践踏。在民族为难之际,许多仁人志士都在寻找着救亡图存的道路。最后,带领中华民族走出险境,走上一条康庄大道的是这样一支力量:经过曲折的教训,他们选择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选择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正是这种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指引着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走向胜利。
我们的民族虽然已经站起来,雄踞东方六十余载,但它能否真正地经受住考验而巍然不倒,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今日,和平崛起是我们的一个战略目标,但是面临着西方的豺狼虎豹,这又谈何容易?我们会不会再次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我们——作为一名中华儿女,一名社会科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能够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为我们的时代做些什么?
中国的现代社会科学诞生于烽火四起之时,从其诞生之初,中国的现代社会科学就需要承担起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艰巨使命。吴文藻、费孝通、梁漱溟等等,是这里面的杰出代表。时至今日,这一使命依然未变,社会科学对于中国来说永远是经世致用之学。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当今中国的基础仍在基层,“郡县治,则天下治”;根基仍在以九万万农民为主体的基层劳动人民那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与当年的革命战争一样,农村也是我们的战略依靠和战略纵深,我们也要在山沟沟里出中国的社会科学。认识和研究农村问题,这是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的切入口,我们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中国问题。无论是农村建设、城市化进程、区域发展战略等国内问题,还是台海战略、国际贸易纠纷、金融危机、利比亚战争等与中国相关的国际层面的问题,都与中国的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要立志做一名中国农村问题专家,也可以更进一步立志成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农村,是我们理解社会的基础,思考的重心沉入农村、沉入基层。我们的伟大目标是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做贡献,我们需要中国化的社会学、中国化的政治学、中国化的法学、中国化的经济学等等:以我们的本土社会学回应社会转型的结构困境,以我们的本土政治学回应西方的民主、人权等话语霸权,以我们的本土法学回应西方建立在“自然法权”基础之上的法学及法治,以我们的本土经济学回应以机械世界观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
现在,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很艰险,特别是国内外舆论环境。现在,许多传媒中反映出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发展是不利的。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流舆论中消退之后,执政党的在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出现了空缺,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而其中居于主导位置的是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简约交流成本的作用,共享一定的意识形态共识,这就极大地方便了人们之间的交流,因为社会大众一般不会也不喜欢用晦涩的理论术语进行交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同时也是艰辛理论创造和宣传工作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科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目前我们的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并没有为此做出多大的努力,有不少甚至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社会科学需要承担起为社会和国家提供符合民族发展利益的意识形态的责任!为什么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或没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国家的基础、对于基本国情缺乏丰富、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离开了对基本国情的切实把握,留在社会科学工作者头脑中的就几乎只剩下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常常会从一些乡村干部和村民口中听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语。乍一听,我们感到很惊讶。或许,他们说不出这些词语背后深厚的理论意义,但是他们的言辞却表明他们在意识形态层面把握住了这些用词的核心意义,而一旦这些意识形态内化于他们心中之后,这就成了他们内心的信仰,也成了我们共和国的信仰基础。
自由主义在中国常常只是一种诱惑人的意识形态快餐,但是吃多了却也可能消化不良。而在基层乡村,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却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这与网络世界中的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反差?什么是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真正需要的意识形态?在诸如征地拆迁等问题上引起的纠纷(甚至公共事件,如“宜黄拆迁案”)中,我们看到了媒体以及许多网友近乎无知、歇斯底里的意识形态喧嚣。这种喧嚣是那么的强势,以至于掩盖住了可能存在的理性思考,更为危险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喧嚣在很大程度上使正常的工作难以开展,使执政党的信任基础在一点点丧失。在这一场场讨论中,“农民”、“农村”、“官员”、“上访者”等等这样的许多词语早已被很多人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被赋予了本质主义的意义。在这样的拆迁案中,要想做到真正深入的分析,就离不开对征地、拆迁、农村等许多问题细致全面的把握,而对于绝大多数只会“坐”视天下的人来说,这种程度的认识断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更需要我们(正在拿着国家给的薪水,或者将要拿国家给的薪水的社会科学学习者和工作者)去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理论解释和可供公众讨论使用的意识形态。而一种有益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形成,离不开很多学者的合力,而不是靠单枪匹马就可以的。在意识形态的战场上,一场场的硝烟四处弥漫,我们不去争取,别人就会去占领。“深入调研”、“团队作战”,这就是要打赢意识形态之战的两个关键词。
以农村为切入点,努力建立中国化的社会科学,通过深入调研,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制度是如何实际运作的,才能知道制度实际运作中的利弊。只有真正对中国实际存在的事物有深刻的把握,我们才能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有益的意识形态产品,这也是在向西方普世价值观挑战,树立我们的文化自觉自信、体制自觉自信与文明自觉自信。
我们阅读经典、从事农村调研,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做好准备。我们或许无需定位为成为学术大家(大家必定只是凤毛麟角),但是我们一定要立志使自己成为一名战士(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战士,仅仅是革命事业中的非常普通的一员,但是他从事的确实是革命事业。之所以要成为战士,因为在斗争的硝烟中,我们随时需要端起枪向前冲锋。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我们的工作作风。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就是我们的宣言。
两万里后再长征,我们的长征永远不会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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