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主题: 四为读书论坛20级分论坛(更新至第3期)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孙新华
级别: 管理员


精华: 0
发帖: 707
威望: 707 点
金钱: 7070 RMB
注册时间:2008-10-22
最后登录:2024-04-16

 四为读书论坛20级分论坛(更新至第3期)

第3期:教育(第一组小组)
时间:2021年1月29日
地点:线上 腾讯会议
主持人:唐伟杰
主讲人:王彬彬、杜煌;
评议人:李琳、卫敬、方淇、赵书婧、周晨月、李东玥;
记录人:唐伟杰

主讲人:王彬彬
教育的功能
说到教育这个事情我的脑子就产生了一些问题。为什么秦始皇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且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王朝中经久不衰,长期为统治阶级所采用。为什么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制要尊孔复古?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可以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专制主义以空前沉重的打击?为什么日本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沦陷时期,为了配合军事统治达到其长期霸占东北的目的,在东北实行了一系列取剔汉民族文化向东北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措施?为什么香港那么多乱港分子都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为什么我们从小学开始就有一门课叫思想品德?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下面一些大家的思想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一、涂尔干对教育的功能的一些看法
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中有如下论述。涂尔干认为当前法国中学教育面临危机,需要对教育理论进行研讨,来在老师们的思想尚未成型之时给予指导,使其了解学校内部构造,充当好服务于整个机器的齿轮。从表面上来讲,要想解决问题,似乎并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历史考察。我们要塑造的是现代人,似乎只需要对现代人进行考察即可。但事实是,对教育理论的研究要从古到今,回溯过去,从历史中探寻足迹。因为历史是对现在的分析。现在与过去不应该割裂,现在是过去的传人,现在源自过去,并且构成了过去的延续。我们的出发点不是当代的理论应该是什么,而是要把自己移送到历史时刻的另一端,我们要对最遥远的教育体系进行理解,研究,然后我们要追随研究它与社会变迁同步的一系列变化,直至最终到达我们当前的处境。教育史的研究为教育理论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要逃脱出这个时代背景和个人的主观偏见,来找到现在教育理论在古代的足迹。这就是涂尔干在本书中的研究思路。
涂尔干认为要想对教育理论进行研究首先要进行教育史的研究,而对教育史进行研究就要找到教育史的源头,但是想要找到源头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我们早期的思想文化,整个实质内容都是从罗马传到我们手里的。因此,我们也就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教育思想,我们的教育体系的根本原则,都是从同样的来源传到我们手里的,因为教育本身不过是对成熟的思想文化的一种选编。但是,这种传承的完成,又是经由什么样的途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在日耳曼各民族和罗马人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道德鸿沟,使这两个民族无法进行相互沟通和影响,但是即使这样,也依旧可以找到共同点使他们免除这种紧张关系。是教会,正是教会充当了不同性质的民族之间的中介,充当了一种渠道,使罗马的精神生活得以逐步融入还处在形成阶段的这些新兴社会。而导致这种融合的途径,恰恰是教育。
为什么在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如此之大的背景下,宗教还能存活下来?事实在于,基督教教义中有点能够和日耳曼各社会的种种欲望与心智状态取得完美的协调。这是因为,基督教基本上是凡夫贱民的宗教,是穷苦人的宗教,而这些人的穷苦既是物质上的穷困,也是文化上的贫瘠。物质上与思想上的质朴谦恭,都是它倡扬的美德。它赞美心灵的淳实和思想的单纯。而日耳曼各民族由于尚处新生,自己就是单纯和粗朴的。如果想像他们过的是一种激情放纵的生活,那可就错了。正相反,组成他们的生活的,是本能的禁戒、强制的剥夺和繁重的劳作,只有逢到偶尔纵情声色的机会,才会暂时中断这样的生活。那些不久前还处在游牧阶所以说,教会与各野蛮民族之间就产生了一种有力的亲和,一种隐秘的投契;也正是这一点,可以说明教会何以能够把自身移植到他们当中,并且如此牢固地确立下来。这是因为,它回应了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渴望,给他们提供了道德上的抚慰,而这是他们从别处找不到的。
而早期的一些学校往往是基督教开办的。为什么基督教要开办学校?基督教一种理念主义的宗教,具有成套的观念和教义。要成为一名基督徒,关键不在于按照传统规定去履行某种实质性的行为,而在于恪守特定的信条,分享特定的信念,接受特定的观念。要想灌输一种特别的实践做法,简单的训练就可以收到成效,甚至可以说是惟一有效的方法。但是观念和情感的传递就只能借助于教育了,不管这种教育针对的是情感还是理智,又或者是同时兼顾。正因为这一点,基督教自创建伊始,讲道(这在古代几乎闻所未闻)就立即开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讲道就是讲学。而讲学需要预先设定一种文化,可当时除了异教文化外,并没有其他文化。因此,教会也势必要去利用它。因此,教会面对这些层次较高的需要,被迫要开办学校,并且在这些学校中为异教文化开辟一席之地。第一批这类学校就开办在教堂附近。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社会中,其实是在所有的欧洲民族中,教育为什么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始终是一项教会的事务,似乎成了宗教的附从。学校一开始就是作为教会的事工。是教会一手促成了它们,其结果是它们发现自己从诞生伊始,甚至可以说从酝酿之初起,就打上了教会的烙印,到最后再要想抹去这些痕迹,可就非常困难了。而如果说是教会承担了这一职责,那是因为只有教会能够成功地履行它。只有教会能够充任各野蛮民族的训导者,引领他们进人当时惟一存在的文化,也就是古典文化。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这种胚胎期的教育自身就包含着某种矛盾。它由两种成分组成,无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成分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但同时也是相互排斥的。一方面,是宗教的成分,是基督教的教义;另一方面,是古代的文明,是教会不得不有所借鉴的所有教益,也就是说,是凡俗的成分。正如我们所见,教会为了捍卫自身,传播自身,被迫仰赖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又只能是异教的文化,因为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但是从这种文化中生发的观念,又有可能与作为基督教的基础的观念产生冲突。两方之间,横亘着一整条鸿沟,区分了神圣的东西与凡俗的东西,世俗的东西与宗教的东西。有了这种认识,
我们就可以说明一种主宰了我们学术和教育方面整个发展的现象,就是说,即使学校一开始就在根本上具有宗教性,但换一个角度去看,它们一经构成,就往往会主动地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世俗性。这是因为,从它们出现在历史当中的那一刻起,自身中就蕴含着某种世俗原则。这种原则并不是它们在自身演进过程中,(以某种不为我们所知的方式)从外部获得的,而是本身所固有的。学校从其源起之时,自身就孕育着神圣与凡俗之间、世俗与宗教之间激烈的斗争。
二、韦伯关于教育的功能的一些看法
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的一个鲜明立场就是:政治不属于课堂。韦伯认为在大学课堂中政治没有立足之地。韦伯认为我们不能科学的证明大学教授的职责是什么。我们只能要求教授们具有智识上的诚直去看清楚:事实的确定、数学或逻辑上的关系的确定或文化理想之内在结构的确定,是一回事;回答有关文化的价值及其具体内容,以及人在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团体中应如何行动的问题,是另一回事。这两种问题,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韦伯认为我们不能在课堂上讨论的就是第二种问题。原因就是先知和群众鼓动者都不属于课堂的讲台,简单的话就是:只能授人以渔,而不能授人以鱼。举例来说,如果主题是“民主”,你可以讨论民主的各种形式,分析民主运作的方式,比较不同形式的民主对生活状态的影响,然后你将民主形式与非民主政治秩序的形式对照来看,努力让听者进入一-个能够找到出发点的状况,以便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终极理想,确定自己的立场。真正的教师会注意,不要在讲台上,把某一种立场灌输绐学生,无论其方式为明讲或踏示。因为以“让事实自己说话”的方式,把政治立场灌输给学生,是最欺骗性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看法。
三、吉登斯关于教育的功能的一些看法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也表达了对教育的一些重要功能。让我们先来看看吉登斯关于几个名词的定义。
现在让我们来谈社会系统的脱域问题,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我想区分两种脱域机制的类型,这些机制都内在地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之中。第一种称之为象征标志的产生,第二种称为专家系统的建立.这两种又合称抽象体系。货币符号就是象征体系的一个例子。专家系统,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信任可以被定义为:对一个人或者系统之可信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和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
所有的脱域机制(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方面)都依赖于信任。因此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联。信任在这里被赋予的,不是个人,而是抽象能力。任何一个使用货币符号的人都依赖这样一种假设:那些他或她从未谋面的人也承认这些货币的价值。但是这里信任的,是货币本身,而不仅仅是(甚至主要地不是)信任那些用货币作具体交易的人。
吉登斯认为,教育在信任和抽象体系发生关联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在对孩子教授科学的过程中,传授给孩子们的东西不仪是技术发现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培育出更一般的社会态度,它预示着对所有技术知识的尊重。在最现代的教育体系中,传授科学的教育总是始于“第一原理”,知识在原则上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只有当一个人置身于科学领域中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她或他才有可能知道那些足以引起怀疑的问题,也才可能充分意识到科学中所有被宣布为知识的东西也有出错的可能性。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长期以来,科学一直保持着它作为可信赖之知识的形象,这种知识又滋生出一种尊重各门专业化技术的态度。
四、小结
关于教育的功能没个人在不同的角度和情景下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从个人角度来言,教育可以丰富个人的知识,提高个人的能力,发挥个人的价值,提高个人抗逆力;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可以加速个人的社会化,促使个人了解道德伦理,遵守社会规范,进而营造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从政治的角度来言,教育的重要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韦伯说政治不属于课堂,这也许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的,我认为在任何时期教育都是从属于政治并且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

评议人:李琳
我觉得王彬彬同学讲的非常好,同时谈一谈我的看法,我对“韦伯说政治不属于课堂,这也许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的,我认为在任何时期教育都是从属于政治并且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这一观点是十分同意的。并且我认为在政治与教育的关系中,政治更具有主导性。在我最近阅读的《理想国》和《苏格拉底的审判》两本书中,虽然并不是以教育为主题的,但字里行间多少涉及了这一话题,并且现代西方文文化的源头必然要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或许我们可以从古希腊来谈一谈上述观点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也提到过教育。苏格拉底在建立自己的理想王国时,认为他们的王者必然经过初级教育(体育音乐)和高级教育(哲学教育)。在应该用什么故事来教育护卫者的这一问题上,苏格拉底认为答案是荷马、赫西俄德史诗(尽管苏格拉底对这这两人所撰写的史诗颇有微词):科学历史教育,其主角是神(讲神就是讲英雄,向神学习勇敢和节制)。一方面,护卫者有三个使命:1.尽一切努力防止贫富悄悄潜入城堡,富则奢侈懒散和要求变革,贫则粗野低劣也要求变革。2.我们的当政者在考虑城邦的规模时应该规定一个不能超过的最佳限度及国家大到还能保持统一。3.各阶级应该根据其天赋的变化有一定的流通,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统治者如果想要完成上述三类使命,就必须通过教育和培养。;另一方面以此来建立它心目中最善的国家,即这个国家应该是智慧的,勇敢地,节制的和正义的。以此可见,苏格拉底所提倡的教育是为实现他所推崇的那种斯巴达式的贵族政治。
而且,从苏格拉底的死亡也可窥得一斑。斯东认为苏格拉底最终遭遇 审判是因为其与民主政体发生了矛盾,苏格拉底与雅典人甚至古代希腊人有着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不是哲学概念的分歧,而是牵涉到雅典人当时所享有的民主和自治的权利基础本身,苏格拉底所宣教的:“智者统治,别人服从”的极端蔑视民主和自治的学说都是与这种权利背道而驰的。这便是苏格拉底被起诉的罪名“腐蚀青年”;而苏格拉底“腐蚀青年”却也是确凿证据,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中地位显赫的那种有钱的年轻人在三次社会动乱中起到了领导作用,这三次社会动乱分别是公元前411年的四百僭主专政,公元前404年不满分子勾结斯巴达推翻了民主政体,建立三十僭主专政以及公元前401年的反民主势力的蠢蠢欲动。在三十僭主专政中至少有两个人即克里迪亚斯和查尔米德思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也是为什么在苏格拉底七十岁时才遭到审判的原因。总的来说便是苏格拉底的反民主教育(虽然苏格拉底并不成为自己作为教师的身份,但在他确实有许多弟子继承了他的衣钵)在实际上危害了雅典的民主政体。或者可以将苏格拉底与其学生柏拉图做一个比较,柏拉图在苏格拉底受审后逃离雅典,在一切风平浪静之后回到雅典建立它的学园,在雅典度过了他四十年快乐的时光写它的对话录,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衣钵,也宣扬贵族政治,反对民主,重上斯巴达式政体,但他与他的老师结局如此不同,也许正是由于那三次冲击民主政体的社会动乱。
另外还有两点不成体系的证据,也可证明上述观点:在罗马,共和国是贵族寡头政体,他们不鼓励教授拉丁文演讲术,唯恐这会扩大对政府治理的参与,从而打破参议院元老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在三十僭主专政时期苏格拉底被召到克里底亚斯和查里克利斯面前,这两个么人是三十僭主中负责为新政权修改雅典法律的。他们给他看了禁止教授techne logon即说理的艺术的一项新法律,"并且禁止他与年轻人进行谈话”。

评议人:方淇
我同意王彬彬所讲的,同时我想说说个人的看法。听到关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我想到的是教育的方式,也就是教育类型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影响的问题,也就是教育的中介作用,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讲的是教育的内容不要被政治的立场所影响。韦伯在《法律社会学》中讲到过法律教育的方式,对法学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般经济和社会条件只是间接的决定因素。比如法律教育有两种,经验的法教育和理性的法教育,由律师进行训练或者由大学进行训练,前者的典范是英国的法教育,这种法教育方式产生了一个封闭的法实务者阶层,律师和法官都在其中,他们注重经验、实务的关系,重视判例,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这个阶层为维护自己利益,对英国的土地所有分配和土地租赁方式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大学的法教育,则具有较强的形式理性和系统性,较少具体直观的内容。还有特殊的神学院的法教育,形成于教权制较强的社会,会导致法律的实质理性化。这些法律教育类型不同起源于不同政治团体、经济的不同类型的发展,然后不同的法律教育又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身份团体,形成了不同的阶层利益,对社会结构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法律的形式理性化对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我想到了教育作为一种放大器的凝聚、放大力量的一个中介结构的作用。

评议人:李东玥
提到教育,绕不开的是 韦伯的那本《学术与政治》。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
一、以学术为业
在学术工作中,获得一定学术成就的基础是彻底的专业化。个人需要在在科学中不断赶超,完成理智化的过程,思考“在人的生命过程中,科学的职业是什么,它的价值何在?”这一问题。尊重价值的多元化,保持头脑的清明,对待人生的多种终极态度在斗争,个人必须做出选择。主要是关于教育的内容展开的。
二、以政治为业
职业政治家首先出现在君主的臣僚中,他们是高素质化的专业劳动力,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后各有专长,有着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政治家必须具备激情、责任感:沉着冷静,判断力等素质。作者认为要做到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1为政治而生存:将政治作为自己的生命。2靠政治生存: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的人。这两种方式最大的区别是经济的层面,要处理好政治和道德的关系,二者的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是关于教育培养一个怎样的人的问题。

主讲人:杜煌
涂尔干的教育社会学思想
我今天要讲的是涂尔干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参考资料是涂尔干的两本书:《教育思想的演进》和《道德教育》。这项任务本应在研究生第一学期开学前完成的,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当时只是对《教育思想的演进》进行了线索梳理。这次的论坛主题是“教育”,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完成之前的工作,算是不留遗憾吧。
涂尔干在教育这一主题上的研究长期受到了忽视,考虑到涂尔干进入索邦获得的第一个教授席位是教育学的,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待遇是不公平的。回顾涂尔干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做出的主要贡献主要有两个,以下将逐一论述。
贡献一:教育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这一观点我们在社会学概论类的书籍上见多了,以至于习以为常,认为是一个普通的观点、不值得重视。实际上,这一观点浓缩了涂尔干教育社会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不仅牵涉到涂尔干关于人性二重性的研究,也包含了涂尔干关于儿童教育的看法。
首先,教育的目的是在人的身上创造一种新的存在,也就是社会存在。根据涂尔干的看法,从抽象的层面进行划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两种存在。一类是由适用于我们本身以及我们个人生活事件的所有心态构成的,表现个体的人格,即个体存在;另一类是由一套观念、情感和实践组成的体系,是我们集体生活的结晶,即集体存在。儿童刚出生的时候,就像一块白板一样,如果缺乏社会的引导,那么很快就会发展起利己主义和非社会性的存在。此时,社会应该及时地介入其中,通过教育发挥影响,将社会的新成员纳入道德生活之中。社会将自身的价值、规范、观念、习俗体系灌输给儿童的过程,就是所谓的“社会化”。在现代社会,这一过程主要是由学校教育完成的。涂尔干说道:“诚然,是家庭首先从整体上承纳了孩子,全面包容他,以自身的方式来形塑他。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他第一次上学后,他身上所发生的那些重大变化,我们就会认识到,他的存在方式已经改变了,甚至连他的天性几乎都改变了。从那一刻起,他的身上就包含了一种名副其实的二重性。当他回到家中,父母会觉得他越来越不属于他们。父辈与子辈的代沟从此树立起来。这些服从于学校环境下的作息与训练的孩子们,这些年轻人,会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在自己的家庭之外,还有那么一整个社会世界,自己要想在其中占得一席之地,就只能去适应它,融入它。就连家庭本身也逐渐被这个世界所改变。”学校教育赋予儿童的、这一全新的存在,是社会按照自己理想的“样子”对儿童进行的精心雕琢,雕琢的目的是把儿童塑造成一个“社会人”,如果这一阶段的基础不能打好,那么就很难再完成了。因此,这一阶段对儿童教育的要点是进行道德教育。
当时的法国刚刚决定实行教育的世俗化,即在教育中剔除宗教的神学因素,施行一种理性主导的教育。但是,涂尔干注意到,之前的道德教育是建立在宗教的、对神的信仰之基础上的,清除了神学的因素,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把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因素一并取消掉,如此,我们剩下的就只是一种贫乏而苍白的理性道德。这样的道德是没有说服力的,不能承担起道德教育的任务。因此,涂尔干建议寻找出道德的基本要素。通过从外部考察道德、观察它的存在和作用方式,涂尔干逐渐确认了道德的三要素。首先是从遵守义务的常规要求中发展起来的纪律精神;其次是个体必不可少的、经常感受到的对群体的依恋,这种要素跟“善”的观念有关,是一种可求性,跟义务的强制性是统一起来的,是道德要素的一个次要方面,涂尔干没有对它专门命名;第三是一种自主或自决对精神,是个体内化了道德的一种状态,把遵守道德当成一件理所当然的、没有负担的事情,及至个体发展出这种自主的精神,也就完成了“社会化”。涂尔干认为,以这种状态存在的道德,其基础并不是对神的信仰,依据的是个体感受到的集体的权威,是在社会巨大的道德魅力下,个体逐渐内化的、存在于自己身上的一种“社会存在”。由此,也难怪古典时代的哲学家们把人类的活动称之为“道德行为”了。
贡献二:中等教育阶段,必须对个体施行整体教育
涂尔干所处的时代,法国的中等教育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尽管中学教育体系里面课程林立,但教师们却缺乏统一的目标,各科老师各执其事、按照自己的方式教育学生,整个教育体系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法国的教育体系刚刚经历了一场变革,新旧观念之间的碰撞,使得大部分教师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则是法国轻视教育理论的研究,人们热衷于政治体制的探讨,却对至关重要的教育体系不闻不问。这引起了涂尔干的警觉,并致力于通过索邦开办的中学教师培训课堂改变这一局面。涂尔干并没有采取说教的形式,直接向中学老师们传授自己的教学理论。相反,他通过引领这些老师回顾法国教育形成的历史,
指出教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逐渐积累起自身的“效果”(效果一词,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或者共识),凭借着自身的力量,教育会朝着自己的方向演变。(补充:在《教育与社会学》一书中,涂尔干补充了教育的发展适应了时代的习俗观念体系,并且和社会结构一样,有着自己的稳定性。)
涂尔干是从两个角度梳理了法国中等教育史的(之前的读书报告已写过,现部分引用)。
首先是教育发展的角度。法国的教育依次经历了加洛林时期、中世纪、16-18世纪和19世纪四个时期,每个时期的教育都有它显著的特征。其中,加洛林时期强调文法教育,教育的主要机构是修道院、主教座堂学校和宫廷学校,这种教育带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希望重塑人们的心智,在灵魂层面上实现信仰的转向;中世纪则强调辩证法教育,由于教师法团的壮大,以寄膳宿制为特点的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占据中心,此时教育的目标在于训练人们的逻辑推理能力,通过古典文本的学习掌握论辩的技巧;16-18世纪是一个反叛的时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猛烈地冲击了中世纪的教育形式,再加上经济上的繁荣使得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具有审美和鉴赏能力的贵族,人们以言辞优美为荣,通过古典文学的学习获得良好的品味;19世纪在大革命的影响下,科学教育开始进入教育体系,但它并没有迅速得到欢迎,文学和科学之争异常激烈。为了平衡各方要求,19世纪出现了“两分”体系,人们可以根据意愿选择在接受一段时间的人文学习后进入科学教育。
  其次是人性的角度。涂尔干认为,教育的目标和主题在19世纪前都是关于人的。这主要是因为法国的教育肇始于教会,而教会的思想认定人性只是神性的流溢,为此,教育的目标就得针对人的心智、针对人的灵魂。这种理念直接导致教育长期以来都只注重文本学习,而忽略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依赖的自然。但是,这样的教育是不够的,完整的教育必须包含自然。人文教育假定人性是固定的永恒不变的,而学习了解完整的人性不能通过别的途径,只需要在经典文本里寻找即可。“这完全是找错了方向”,在涂尔干看来,根本不存在普遍不变的人性,人性不是特定的实在,只是人类心智一种任意的建构,随着文明形式的不同,人们的思维观念也会发生变化。承认人性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可塑性,这有利于我们采取一种更加明智的教学方式。
到此,涂尔干开始提出自己的教学主张。在他看来,中等教育的目标并不在于培养特殊的能力,而是引导学生加深对他们所处的社会、自然的认识,这样,人文和科学的教育都不可偏废。为了更好完成使命,中等教育必须完成三重修养的培养目标。首先是历史教育和文学教育,学习希腊各民族、意大利各民族和法国各民族的历史,学习经典的文学作品,这些都有利于丰富学生对人性的认识;其次是受到人们忽视的科学教育,人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要想获得整体的知识就不能忽略自然,因此科学教育是必须的,此外,科学教育有其独特的思考方式和推理方式(主要指实验法和归纳法),能够更好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最后是语言的学习(包括母语和外语),一方面可以训练学生逻辑分析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清晰地思考和表达。
这样,涂尔干就阐述完了他整体教育的目标。实行这样的教育方式,目的是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以上,是对涂尔干教育社会学思想的梳理。我们看到,涂尔干倡导的教育理念,几乎都进入了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比如,在小学阶段对儿童开展的纪律训练和爱国教育,还有我们中学阶段的课程设置,相比涂尔干提出的中等教育体系,也只是多了关于音乐、美术以及体育方面的课程,而教学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这些都是涂尔干的遗产,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

评议人:卫敬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教育”,杜煌同学主要是参考了涂尔干的两本著作,《教育思想的演进》和《道德教育》,对涂尔干教育社会学思想进行讲述
杜煌同学主要讲了涂尔干教育社会学研究生涯中的两个贡献,首先是教育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第二个贡献则是提出了中等教育阶段,必须对个体施行整体教育的观点。总结的特别好,清晰简洁的将涂尔干的主要贡献进行了论述。
关于第一个贡献针对教育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途径这一观点不仅牵涉到了涂尔干关于人性二重性的研究,也包含了涂尔干关于儿童教育的看法。
    儿童所接受的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家庭首先从整体上承纳了孩子,用自身的方式形塑了他,其次是孩子随着年龄增长,进入了学校,开始接受学校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儿童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包括存在方式,甚至天性,学校把儿童培养成为一个社会人,在这一过程中或许与家庭本身的教育产生冲突。童年时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几乎完全发生在家庭或保育学校的范围内,而保育学校是家庭的一种替代。第2个阶段是小学,当儿童开始离开家庭圈子时,就会初步了解一个更大的环境。如果儿童在进入学龄期还没有打好道德的基础,那么这种基础就永远也打不好。
    教育必须帮助儿童很早就能理解到我们每个人本性中的限度。使他理解要想获得幸福就得确定一些大致准确的,可以实现的,与每个人的本性相应的目标,而不是企图通过神经质的,不快乐的面向遥远而不可企及的目标,去竭力实现它的目的。通过学校的教育应该帮助儿童获得许多心理态度。
    接下来我主要针对道德的三要素进行补充说明,首先是遵从义务的常规要求中发展起来的纪律精神。其次是个体必不可少的,经常感受到的对群体的依恋,这是道德要素的一个次要方面。第三是一种自主或自决的精神。在确定了道德的几个要素之后,要考察的就是如何能够在儿童身上培养或发展出这些要素来。
    其实在包含纪律在内的诸要素中,没有哪一种要素能够完整的在儿童的意识中形成。纪律精神有两个要素,首先是对生存的常规性的偏好,但是儿童行为却完全不具备常规性的特点。他的性情不是稳定的,且情绪的变化没有规律可循,而正是这种不稳定性支配着儿童的好奇心。然而在我们的大规模的社会中,劳动有着非常明确的分工,人们所承担的不同工作可以相互的影响,为了使协作更好的进行,要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规定,因此我们的生活有着整齐划一的常规,我们的计划活动绝大部分都是预先决定好的,而且将越来越是这个样子,这种常规是文明化的结果,这个事实很容易说明儿童身上为何缺少常规的原因。其次,纪律精神包含着对各种欲望的节制和自制。但是儿童不认为他的各种需求都有正常的限制,因此儿童不会约束自己,当别人限制他的行为时,也不会轻易的顺从,儿童不受成年人所拥有的有关自然法则之必然性的观念控制,也没有意识到这些法则的存在。愤怒这一种情感可以说明儿童气质的这种特征。
    儿童有自己习惯的做事方式,并且对周围其他人的行为也同样如此。对生活常规的喜爱并不是纪律精神的全部。它还包括约束欲望的能力以及正常限度的观念。找到了儿童身上的自然倾向之后,或许有助于把纪律精神灌输给儿童。如果儿童只在家庭中接受培养,就会成为家庭生物,它会复制家庭的所有特性,家庭的所有特征,但是却没有能力发展自己的个性。因此学校教育可以使儿童摆脱这种过度的依赖性,但是就算是在学校,也应该令不同的老师照顾孩子,如果儿童在几年内一直接受同一个教师的教育,那么这个教师的行为模式教育模式将会禁锢儿童的成长,在此之前家庭教育对儿童的道德成长有了一个良好的初步准备,但是在纪律精神方面却受到了限制。因为对纪律精神来说,对规范的尊重是至关重要的东西,但是他几乎没有办法从家庭环境中发展出来。因为家庭是一个非常小的人类群体,人们之间关系密切,因此他们的关系不容易受到规范的影响,所以儿童必须学会尊重规范和履行义务,但是这样一种训练在家庭中是不完善的,应该交给学校来处理。因为学校有一种完整的规范体系,能够预先决定儿童的行为,比如说儿童要按时上课,按时完成作业,另外还有许多需要孩子去承担的义务,所有的这些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学校的纪律。而正是通过对学校纪律的实践,才能对儿童灌输纪律精神。学校通过惩罚和奖赏等方式来维护纪律精神。
    关于道德的第二个要素,对群体的依恋。当考察在儿童身上培养道德的次要要素的方法,这种要素就是对一般意义上的群体的依恋,有一种说法是道德生活在这一方面的根源是我们称为利他主义和无私的各种倾向的总和。因此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倾向是否在儿童身上存在?一个孩子很容易强烈的依恋于他所熟悉的环境中的各种对象,一旦他习惯于某种感觉和行为方式,他就会难以离开这种方式,甚至执着于这种方式。虽然这种依恋依然属于一种低级类型。儿童身上的利他主义情感的另外一个来源是极度的熟练,极度的热切,他以此来效仿所有他眼前碰巧看到的东西,儿童的内心生活非常的贫乏,并且仅仅由几个相当不稳定的因素构成。儿童之所以模仿,是因为他尚且还不具备一种能够得到明确标明的选择本领。因此利他主义,对自我之外的某种事物的依恋并不是一种神秘且非同寻常的能力。
接下来是道德前两个要素的结论,即第三要素:自主或自决。教育既影响文化的智力因素,也影响文化的道德因素,为了将道德教育引入学校,必须使道德教育成为学校环境的一部分,通过把道德教育引入儿童的意识,将他的方方面面展现给儿童。而在现实中道德的这两个要素就是这样被联系起来的。其实道德的两个要素不过是同一个实在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已。另外一种要素即对某种可以为之献身的目标的,需要,对某种可以为之捐躯的理想的需要,也就是说对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的需要变成了道德的独特领域。其实在任何时候几率的感觉都会受到忽视,当纪律精神本身丧失了它的支配地位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求助于道德的另一个要素。但是我们必须在儿童身上维持这种对纪律的感受,只有当道德被确立起来时,道德纪律才能发挥其充分而有效的作用。
    其实我们实际上都把道德视为一个由各种规范组成的体系,而这些规范外在于个人,并从外面把自己强加给个人,由此看来,个人会受到一种并非是自我创造的法则的控制,但是强加给我们良知的任何一种限制似乎都是不道德的,因为限制对我们个人的自主性构成了危害,哪怕是以道德权威的名义,将预先决定好的思想方式强加给我们。
    因此各种道德要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但是道德良知所需要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自主性,它不是我们从自然中预先建构的自主性,也不是我们在与生俱来中所发现的自主性。而相反正因为我们获得了事物的更完备的知识,所以我们自己塑造了这种自主性。因此要合乎道德的行动,光靠遵守纪律和效忠群体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对我们行动的理由有所了解,这种自觉意识为我们的行为赋予了自主性。
    道德的第三要素,也就是最后的要素,最重要的要素。它是一种理性的道德,在社会之中我们首先应该为之献身的是社会精神,而不是社会的物质方面。知性的运用是儿童获得自主和自觉精神的过程,具有启蒙的意义,并不是说要求教师为儿童灌输一种规范,而是儿童在特定界限内自由的运用理性逐步形成一种内化的社会态度,对涂尔干来说,这才是所谓社会化观念的基本要义。
涂尔干毕生致力于教学,研究,著述工作中,任教期间,几乎每年都开设与教育有关的课程,涵盖了不同教育制度所涉及到的问题,也探讨了教育方法和基础教育理论的问题,甚至是教育史和教育学史的问题。他对教育工作和教育社会学的贡献以及我们学习借鉴之处需要我们认真拜读其著作。

评议人:赵书婧
两位同学的发言都很好,接下来我就卫敬补充的道德三要素按自己的理解进行简要概括。道德的基本要素就是纪律精神,纪律就是在某种权威下使行为符合规范,而规范则是规定一个人在情境中应对如何行动,举止得当。所以人是受纪律约束的,并且我们很难发现这种约束,因为性格最根本的要素就是这种约束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让我们收敛激情、欲望,使它们服从法律。由此可见,纪律既具有规定作用,也具有约束作用。道德的次要要素是个人对他所属群体的依恋,因而学校在儿童的道德塑造过程中至关重要。道德的第三个要素是自主或自决。要合乎道德地行动,不仅需要遵守纪律、效忠群体,也需要我们对自我行为的完全理解,为我们的行为赋予自主性,自愿地去做。这也是道德最重要的要素。至于如何培养儿童的道德诸要素,首先需要了解儿童的内心心理世界、找到儿童身上的自然倾向,从而才能够把他引入一种恰当的方向。对儿童进行引导的不应该是单一的环境,也不应该是单一的人,这样容易产生依赖。儿童最初在家庭内接受最初的道德教育,而后进入学校。学校有许多义务需要儿童去承担,这些义务相比家庭内的义务要更冷酷和非个人,构成了学校的纪律,纪律之下的规范是通过教师展示给儿童的,儿童通过实践这些规范,不断的吸收纪律精神。而教师的权威往往来源于他实施奖惩的权利。此外,儿童道德生活的另一方面的根源是利他主义和无私的各种倾向的总和。是学校让儿童与他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科学教育影响他们的观念和行为。

评议人:周晨月
听完大家对于涂尔干、韦伯以及吉登斯关于教育相关的整理后,有获得一些启发,主要说一下涂尔干的吧。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主张通过历史追溯,以史为鉴来更好的了解教育以及对于教育综合发展的重要性的阐述,主要是历史修养、科学修养和需要修养。另外,在教育方式方面也有阐述:在教育方式上,为了使未来的法国教师接纳和掌握正确的教育观念,涂尔干反对直接说教的方式,而是打算引导他们了解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一起思考问题的根源和本质,进而探讨化解之道。要了解教育问题的起源,也必须进行历史研究,看看教育思想上的宗教与世俗冲突是如何从早期教会教育就有迹象,人文教育的形式主义倾向又是怎么开始的。这也是涂尔干为什么用了绝大多数的篇幅来梳理漫长的历史,而只在最后两讲才论述自己的教育哲学。他指出历史并非单向度地向前推进,而是影响效果的累积。对现实问题的考察,有必要借助历史的视野;对于历史的分析,也始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

主持人:唐伟杰
总结:今天我们围绕教育的主题举办了小组第一次论坛,主讲人王彬彬以教育的功能梳理了涂尔干、韦伯、吉登斯对教育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教育的功能每个人从不同角度和情景下都有自己的看法,从个人角度来言,教育可以丰富个人的知识,提高个人的能力,发挥个人的价值,提高个人抗逆力;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可以加速个人的社会化,促使个人了解道德伦理,遵守社会规范,进而营造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从政治的角度来言,教育的重要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韦伯说政治不属于课堂,这也许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的,王彬彬认为在任何时期教育都是从属于政治并且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李琳在评议王彬彬讲话时则首先提出认同王彬彬的观点:“韦伯说政治不属于课堂,这也许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的,我认为在任何时期教育都是从属于政治并且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并且提出自己的认识:认为在政治与教育的关系中,政治更具有主导性。方淇则围绕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对教育的方式提出了看法,李东玥则围绕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主讲人杜煌以涂尔干的教育社会学思想总结了涂尔干对教育的两个贡献:“教育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中等教育阶段,必须对个体施行整体教育”,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涂尔干倡导的教育理念,几乎都进入了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卫敬在评议杜煌讲话时首先肯定了杜煌同学的观点,并主要针对道德的三要素进行补充说明,首先是遵从义务的常规要求中发展起来的纪律精神。其次是个体必不可少的,经常感受到的对群体的依恋,这是道德要素的一个次要方面。第三是一种自主或自决的精神。在确定了道德的几个要素之后,要考察的就是如何能够在儿童身上培养或发展出这些要素来。赵书婧则主要围绕卫敬提出的道德三要互结合自己的看法进行了补充,周晨月则主要结合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提出了看法,其辩证地认为对现实问题的考察,有必要借助历史的视野;对于历史的分析,也始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
总的说来,首次论坛是一次较成功的尝试,从前期的筹备到论坛的召开,大家都能积极参与其中,论坛氛围融洽,思考讨论充分,不时迸发出智慧的闪光点,是很好的开始,期待下次办得更好!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Posted: 2021-01-27 19:05 | [楼 主]
罗宜轩
级别: dsgsdag


精华: 0
发帖: 8
威望: 8 点
金钱: 80 RMB
注册时间:2020-09-17
最后登录:2022-04-27

 Re:四为读书论坛20级分论坛(更新至第4期)

马克思、韦伯与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
主讲人:韩赵芳
资本主义源于资本,原指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即:私人业主占有生产资料,通过雇佣劳动力生产,以获取利润,也即常说的雇佣关系。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观点迭出、视角多样。本文主要对我们比较熟悉的几种学说作简要的介绍。
一、马克思对《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理论的研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是在一个特定的、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的,对于该问题的论述,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资本论》一卷结尾“所谓原始积累”这一章的内容。作者运用大量的资料,否定了亚当·斯密“田园诗式”的原始积累方法,论证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是靠着“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等暴力手段实现的。
一方面是用武力征服殖民地、抢劫财物、贩卖奴隶等手段聚敛财富,在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先后组织海上商船,用武力打开各国门户,对亚洲国家和美洲大陆进行殖民掠夺,攫取财富。同时在16至17世纪初进行罪恶的黑奴贸易,把非洲变为猎捕黑奴的场所。此外,还通过向战败国索取战争赔款,以及用代销国债、包收国税、专卖制度、保护关税、贸易管制和出口补贴等手段,积累了大量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是强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社会的生产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同时迫使劳动者成为雇佣工人。这一历史过程是国家通过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实现的,耕地越来越少,大批的农民被驱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贫民,与此同时,国家又颁布一系列血腥的惩治法令迫使他们从农村走向资本主义的工厂,进入雇佣劳动市场。这种剥夺的历史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英国为例,国家通过立法、宗教改革、“圈地运动”等方式实现了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剥离,造就了大批的破产农民,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产业后备军;同时国家力量与殖民制度、税收制度、信贷制度相结合造成货币财富的迅速集中,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
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的起源充满了罪恶,是血与火写成的历史。所以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二、韦伯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兴起视作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结果,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思路是“理性主义”精神向合理性的扩张。因此,他挖掘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背后的精神因素,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把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作为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之解。
韦伯认为传统经济的目的是赚取足够满足人生存生活的既定资本,所以引入计件工资后工人干的实际比以前更少了,他们并不追求赚取最高的日工资,赚取货币仅是为了购买物质上的愉悦。而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包含有纪律的劳动力和有规则的资本投入,积累财富是为了财富本身,而不是为了它带来的物质满足。所以资本主义精神体现在通过理性、严格的经济核算,追求合理、长期的获益与成功。“人活着就要去赚钱,就要把获利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经济活动不再是作为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的手段而从属于人。”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韦伯在富兰克林的著述中发现了这种精神的存在证据,“时间就是金钱”,“节约一便士就是赚了一便士”,“勤俭节约、吃穿不缺”,也就是尽量赚钱,规避一切本能享受,赚钱、获利支配着人,成为人一生的目标。
在这种精神中,世俗禁欲主义与经济获利行为获得了统一,人们的经济获利行为不仅获得了道德的认可,而且具有内在的伦理张力。新教伦理将世俗的劳作与神圣的“天职”结合起来,“使劳动本身成为目的,成为人的一种愿望,成为一种伦理责任,甚至把劳动视为一种‘天职’。”通过把个人在尘世的劳作和劳绩赋予一种宗教的意义,“将世俗职业里的义务履行,评价为个人的道德实践所能达到的最高内容……经营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手段并不是借着修道僧的禁欲来超越俗世的道德,反而是端赖切实履行各人生活岗位所带来的俗世义务,这于是也就成了各人的‘天职’,明确指出劳动是一种天职,是获得上帝恩宠的惟一手段,告诫人们勤勉劳作,积极投身于世俗的经济活动之中。
此外,清教提倡的世俗的禁欲主义对消费也存在着限制,新教徒们只有努力通过自己的劳动为获取财富,并克制或压抑浪费这些财富的非理性消耗的冲动才是正当的,“清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禁欲主义的节俭禁止新教徒浪费所累积的财富,所以通过辛勤劳动和克制消费所积累的财富反过来又可以作为获取更多财富的手段,使得资本主义得以迅猛发展。
所以,韦伯从精神层面来论述资本主义的起源,在他看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内在一致性,这才促使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
三、奢侈与资本主义
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较少涉及理论阐述,桑巴特借助大量的资料和文献揭示了奢侈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桑巴特认为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但对于什么是必要开支,他没有给出回答,接着他又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对奢侈更进一步说明。在数量上,奢侈就是挥霍、浪费,消费数目远远超出需要;在质量上,奢侈就是对于优质品的使用,要求外观的精美和物品的经久耐用。可以看出奢侈是相对性的,它是奢侈品的消费,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作者认为西欧资本主义起源于奢侈的消费原则。中世纪晚期,随着宫廷的兴起,欧洲各国政治和军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产阶级通过殖民掠夺、放高利贷、强制贸易、抢劫、黄金交易、战争等方式进行财富积累,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这种巨额财富的出现,使得传统封建贵族以外的一些人拥有了大量财富,这一部分的暴发户通过金钱交易或者与贵族联姻获取贵族身份,成为新贵族,奢侈最初只是在宫廷贵族中蔓延,但获取了财富之后的中产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开始模仿奢侈消费。奢侈弥漫于以宫廷为中心的整个富有阶层,奢侈具有了文雅的贵族特征,贵族也决定了奢侈的演进路线,奢侈朝着家庭化、客观化、官能化、精致化、消费频率提高的趋势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社会财富流向的变化与社会结构重组、阶级分化的情况。
拥有了财富的传统封建贵族与新兴的富商们消费的场所便是城市,这些场所是以宫廷为核心逐渐聚集起来的,消费的集中带动了城市的发展,这类繁华的消费城市迅速的吸引财富。17世纪时,贵族为了追求更加适宜人的环境、不受约束的消费,开始由城市迁往近郊,城市的财富也同时向四周辐射,带动周边的集镇,郊区的发展,奢侈也向这些地区蔓延。
桑巴特论述了财富的来源以及消费的场所,那什么是促使消费的原因和动力呢?他认为是爱情的世俗化。早期的爱情与宗教相联系,人们讴歌赞美人间忠贞、纯真的爱情,赋予爱情超越世俗的深刻内容。但是随着人们爱情观的变化,爱情、女人与快乐相联系,成了人们享受生活的一种极致感官体验,这一时期,爱女人就等于追求美好等于热爱生活,寻找爱情生活成了热爱生活的唯一表现,婚姻、宗教与这种自由过度的爱情开始对立。奢侈也是人们追求纯粹的感官快乐的方式,而性生活正好成为了增加感官刺激的手段的根源。接下来作者揭示了女人与奢侈现象风行之间的必然联系。从宫廷到整个上层社会,女性,尤其是宫廷情妇、高级妓女等在为追求居室、饮食、服饰、出行等众多方面的享受而付出的高昂费用对整个上层社会的奢侈消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奢侈发展的集体模式代替了个人模式。
奢侈是如何推动资本主义的?桑巴特分别从贸易、农业、工业这三方面来论述。首先在商品贸易方面奢侈推动了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完善,促使商品生产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对更加精致的商品和完善的服务有了一定的要求。其次在农业方面通过“圈地运动”导致了一场以农业资本主义经营为取向的运动,促推动使农产品的改进和精细化,引发了农业技术经济的进步。最后在工业方面,奢侈品的生产消费影响工工业生产组织,从而导致了工业的根本变革。奢侈对这些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最终导致了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产生了资本主义。所以他得出结论: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产了资本主义。
奢侈可以看作是消费的一种,所以桑巴特是从经济视角的消费层面来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认为奢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四、总结和反思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因为它是多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宗教等各方面都可以给出不同的答案。因此马克思、韦伯、桑巴特从不同的视角的论述各有千秋。
从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历史考察可以认识到,西欧资本主义的出现并不是社会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国家的暴力推动作用下产生的。同时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和对抗,这种对抗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延续,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积累,通过阶段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而释放出来,这也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局限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可消除的。面对当今经济全球化、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联合,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进一步盘剥,资本主义再度显示出扩张性和野蛮性,我们更应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价值,用以指导实践。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受到多方质疑,桑巴特反驳最为激烈,他说: “清教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对立物。……资本主义是某种世俗的东西,某种为地球的生命而存在的东西……资本主义将受到所有认为现世生活只是来世生活准备阶段的人的憎恶和谴责。”虽然韦伯的观点具有一定片面性,但他创造性地从精神对物质的能动性与决定力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并且依据韦伯的这一理论又衍生出了“企业伦理”的概念,文化因素作为精神动力贯穿于企业的日常运营之中,这种企业精神、道德规范是现代企业的灵魂,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这些支撑企业运转的企业文化或许就是韦伯所表达的“资本主义精神”。
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的分析逻辑性不够严密,作者经常运用简单的假定或自己的猜测,让人分不清楚到底是奢侈产生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奢侈消费。但是作者在论述中引用了详实的数据和生动的例证,特别是对奢侈与贸易、奢侈与农业、奢侈与工业的分析,充分地为他的奢侈产生资本主义的论点提供论据。同时重视奢侈消费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借鉴意义,奢侈品无论是在生产、流通各个环节都代表着行业的高标准和高技术,所以有利于推动技术改良和专业分工。
评议部分
孔煜:韩赵芳分别为我们讲述了马克思、韦伯与桑巴特三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我在其中受益颇多。由于我对桑巴特不是特别了解,芳芳的详细讲解弥补了我的不足,拓展了我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接下来,我将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观点谈谈我的理解。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低着肮脏的血”,这句话可能代表着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最根本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积累是来自于对殖民地的掠夺、奴役,以及强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生产资料成为资本,使劳动者成为工人。这些观点基本都能从我们的高中政治课本、大学思修课教材以及考研复习资料里面找到,大家基本上都耳熟能详,芳芳也做了比较详细的解说,我也就不多说了。
关于桑巴特,我对他的了解不多。他从奢侈的相关研究来观察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性质,同时,奢侈研究也是他理解现代社会秩序的起源和发展的着眼点。桑巴特指出:欧洲中古时代末叶发端的“企业家”的永不安分的进取心和权力意志,同“市民”的冷静的目的理性和求安定的秩序欲望交织对抗,共同铸就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国家、技术和贵金属被桑巴特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大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市民财富的获得、他们的各种需要与支出、劳动力的谋取、企业家的逐利行动皆是资本主义衍生出来的内容。这是我对关于桑巴特部分的一些补充。
我将着重谈一下我关于韦伯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的理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本书相信大家都有读过,韦伯根据“大部分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基本上都是新教教徒”这一现象出发,分析了新教教徒自身独有的特点:历史沉淀、资本积累以及宗教信仰。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一般而言的现代文明的诸构成部分中的一个成分是在天职观念的基础上对生活进行理性组织。这诞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精神。”从这里就能明显的看出韦伯和马克思之间的观点差异,韦伯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不等于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贪婪,甚至资本主义可以抑制或者缓解这种非理性的欲求”。韦伯从新教徒的生活方式、组织行为等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形成的前提,一是家庭事务和企业事务分开,私有财产和共同财产分离,二是采用了理性的记账方式。从这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土壤没有孕育出资本主义。
我在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读书报告时,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和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是否是针锋相对的?通过这段时间的阅读,我可能有了一点答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大家能指出存在的问题。我觉得他们俩的观点不算是彻底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互补的存在。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时,其实也十分注重经济和制度因素,关于生产资料、商品化、劳动力等观点他给予了肯定,在《新教》一书中,他也承认了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他们之间最主要的对立表现在上层建筑和基础之间关系上。众所周知,马恩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文化是属于上层建筑的部分,它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与政治形式和法律制度相比,思想文化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而韦伯则认为思想文化是具有自主性的,它能够与经济因素产生反应,从而影响经济制度。从这一方面来看,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只是双方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此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韦伯研究的资本主义显然与当前国际社会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所以当前的资本主义是否还是一种抑制或缓解非理性欲求的力量?
宋思玉:我谈谈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部分
〈1〉谈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韦伯将禁欲的基督新教当作一个单一的整体进行了处理,以清教代表人物巴克斯特为代表进行阐述,清教徒在金钱上禁欲,谴责追求钱财。天职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有一个固定的职业,决定职业能否讨神喜爱,首先取决于职业的道德水平,其次是职业所生产的财货对于“全体”的重要性,最后是私人的经济的“收益性”。
〈2〉基督新教的入世禁欲举其全力抵制财产的自由享乐,将财货的取得从传统主义的伦理屏障中解放出来,视为神的旨意,使之合法化。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有基督教的禁欲精神孕生出来的。
〈3〉教派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商业伦理,通过教派的一系列仪式和考研的人,会在社会中在其他人眼中具备一种信用,尤其是商人。假如某一个商人加入了某一个教派,那么他就会在某个地区拥有广泛的商业信用,并带来广泛的商业资源。因此这一类拥有教会绅士职业伦理的人,就乐意不断地去证明自己拥有这种被教派认可的资质,不断的获取商业资源,去绞尽脑汁的加入某一教派。教派为加入教派的商人的信用做了凭证。
刘海颖:评价一下,其实我没有什么补充的,观点问题,然后都讲述的非常清楚,然后就是书中的观点也具体列举了出来就非常详细。有各自的观点,而且在总结的时候就是从就是把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比如说是韦伯是从宗教的视角,桑巴特是从经济消费的视角,而马克思是从资本原始积累的这种。呃,就是经济学的视角来论述的,我觉得就是写得非常好,进步很大,说完了。
万月龙:《奢侈与资本主义》这本书我没看,所以说我没法评议。我主要想说一下就是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因为我之前看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在这本书里面也谈到资本,他谈到资本的积聚,扩大还有资本与分工的关系,也说了资本增加,但是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论述很模糊。可能斯密本人也不太说得清楚或者是有意避免说明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源起之地,他只是笼统的说,节俭可以增加资本却没法解释大量的资本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这点的话,可能是跟他的阶级的局限性有关系,所以说他没法去真正的看清资本的缘起。只有马克思才能真正的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暴露出诸多隐藏在纷杂表象下的真相,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过,“所谓的原始积累就是资本积累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是以商品生产者握有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就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中都圈子,如果想逃出这个循环的话,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他的起点,”马克思马克思指出,“原始积累的本质就是劳动者和生产生产资料的分离,生产者被转化雇佣为工人,这些被解放出来的人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制度封建给予他们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变成变成自身的出卖者,这些出卖者,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卖给其他人,而欧洲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度,还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为基础。肮脏沾满黑人鲜血的殖民运动是资本主义实现积累的根本根本来源”,大概就这些。
马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然后我对桑巴特其实我了解的不是特别多,主要是还是从马克思和韦伯这方两方面说吧。马克思最主要是《资本论》,尤其是一卷,我当时读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对于资本主义产生,其马克思是写了很多,然后它主要从商品的生产剩余价值理论阐述,像工人生产的一些利润全都是经过资本主义的手,进行了一些大量的剥夺,而那些个人能够得到的其实是徘徊在最低生存线上的,其他的都是落入资本家之手。他还写了资本的征服掠夺,以及圈地运动,我们都比较了解。另一个就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不是特别懂,然后听了论坛之后,然后我觉得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新教伦理这方面,尤其是世俗的这个纪律主义和经济获利行为是这两因素,还是最主要的。再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全球命运共同体,对于我们的这个启示其实非常大的。韦伯和马克思写的视角,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另一方面,它是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一些借鉴。然后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这种呃,我们国家来说必须抓住这种机遇,迎难而上,对于我国的强大有非常大的一个借鉴意义。
周悦:我说感感受比较深的一个点是就是这三个社会学家,他的对同一个现象的切入点就是特别的新颖,就是有比较独特的一个切入点,然后马克思的话就是从他就会去在解释经济还有限,社会现代起源的时候,他会从生产力、工业技术根根源这个角度去进行切入,然后到韦伯和桑巴特的话,它就会从都是从文化的角度,都是一个是商业精神就是奢侈的发展。还有就是从宗教的角度,然后他们对马克思关注的角度进行了一个补充。正是因为他们不同的切入点,让我们对他们解释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完善。在我们进行研究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这样的视角来丰富,还有就是完善就是感觉对自己的关注这些点的启发。
何雨竹:那我就补充一点。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常久以来就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至少是所谓的自由市场,是符合人的自私自利的天性的一个制度,这种观点与一类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商业化模式比较接近,并认为,市场从古老的枷锁中被解放,且贸易机会因某种原因而扩大知识,资本主义就出现了,在其中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没有被看作是一种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锻炼或质变,而仅仅视作是一种商业因素的延续性的量的增长。这类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的种子是包含在最原始的交换行为中,因此要使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只需将阻碍资本主义种子生长的障碍,也就是移除封建制度即可。对于这类理论而言,资本主义是自古以来的商业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商业贸易的最高形式。另外,今天我们就是为何要追溯资本主义的起源呢?就是因为人们对于过去的认识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的这种探索,如果人们将资本主义看作人类实践,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超越资本主义建立更美好的未来的这种制度将会受到限制,便认为超越资本主义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要寻找起源,根据起源去探索未来一种更好的制度。这是我的发言。
文化与资本主义
——基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儒教与道教》
主讲人 万月龙
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要想说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弄清两个基本概念:一是什么是新教伦理?二是资本主义精神指的又是什么? 按照韦伯的论述顺序,我们先探讨一下第二个基本概念。
1、近现代资本主义特征及本质
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把握肇始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韦伯在序言中写道,认为资本主义就是贪得无厌是对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精神的一种懒人式误解。真正的资本主义对于无法遏制的非理性的发财欲念是一种抑制力量或者说是一种理性的缓解。要想真正理解资本主义,那就无法逃脱利润追求,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如果不以盈利为导向,那就必定是死路一条。韦伯接下来对资本主义行为下了定义,在他看来所谓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就是期望利用交换的机会谋取利益的行为,即期望以形式上的和平交易来获取利益的行为。只要资本理性地谋求利益,就会依照资本核算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这样的一种资本主义大大不同于前资本主义——要么靠非理性的投机倒把,要么靠明目张胆的强取豪夺的“冒险资本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不是建立在不道德地寻求个人财富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责任性工作的义无约束的基础上。资本主义企业,这种理性的现代组织的发展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企业与家计的分离,二是建立了理性的簿记制度。这两个特质与资本主义自由劳动组织有着密切关联。要是没有资本主义自由劳动组织,上述的一切不会如此重要,也不会产生西方那种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西方特有的问题。核算是一切的基础,而精确的核算只有建立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
由此,在韦伯看来,世界文化史的核心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也不是这种发展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出的不同形式——冒险家的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战争资本主义、凭借政治或者行政手段来获利的资本主义,而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的市民阶层的资本主义企业是如何形成的。
2、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
韦伯认为各种技术可能性的拓展对现代西方所特有的资本主义有着极大的影响。它的理性特征基本取决于那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西方的资本主义得益于西方的自然科学,因为西方自然科学可以广泛应用于经济实践。经济利益对科学知识的应用于技术极具动力。而动力源自西方社会秩序独特的结构,社会秩序中的法律和行政的理性结构是最为重要的部分。那法律是从何而来?是资本主义利益创造的吗?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只在西方,而不在中国和印度发挥作用?
韦伯认为,可以把这个原因归结为西方文化中独有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关键,理性主义的特质是什么?又是如何源起的?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韦伯选择从宗教文化的角度切入。
3、宗教伦理与文化影响
在进行具体论述之前,韦伯对此项研究的目的及其适用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在韦伯看来,此项研究旨在弄清楚在我们这个由不计其数的、一个个的历史因素中生发出的现代特有的“此世”取向的文化发展网络中,宗教动机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换句话说,探究西方文化的典型内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作为历史原因的宗教改革的影响。要想真正理解这种影响,必须摆脱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宗教改革可以从经济变革中推研出来,二是认为 “资本主义精神”只能是宗教改革特定影响的结果,甚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宗教改革的产物。
在韦伯看来,最好的做法是首先,研究宗教信仰的某些形式和职业伦理之间是否有并在哪些点上有清晰可辨的“亲和性”。同时,尽可能弄清宗教运动如何通过这些亲和性影响物质文化发展的方式以及大方向是怎样的。
在进行完严格的限定之后,韦伯正式开始了宗教文化的论述。论述的展开首先是从一个统计事实开始:在资本家、企业家以及现代企业的劳工中,高级熟练工人阶层,特别是受过较高的技术或商业培训的人员中,新教教徒占了绝大多数。那这种现象当作何解释?韦伯认为这种现象中表现出的因果关系无疑源于教育培养出来的精神气质,由家乡和父母家庭营造的宗教氛围决定了教育方向,进而决定了此后的职业选择与职业生涯。
为了说明这一点,韦伯对于基督教历史上各个流派的伟大宗教思想的固有特点和彼此差异进行了深入地探究。
4、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在下一章并没有直接进入这种此种探究,而是跳出来,返回去,对于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探讨。在他看来,研究一个对象,重点不在于对其进行概念性的定义,而是首先至少要对其预做一番形象的说明。这样一种形象描述实际上对于了解研究对象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描述正是践行了这一原则。韦伯借用富兰克林的例子说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是一种强调经济成就的精神气质;一个包含众多相互关联的观念的规范体系最重要的是人有义务不断地增加他们的财富。这使得资本主义精神超出了个人的抱负,成为了一种伦理强制的范式。因此,资本主义精神使人将通过正当的经济活动而全力以赴地投身于财富的追求,与避免把这样得来的钱财用于个人享乐,独特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精神根植于这样的一种信仰:相信在一个选定的职业中有效地工作是一种义务和美德。
5、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禁欲主义:
那资本主义精神源起于什么地方?韦伯首先从路德教的“天职”概念入手。“天职”概念表达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义,即摒弃天主教将道德戒律区分为命令和劝诫的做法,转而认为,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途径并不是借僧侣的禁欲苦修来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个人生活岗位所加诸其身的俗世义务。然而路德的“天职观”保留着浓厚的传统主义色彩,他认为各人应永远安于神指派给他的职业和身份,其世俗活动应该局限于既定的生活地位的范围。由此可见,他所谓的职业就是人必须接受且适应的神定之事。因此,路德没能在职业劳动和宗教原则之间建立起原则上是新的、基础性的联系。
天职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是后来新教诸教派努力的结果,它们形成了韦伯称为“新教禁欲主义”的各种不同分支。四个主要分支分别为:一是加尔文教派,西欧是其主要的活动地区,特别是在17世纪;二是虔信派;三是卫理公会;四是从再洗礼派运动中诞生的诸教派。在这些教派运动中,没有一方是与其他方完全分开的,即使是和那些非禁欲的宗教改革派之间也不是泾渭分明。
韦伯对于新教伦理的讨论并不是要对其教义做全面地历史性描述,他是关注其教义中那些对个人的实际经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的因素。他分析的最重要的部分集中于加尔文教上。加尔文教中有三条主要信条被其视作为最重要的教义。第一,上帝不是为了人而存在,人倒是为了上帝而存在。第二,人无法理解全能的上帝,人只知道上帝向他们展示的神圣真理的一小部分。第三,预定论:只有一小部分的人被选择以获得永恒的恩惠。按照神的旨意,神为了彰显他的荣耀,一些人便被选定得永生,一些人便被选定受永灭。
在韦伯看来,如此悲壮的不近人情的教义,势必会对信奉它的人造成严重的后果,尤其是让各人内心产生一种空前的孤寂感。对于宗教改革时代的人来说,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事莫过于永恒的救赎,而今只能形单影只,一个人孤独地上路,走向那被决定的永恒命运,没有人可以施以援手。
因为自己的命运早已被决定,无论是教士还是圣礼,抑或教会都无法帮助他,因此,加尔文教促进了宗教史的伟大进程——现世祛魅。所有巫术性质的救赎手段被斥为迷信与亵渎。“对于上帝决计拒绝赐予恩宠的人,不仅无法通过巫术来获得恩宠,甚至任何手段也不管用。这种个人的内在孤独,与那种有关神的绝对超验性以及视一切被造物毫无价值的严苛教义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可以解释清教徒何以对文化和宗教信仰中所有的感官—情感因素抱着彻底否定的态度——因为它们不仅无助于救赎,反倒平添了多愁善感的幻想和偶像崇拜的迷信,这也正是清教徒厌弃一切感官文化的缘由所在”。
这自然容易给加尔文教信徒带来极度的焦虑。每个信徒都不得不去追问那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是不是被选中者。可惜上帝的旨意是不可揣测的,谁也没法得知答案。选中者与被抛弃者,从外表看,没有任何差别。这自然导致了加尔文信徒两种相关反应:第一,个人有义务认为自己是被选中者之一,任何对天选确定性的怀疑态度都是信仰不坚定的证据。第二,“热情而主动的世俗行动”是滋长和保持这种必要自信的最恰当不过的途径。在天职中勤奋的工作,通过日常事务的成功找到了解脱被罚入地狱的恐惧途径,似乎是成为受上帝恩宠的最确切的证据。
在加尔文教徒看来,时间具有无限的价值。因为每一个的丧失时辰,都不能再用于为上帝之荣耀而进行劳动。加尔文教徒将自己看作上帝的工具,以有条不紊地方式对待自己的职业。通过履行天职中所奉行的禁欲精神来追求物质利益,不但是被容许的,而且实际上在道德上还能受到称赞。“人们坚决认为,希望贫穷等于希望不健康。作为对工作的美化,这是令人反感的,是对上帝荣耀的不尊敬”。利益的追求被看作是受贪欲激励的个体行动,但新教成功地将利益转向了道德改革,使其合法化、正当化。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形成加尔文教徒行为逻辑的完整图示:信仰的确认只能通过一种特殊的行为类型加以证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在个人行为中系统地监督自身蒙恩状态的动机,并因此将禁欲主义渗透进个人的行为之中。信徒在现世中为了永世而进行的行为理性化,是禁欲主义新教的天职观念带来的结果。入世的新教禁欲主义一方面限制消费,另一方面又认同财富的获取,其不是针对理性获利的斗争,而是反对非理性使用财富的斗争。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精神与加尔教的教义有着选择性亲和力。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可以到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所阐发的那种宗教伦理中进行寻找。“从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精神中,诞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不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而且是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建立在天职观念上的理性生活行为,这也是本论述要说明的问题”。
6、资本主义制度是新教伦理的非预期后果
加尔文教徒并不是有意去创造一个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新教伦理的非预期后果。非预期后果是指,个体与群体的意图往往导致一系列与他们意图不同的后果,人们创造社会结构,但这些结构很快具有创造者难以控制的独立生命,由于缺少控制,它们会自由地朝向各种无法预期的方向发展。
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十分重要,但是其对这种经济制度的持续性来说,不是必须的,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包括规范、价值、市场、货币与法律在内的现实存在,变成了外在于个人并具有强制性的社会事实。
二、《儒教与道教》
而在《儒教与道教》中,上述问题变种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形式为何没在中国发展起来?对于这一个问题,韦伯是从文化而不是经济入手。
1、中国的社会阶层:皇帝与士人
他认为考察社会的信仰体系,最重要的切入点在于关注社会中的阶层。在古老中国,皇帝掌握了宗教和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其是地位最高的僧侣以及至上的统治者。皇帝的地位是稳固的,因为它不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教士阶层,也没有滋生出对帝国秩序构成挑战的先知预言。在儒教等礼仪倡导者的运作下,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古代经书典籍中的礼仪和伦理。如果想要证明他具有卡里斯马,证明自己授权于天,就必须施政于民、施惠于民,如果天降大旱或者河流决堤,皇帝需要向民众下罪己诏,且要虔心到祖庙向先祖祷告。
在春秋战国,士人被诸侯用来在自己的领地内进行理性化的管理,由于国土面积过大,中国的中央集权化程度受到一定限制。因为对于地方正式或非正式的官员来说,任何中央集权化的管理都会严重侵害到他们的俸禄。官员的俸禄在理论上由国家支薪,但在实际上国家并不直接向他们支薪或只是支付一小部分。官员依其所处的官位,系统地从岁入中获取其俸禄,因此他们的经济利益可以得到非常有利的保障。这个原因阻碍了国家中央理性化和统一经济政策的实现,原来推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行政管理理性化的俸禄阶层在国家统一后成为了国家理性化行政管理的阻挠者。“获利的机会”由可任免官员组成的整个集团所占有。这个集团共同抵御任何外力的干预,对任何鼓动“改革”的理性思想家都极其憎恨,并对他们进行迫害。只有来自其上或其下的暴力革命才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2、自治与资本主义:中国的城市与乡村
中国的城市居民与其乡村故地的大多数亲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城市仍然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的农村经济中,并没有像在西方发生过的那样与其对抗。中国从未有过类似于英国自治居民所享有的“特许状”。加之,中国的城市没有获得政治上的自治和司法上的独立,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共同体却拥有这一类权力,所以中国内部享有相当自主权的行会的潜在重要性被有效地遏制住了。出现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国家官僚制的早熟发展。官僚,比如说官职设置上的“户部”在促进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说它能够控制其后续发展,也从未放松过这种控制。在韦伯看来,这跟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西方,政府官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治的城市国家建立后的产物。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乡村,宗族组织和乡村村庙是非理性的政治掠夺资本活动的主体。它将货币利得用于土地投资,并将所拥有土地进行投资,发展出一个放租小农地的土地贵族阶层。
在这个阶层中,宗族长老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士人统治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对待亲属集团权限范围内的某些事情,不管官员的能力和素质有多高,他同样要服从于文盲家族长老的权威。
3、儒教与道教
韦伯完成上述论述后,才将目光转向了儒教。在韦伯看来,儒教是一种世俗理性主义的等级伦理,在儒教中,社会秩序被看作整个宇宙秩序的特殊情况,而后者又被视作永恒与必然的。它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受过传统经典教育的食俸禄阶层,也就是“文人”,而那些没有受过传统经典教育的阶层,则不包括在内。儒教所要求的“文人”要以君子为最高标准,“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夫畔矣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教要求文人做人要有尊严,不吃嗟来之食,行事要合乎礼仪,从而使自己与外界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宇宙秩序的伟大神灵显然只渴望世界的幸福,尤其是人类的幸福。这同样适用于社会秩序。只有人类自己融入内在和谐的宇宙中时,帝国的‘幸福’安宁和心灵的舒适平静才应该而且能够得到实现。”因此看来,这种伦理观念要求克制自我、节制感情。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禁欲主义”,但是这种“禁欲主义”没有西方宗教的原罪或者印度教的拯救概念。
韦伯接下来对儒教与清教进行了更近一步的比较与阐述。在韦伯看来,决定一种宗教理性化程度的最基本而又互为关联的标准有两个:巫术被消灭的程度;内在一致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神义论发展那的程度。在第一个层面,禁欲的新教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更加激进。至于后者,儒教和清教都达到了高度理性化的程度。但是,儒教理性主义的内容及其与现实不完善、不理性现象之间的关系,则与清教大不相同。在韦伯看来,清教伦理中展示出宗教理想与世俗生活之间的激烈对抗,而儒教伦理却重视个人和谐地融入到不可回避的现实世界之中去。
“因此,自我完善中最重要的美德和目标便是,在所有生活情境中,参加祭典和仪式时要举止得体...儒家除了要求摆脱野蛮和无教化状态之外,不要求任何其他类型的‘救赎’。作为美德的补偿,他只希望今生长寿、健康、富有和死后保持美名。”“禁欲的新教所特有的冷酷无情和系统化的宗教功利主义,生活‘在’这个世界而不‘属于’世界,这有助于产生优良的理性资质,同时还形成了职业人的精神。”
而道教更多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与巫术性质,是非理性化的,它的对象主要是市民阶层。市民阶层想要摆脱贫困与苦难,所能求助的唯一工具就是巫术。道教的前提是把对今世和来世的积极希望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些对今世和来世的希望,是被有教养的知识分子阶层所鄙视的民间神祗的价值所在。由于这个缘故,儒教没做的事,道教的平民教士阶层却做了:道教的僧侣们一方面满足了将万神殿加以某种系统化的需求,另一方面满足了将公认的世上的行善者或灵验的鬼神纳入到神界的需求。以城隍神为例,他被赋予掌握居民来世命运的权力,他有权根据居民活着时的品行决定其在阴间的命运。
4、中国为何未发展出资本主义?
在韦伯看来,尽管有多种多样的因素可能促进理性资本主义在中国兴起,但它还是没有自然地发展起来。中国许多可能或必然有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因素,同样存在于西方,并且在近代资本主义最终形成时期里,这种不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仍然存在,例如,西方的执政者及其官僚机构仍具有家产制的特性,货币经济尚不稳定与尚未发达。
然而西方可以冲破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却迟迟摆脱不掉。在韦伯看来,最根本的原因与“心态”有关。“心态”在这里指的是对世界的实际态度,它的基本特征是深受政治与经济的命运的共同制约的。在中国,由于“根植于中国人”’‘民族精神’中的各种规范的存在,使其“缺乏一种特别的心态”,这种心态阻碍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形成。
评议部分
赵致浦:感谢万月龙同学的分享!主讲人联系了韦伯的两本巨著,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回答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缘何崛起于西方而未显现于中国”的问题,为我们系统地展示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和西方发展历程的差异及原因。两本著作都运用了比较法研究宗教问题:首先,韦伯将促成西欧近代资本主义发达的主因子系统组合,把本身有意义的性质整合到统一的思维图像中去,形成“理念型”。然后检视异文明相关成分,形成异文明理念型,最后将二者做比较,形成“近代资本主义为何只在西欧产生出来”的较为满意的解释。接下来,我将从以下方面对儒教和新教进行简单比较:
第一,宗教社会学研究以宗教为其根源的态度如何决定了某种道德行为类型,而此种行为类型又如何被实践于俗世活动的领域里。生活理性化带来资本主义精神,而基督新教是资本主义的因素之一:清教徒入世苦行,拒绝财富享受的禁欲行为能确保恩宠的获得,他们越成功,行为愈加谨慎,越会坚守一种禁欲生活。基督新教将经济道德从营利欲与利润追求的传统局限中解放出来,之后,利润被运用到彰显上帝荣耀的目的上,因而,资本的积累在毫不停歇地进行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拥有合理的自由劳动力组织、合理的技术、司法和行政,在这些理性制度设置下,人们倾向于采用某种实用理性的生活态度,因此,经济理性主义的起源有赖于这些因素的具备。
第二,中国之所以没能像西方那样产生资本主义文明,主要是因为儒教伦理不能作为指导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行动伦理。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将传统中国阻碍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机制归为以下几点:家产制官僚制和俸禄结构、君主制家产制政体、无独立自主的城市、货币制度不成熟、形式理性的法律体系的阙如、支配地位强调血缘的强制性组织(氏族)、国库财政为中心的赋役制等。此外,韦伯极为关注中国宗教的作用,他依次考察了儒教、道教和佛教,当然,后两者所占章节渐少。韦伯认为儒教的生活取向缺乏哲学与神学逻辑、法学逻辑和自然科学思维,儒家伦理本质上是入世的俗人道德伦理,旨在借助强制力摆脱无序的利益争斗。儒生们以熟诵经典、遵礼守法、入朝为官、匡扶明君、立德立言为毕生的事业。士人们也是教养阶层的主力军,并长期占据了古代中国的朝堂,为保持身份而排斥经商利得(与民争利),专注通才培养,树立榜样以教化人民,排斥专家精神。总之,儒教具有传统主义的性格:儒士作为儒教的忠实担纲者,是教养阶层主体、源于封建贵族而非教士,不世袭,通过科举考试产生,他们强有力地认可传统主义,“五伦”为既有世界结构核心。货币经济在中国只是为支配阶层创造了特殊的利得机会,使他们更易以货币方式积聚俸禄利得,强化坐食者心态,注重维持原有经济条件。相比于儒教,道教显得更为传统、更偏向巫术,尽管道教之中有倾向于变革的力量。在儒教引领下,三教合流的倾向也没给中国宗教提供一种扫除巫术,对世界彻底祛魅,实现宗教理性化的力量。
通过对儒教教徒和清教教徒的对比,我们也能看到两种宗教伦理导致的实践行为的差异:①在伦理立场上:清教徒通过遵循上帝制定的行为规范来获得神的祝福,使得人的行为符合神的意志,个人只有通过圣化才能获得救赎;儒教将传统视作不可动摇的,从而将人们置于神圣化人际关系中,按照尊卑等级划分关系,让人们履行恭顺的义务。②在政治支配结构上:氏族作为中国社会重要的自治组织,它的凝聚性在中国持续至今,为一种强大的非理性力量的形成提供条件: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形式之全然固着于个人关系上的性格,缺乏共同体,城市也缺乏营利的经济结合体。③在人际交往方面:儒教徒之间保持形式上合理性的交往,实质上却不信任他人;清教徒基于无条件的宗教规范而产生互信。清教理性的禁欲的功利主义有助于产生优越的理性资质和职业人精神,这些都为儒教所拒斥。过一种儒教生活需要外部的制约,而清教将超越俗世的理性主义和现世经济理性主义发挥到彻底境地,二者分别是理性地适应世界和支配世界的过程。
最后,韦伯命题也在本书出版后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其主要内容是:新教的职业伦理和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因果关系,儒家思想则难与资本主义生产相融合。结合韦伯所处的时代,我们可以发现他旨在通过对世界诸宗教的探索,以突显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色。韦伯认为,传统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巨大阻力下发展成为非理性的掠夺式的政治资本主义。显然这种资本主义无法成为社会变革的内生动力,后来沉重的国门被资本主义坚船利炮叩响。回顾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我们总会提出疑问:儒家伦理无法发展理性资本主义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让很多学者聚焦于东亚发展奇迹。持“儒家资本主义”论的学者认为东亚经济奇迹得益于儒家伦理中的“服从权威、尊亲敬长、勤奋努力、务实合作”等礼仪教化,这一理论混淆了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发展问题,两者不能等同起来看待,因此并不能削弱“韦伯命题”的结论。“韦伯命题”越来越成为跨学科交流的重要主题,在我们进行分析时要回归当时的社会条件,不能孤立地看待。
赵致浦:小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到一定财富的话就会想对特权进行对立,假如想加入贵族阶层就需要保持一种体面的消费,有的旧贵族无法维持便被踢出贵族圈子,这个过程可以结合《精英的兴衰》,有的人在消费,有的人在践行禁欲生活,他们不矛盾的 。
韩赵芳:大卫·李嘉图和斯密都在鼓励这种禁欲生活。不是要维持消费打入贵族阶级吗,他们有可能需要通过消费让自己成为新贵族。
赵致浦:我突然想到讲贵族武士没落贫穷的。武士从他的领主手上拿的稻米,但是西方工业品的输入就会导致差距,这块地技术不改进,它的产出,年俸是差不多的,廉价工业品打入国内的话,小手工业者破产,武士就很难维持自己的收入和消费,陷入贫困。稻米没法维持你的需求,武士贫困,对现有制度不满。日本武士对主人的忠诚建立在主人对他的好,虽然我宣扬这种忠诚,但是如果我过的不好,我还是会造反。
韩赵芳:对对,《菊与刀》讲过这个。另外,《学术与政治》提到价值中立的概念,韦伯 研究的过程中还是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对比较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如加尔文教,刻意抹去负面。对儒教与道教也有忽略有利因素,提出不利因素。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也很难跳出价值判断。
万月龙:儒家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有作用,但是对于产生可能更多是阻碍。因为儒家追求的是身心的和谐状态,清教徒是很理性态度,是逐利的,但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钱持鄙视态度。
赵致浦:儒家的义利观提倡长幼有序,是一种维稳的趋向,缺乏变革的动力。
马虎:谈谈《儒教与道教》这本书。我起初单纯认为他写的是基本介绍,后来发现他讲的古代中国在儒教与道教统治下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最主要的,他说,中国是个文人治理的国家,不是文官治国,以科举制为基石的官僚制是中国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对中国选拔人才烙下一种烙印,很多年后也无法摆脱。中国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中国的道教之所以能和儒教和平相处是因为民间宗教的包容性,正统巫术的信仰属于统治的基础,所以对于儒教来说,对巫术的世界观持模糊态度,本身不会对道教打压。儒教的目标是垄断官职俸禄,儒教无法解决其附带的巫术。
周悦:我分享一点,现在很反应儒家对中国经济发展。之前流行996,有个老板说996很正常,你不996就是没追求,对家庭不负责,类似于你不这样就对不起你的父母家人。感觉这种孝悌文化对经济有促进作用,很多人为了家庭发展,孩子教育机会,家庭幸福。就是在用文化促进经济发展,这在资本主义产生时起了阻碍作用,但在发展时又起了促进作用。
宋思玉:我说说中国具有刺激资本主义的因素,但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呢?《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主要论述的话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的资本主义,他认为这一原因来自于儒家伦理,儒家伦理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1〉城市、君候与神。韦伯首先讲了在中国由于金银开采的难度与纯度导致无法统一货币的价值,同时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结构,使得币制改革失败。货币本本位政策决定了那一时期的中国禁止和控制外贸。在中国的城市起源中,由于中国是个内陆国家,海上贸易少,又因为近东与远东的神明对立,导致了国家外交上的故步自封。中国君主的权利是来自于上天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君权神授。因此,在中国古代,君主必须具有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的品质,即当一个贤明的君主,否则就会遭到天谴。
〈2〉封建俸禄国家。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封建俸禄国家。俸禄阶层是国家理性化行政管理的阻挠者。东方的世袭制及其货币俸禄导致的后果就是,通常只有对国家的军事领域或成功的军事革命,宗教革命,才能打碎食禄者的利益,才能重新分配权利,进而创造条件。然而由于封建实力的强烈抵制,内部的革新都遭到了失败。
〈3〉行政管理与农业制度。中国从秦始皇到汉唐土地制度做了多种调整,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井田制,井田制经历了数次的废除。然而这并不会影响皇室的封地和官员的官田。王安石变法从军事、农业等方面进行了有利的改革,然而儒教徒缺认为这种改革崇尚武力,会对官员造成威胁,货币税的尝试也遭到了攻击,最终以失败告终。
〈4〉自治、法律和资本主义。在传统中国,宗族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组织。宗族是可以自治的,它们支持族人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对市场起到了阻碍作用。宗族对于个体经济而言,它像是一个家庭式的共同体,具有合作生产的性质,并扩充了对财富的积累。同时在中国,行政与司法没有发挥出理性功能。
〈5〉士阶层。韦伯认为士的政敌是独裁者与宦官。儒家始终只有一个大敌,就是宦官政治。这是后宫的影响和干政,儒家对后宫及其不信任。
刘海颖:我也简单说一下吧,然后其实就是芳芳跟万月龙都谈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这本书,前者的侧重也是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的角度来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这个问题。万月龙侧重是从资本主义起源,从这种加尔文教的天职思想以及救赎、去魅,世俗化等核心宗教观点方面为我们阐述了就是他的观点。我觉得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重点来阐述是非常好的,值得大家学习。还有就是大家刚刚一直在提到就是关于儒教和道教这本书中讨论就是说为什么在中国就是资本主义最终没有发展起来,韦伯他书中的观点其实就是要从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来看,因为中国是一个基于氏族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他们的统治阶层,其实是一种士人团体,而他们信奉的一种文化观念,或者说是一种信仰,儒家的入世的观念,因为是在信奉儒教的这些士人团体,他们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而那些商人群体,即使他们有很多钱,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是不高的,因此就是商人地位的就是一直没有得到提高,也是阻碍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阻碍因素就是传统的一种家父长制支配的文化传统。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战争的时候,中国是没有为战争的这种目的而发行这种暂时的国家补给。在西方是有这种会发行这种暂时的公债和国家补给,而我们中国的通常做法是,就是由皇帝和中央集权的国家来提供物资的。还有一点关于中国的商人群体,他们虽然一直没有占据这种统治地位,或者说是他们没有与士大夫阶层进行一种结合来破除这种传统的束缚,从而夺得这种政治的话语权,以提高他们的这种经济地位,没有为自由流动的资本来争取政治性的地位和斗争,而在西方就是那些商人群体会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或者说是扩大自己的利益而与政治相结合,增加自己的这种政治性的社会资本以此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何雨竹:万月龙所说的韦伯这本书。韦伯书中提的就是预定论,个人在世的命运已经被上帝所决定,新教伦理的教义也告诉人们努力工作是对上帝最好的回报,然后通过劳动这一上帝的意志去积累财富,克制自己的行为,避免穷奢极欲的生活,从而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我补充一下,关于韦伯的宗教研究,我看过一些其他人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韦伯在寻找某种社会行动和生活方式的精神原因,尤其是宗教这一精神原因发挥的作用,但韦伯并不认为这是决定人们行为的唯一原因。韦伯曾经提到生活方式的宗教定规,也是经济伦理的因子之一,所以值得注意的是,韦伯认为,宗教因素是一个影响分子,但它只是其中之一;第二点是关于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而非宗教研究的要点还体现在阶层因素的加入,韦伯认为导致某种普遍的宗教规范引起的行为一定是某一社会阶层的主导作用;第三点是宗教观念和实际行动之间理性所发挥的作用,不同于巫术和冥想等理性化的宗教伦理是确切的指导,人们完成现实生活中的劳作是一种工具,而不是教育,然后去帮助人们实现在此事上的价值的。这是我的观点。114514
相关文献
张巍卓.桑巴特的奢侈研究:一个理解现代社会的视角[J].学海,2019(04):18-25.
叶静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和思想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4):63-68.
向荣.文化变革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读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世界历史,2000(03):95-102.
《资本论》(卷一)
《儒教与道教》
Posted: 2021-06-29 20:13 | 1 楼
帖子浏览记录 版块浏览记录
三农中国读书论坛 » 西农四为读书会

Total 0.028054(s) query 5, Time now is:04-19 11:38, Gzip disabled
Powered by PHPWind v6.0 Certificate Code © 2003-07 PHPWind.com Corporation

鄂ICP备0502835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