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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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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为读书论坛20级分论坛(更新至第3期)

第3期:教育(第一组小组)
时间:2021年1月29日
地点:线上 腾讯会议
主持人:唐伟杰
主讲人:王彬彬、杜煌;
评议人:李琳、卫敬、方淇、赵书婧、周晨月、李东玥;
记录人:唐伟杰

主讲人:王彬彬
教育的功能
说到教育这个事情我的脑子就产生了一些问题。为什么秦始皇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且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王朝中经久不衰,长期为统治阶级所采用。为什么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制要尊孔复古?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可以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专制主义以空前沉重的打击?为什么日本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沦陷时期,为了配合军事统治达到其长期霸占东北的目的,在东北实行了一系列取剔汉民族文化向东北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措施?为什么香港那么多乱港分子都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为什么我们从小学开始就有一门课叫思想品德?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下面一些大家的思想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一、涂尔干对教育的功能的一些看法
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中有如下论述。涂尔干认为当前法国中学教育面临危机,需要对教育理论进行研讨,来在老师们的思想尚未成型之时给予指导,使其了解学校内部构造,充当好服务于整个机器的齿轮。从表面上来讲,要想解决问题,似乎并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历史考察。我们要塑造的是现代人,似乎只需要对现代人进行考察即可。但事实是,对教育理论的研究要从古到今,回溯过去,从历史中探寻足迹。因为历史是对现在的分析。现在与过去不应该割裂,现在是过去的传人,现在源自过去,并且构成了过去的延续。我们的出发点不是当代的理论应该是什么,而是要把自己移送到历史时刻的另一端,我们要对最遥远的教育体系进行理解,研究,然后我们要追随研究它与社会变迁同步的一系列变化,直至最终到达我们当前的处境。教育史的研究为教育理论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要逃脱出这个时代背景和个人的主观偏见,来找到现在教育理论在古代的足迹。这就是涂尔干在本书中的研究思路。
涂尔干认为要想对教育理论进行研究首先要进行教育史的研究,而对教育史进行研究就要找到教育史的源头,但是想要找到源头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我们早期的思想文化,整个实质内容都是从罗马传到我们手里的。因此,我们也就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教育思想,我们的教育体系的根本原则,都是从同样的来源传到我们手里的,因为教育本身不过是对成熟的思想文化的一种选编。但是,这种传承的完成,又是经由什么样的途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在日耳曼各民族和罗马人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道德鸿沟,使这两个民族无法进行相互沟通和影响,但是即使这样,也依旧可以找到共同点使他们免除这种紧张关系。是教会,正是教会充当了不同性质的民族之间的中介,充当了一种渠道,使罗马的精神生活得以逐步融入还处在形成阶段的这些新兴社会。而导致这种融合的途径,恰恰是教育。
为什么在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如此之大的背景下,宗教还能存活下来?事实在于,基督教教义中有点能够和日耳曼各社会的种种欲望与心智状态取得完美的协调。这是因为,基督教基本上是凡夫贱民的宗教,是穷苦人的宗教,而这些人的穷苦既是物质上的穷困,也是文化上的贫瘠。物质上与思想上的质朴谦恭,都是它倡扬的美德。它赞美心灵的淳实和思想的单纯。而日耳曼各民族由于尚处新生,自己就是单纯和粗朴的。如果想像他们过的是一种激情放纵的生活,那可就错了。正相反,组成他们的生活的,是本能的禁戒、强制的剥夺和繁重的劳作,只有逢到偶尔纵情声色的机会,才会暂时中断这样的生活。那些不久前还处在游牧阶所以说,教会与各野蛮民族之间就产生了一种有力的亲和,一种隐秘的投契;也正是这一点,可以说明教会何以能够把自身移植到他们当中,并且如此牢固地确立下来。这是因为,它回应了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渴望,给他们提供了道德上的抚慰,而这是他们从别处找不到的。
而早期的一些学校往往是基督教开办的。为什么基督教要开办学校?基督教一种理念主义的宗教,具有成套的观念和教义。要成为一名基督徒,关键不在于按照传统规定去履行某种实质性的行为,而在于恪守特定的信条,分享特定的信念,接受特定的观念。要想灌输一种特别的实践做法,简单的训练就可以收到成效,甚至可以说是惟一有效的方法。但是观念和情感的传递就只能借助于教育了,不管这种教育针对的是情感还是理智,又或者是同时兼顾。正因为这一点,基督教自创建伊始,讲道(这在古代几乎闻所未闻)就立即开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讲道就是讲学。而讲学需要预先设定一种文化,可当时除了异教文化外,并没有其他文化。因此,教会也势必要去利用它。因此,教会面对这些层次较高的需要,被迫要开办学校,并且在这些学校中为异教文化开辟一席之地。第一批这类学校就开办在教堂附近。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社会中,其实是在所有的欧洲民族中,教育为什么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始终是一项教会的事务,似乎成了宗教的附从。学校一开始就是作为教会的事工。是教会一手促成了它们,其结果是它们发现自己从诞生伊始,甚至可以说从酝酿之初起,就打上了教会的烙印,到最后再要想抹去这些痕迹,可就非常困难了。而如果说是教会承担了这一职责,那是因为只有教会能够成功地履行它。只有教会能够充任各野蛮民族的训导者,引领他们进人当时惟一存在的文化,也就是古典文化。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这种胚胎期的教育自身就包含着某种矛盾。它由两种成分组成,无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成分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但同时也是相互排斥的。一方面,是宗教的成分,是基督教的教义;另一方面,是古代的文明,是教会不得不有所借鉴的所有教益,也就是说,是凡俗的成分。正如我们所见,教会为了捍卫自身,传播自身,被迫仰赖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又只能是异教的文化,因为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但是从这种文化中生发的观念,又有可能与作为基督教的基础的观念产生冲突。两方之间,横亘着一整条鸿沟,区分了神圣的东西与凡俗的东西,世俗的东西与宗教的东西。有了这种认识,
我们就可以说明一种主宰了我们学术和教育方面整个发展的现象,就是说,即使学校一开始就在根本上具有宗教性,但换一个角度去看,它们一经构成,就往往会主动地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世俗性。这是因为,从它们出现在历史当中的那一刻起,自身中就蕴含着某种世俗原则。这种原则并不是它们在自身演进过程中,(以某种不为我们所知的方式)从外部获得的,而是本身所固有的。学校从其源起之时,自身就孕育着神圣与凡俗之间、世俗与宗教之间激烈的斗争。
二、韦伯关于教育的功能的一些看法
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的一个鲜明立场就是:政治不属于课堂。韦伯认为在大学课堂中政治没有立足之地。韦伯认为我们不能科学的证明大学教授的职责是什么。我们只能要求教授们具有智识上的诚直去看清楚:事实的确定、数学或逻辑上的关系的确定或文化理想之内在结构的确定,是一回事;回答有关文化的价值及其具体内容,以及人在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团体中应如何行动的问题,是另一回事。这两种问题,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韦伯认为我们不能在课堂上讨论的就是第二种问题。原因就是先知和群众鼓动者都不属于课堂的讲台,简单的话就是:只能授人以渔,而不能授人以鱼。举例来说,如果主题是“民主”,你可以讨论民主的各种形式,分析民主运作的方式,比较不同形式的民主对生活状态的影响,然后你将民主形式与非民主政治秩序的形式对照来看,努力让听者进入一-个能够找到出发点的状况,以便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终极理想,确定自己的立场。真正的教师会注意,不要在讲台上,把某一种立场灌输绐学生,无论其方式为明讲或踏示。因为以“让事实自己说话”的方式,把政治立场灌输给学生,是最欺骗性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看法。
三、吉登斯关于教育的功能的一些看法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也表达了对教育的一些重要功能。让我们先来看看吉登斯关于几个名词的定义。
现在让我们来谈社会系统的脱域问题,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我想区分两种脱域机制的类型,这些机制都内在地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之中。第一种称之为象征标志的产生,第二种称为专家系统的建立.这两种又合称抽象体系。货币符号就是象征体系的一个例子。专家系统,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信任可以被定义为:对一个人或者系统之可信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和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
所有的脱域机制(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方面)都依赖于信任。因此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联。信任在这里被赋予的,不是个人,而是抽象能力。任何一个使用货币符号的人都依赖这样一种假设:那些他或她从未谋面的人也承认这些货币的价值。但是这里信任的,是货币本身,而不仅仅是(甚至主要地不是)信任那些用货币作具体交易的人。
吉登斯认为,教育在信任和抽象体系发生关联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在对孩子教授科学的过程中,传授给孩子们的东西不仪是技术发现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培育出更一般的社会态度,它预示着对所有技术知识的尊重。在最现代的教育体系中,传授科学的教育总是始于“第一原理”,知识在原则上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只有当一个人置身于科学领域中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她或他才有可能知道那些足以引起怀疑的问题,也才可能充分意识到科学中所有被宣布为知识的东西也有出错的可能性。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长期以来,科学一直保持着它作为可信赖之知识的形象,这种知识又滋生出一种尊重各门专业化技术的态度。
四、小结
关于教育的功能没个人在不同的角度和情景下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从个人角度来言,教育可以丰富个人的知识,提高个人的能力,发挥个人的价值,提高个人抗逆力;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可以加速个人的社会化,促使个人了解道德伦理,遵守社会规范,进而营造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从政治的角度来言,教育的重要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韦伯说政治不属于课堂,这也许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的,我认为在任何时期教育都是从属于政治并且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

评议人:李琳
我觉得王彬彬同学讲的非常好,同时谈一谈我的看法,我对“韦伯说政治不属于课堂,这也许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的,我认为在任何时期教育都是从属于政治并且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这一观点是十分同意的。并且我认为在政治与教育的关系中,政治更具有主导性。在我最近阅读的《理想国》和《苏格拉底的审判》两本书中,虽然并不是以教育为主题的,但字里行间多少涉及了这一话题,并且现代西方文文化的源头必然要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或许我们可以从古希腊来谈一谈上述观点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也提到过教育。苏格拉底在建立自己的理想王国时,认为他们的王者必然经过初级教育(体育音乐)和高级教育(哲学教育)。在应该用什么故事来教育护卫者的这一问题上,苏格拉底认为答案是荷马、赫西俄德史诗(尽管苏格拉底对这这两人所撰写的史诗颇有微词):科学历史教育,其主角是神(讲神就是讲英雄,向神学习勇敢和节制)。一方面,护卫者有三个使命:1.尽一切努力防止贫富悄悄潜入城堡,富则奢侈懒散和要求变革,贫则粗野低劣也要求变革。2.我们的当政者在考虑城邦的规模时应该规定一个不能超过的最佳限度及国家大到还能保持统一。3.各阶级应该根据其天赋的变化有一定的流通,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统治者如果想要完成上述三类使命,就必须通过教育和培养。;另一方面以此来建立它心目中最善的国家,即这个国家应该是智慧的,勇敢地,节制的和正义的。以此可见,苏格拉底所提倡的教育是为实现他所推崇的那种斯巴达式的贵族政治。
而且,从苏格拉底的死亡也可窥得一斑。斯东认为苏格拉底最终遭遇 审判是因为其与民主政体发生了矛盾,苏格拉底与雅典人甚至古代希腊人有着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不是哲学概念的分歧,而是牵涉到雅典人当时所享有的民主和自治的权利基础本身,苏格拉底所宣教的:“智者统治,别人服从”的极端蔑视民主和自治的学说都是与这种权利背道而驰的。这便是苏格拉底被起诉的罪名“腐蚀青年”;而苏格拉底“腐蚀青年”却也是确凿证据,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中地位显赫的那种有钱的年轻人在三次社会动乱中起到了领导作用,这三次社会动乱分别是公元前411年的四百僭主专政,公元前404年不满分子勾结斯巴达推翻了民主政体,建立三十僭主专政以及公元前401年的反民主势力的蠢蠢欲动。在三十僭主专政中至少有两个人即克里迪亚斯和查尔米德思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也是为什么在苏格拉底七十岁时才遭到审判的原因。总的来说便是苏格拉底的反民主教育(虽然苏格拉底并不成为自己作为教师的身份,但在他确实有许多弟子继承了他的衣钵)在实际上危害了雅典的民主政体。或者可以将苏格拉底与其学生柏拉图做一个比较,柏拉图在苏格拉底受审后逃离雅典,在一切风平浪静之后回到雅典建立它的学园,在雅典度过了他四十年快乐的时光写它的对话录,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衣钵,也宣扬贵族政治,反对民主,重上斯巴达式政体,但他与他的老师结局如此不同,也许正是由于那三次冲击民主政体的社会动乱。
另外还有两点不成体系的证据,也可证明上述观点:在罗马,共和国是贵族寡头政体,他们不鼓励教授拉丁文演讲术,唯恐这会扩大对政府治理的参与,从而打破参议院元老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在三十僭主专政时期苏格拉底被召到克里底亚斯和查里克利斯面前,这两个么人是三十僭主中负责为新政权修改雅典法律的。他们给他看了禁止教授techne logon即说理的艺术的一项新法律,"并且禁止他与年轻人进行谈话”。

评议人:方淇
我同意王彬彬所讲的,同时我想说说个人的看法。听到关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我想到的是教育的方式,也就是教育类型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影响的问题,也就是教育的中介作用,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讲的是教育的内容不要被政治的立场所影响。韦伯在《法律社会学》中讲到过法律教育的方式,对法学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般经济和社会条件只是间接的决定因素。比如法律教育有两种,经验的法教育和理性的法教育,由律师进行训练或者由大学进行训练,前者的典范是英国的法教育,这种法教育方式产生了一个封闭的法实务者阶层,律师和法官都在其中,他们注重经验、实务的关系,重视判例,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这个阶层为维护自己利益,对英国的土地所有分配和土地租赁方式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大学的法教育,则具有较强的形式理性和系统性,较少具体直观的内容。还有特殊的神学院的法教育,形成于教权制较强的社会,会导致法律的实质理性化。这些法律教育类型不同起源于不同政治团体、经济的不同类型的发展,然后不同的法律教育又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身份团体,形成了不同的阶层利益,对社会结构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法律的形式理性化对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我想到了教育作为一种放大器的凝聚、放大力量的一个中介结构的作用。

评议人:李东玥
提到教育,绕不开的是 韦伯的那本《学术与政治》。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
一、以学术为业
在学术工作中,获得一定学术成就的基础是彻底的专业化。个人需要在在科学中不断赶超,完成理智化的过程,思考“在人的生命过程中,科学的职业是什么,它的价值何在?”这一问题。尊重价值的多元化,保持头脑的清明,对待人生的多种终极态度在斗争,个人必须做出选择。主要是关于教育的内容展开的。
二、以政治为业
职业政治家首先出现在君主的臣僚中,他们是高素质化的专业劳动力,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后各有专长,有着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政治家必须具备激情、责任感:沉着冷静,判断力等素质。作者认为要做到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1为政治而生存:将政治作为自己的生命。2靠政治生存: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的人。这两种方式最大的区别是经济的层面,要处理好政治和道德的关系,二者的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是关于教育培养一个怎样的人的问题。

主讲人:杜煌
涂尔干的教育社会学思想
我今天要讲的是涂尔干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参考资料是涂尔干的两本书:《教育思想的演进》和《道德教育》。这项任务本应在研究生第一学期开学前完成的,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当时只是对《教育思想的演进》进行了线索梳理。这次的论坛主题是“教育”,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完成之前的工作,算是不留遗憾吧。
涂尔干在教育这一主题上的研究长期受到了忽视,考虑到涂尔干进入索邦获得的第一个教授席位是教育学的,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待遇是不公平的。回顾涂尔干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做出的主要贡献主要有两个,以下将逐一论述。
贡献一:教育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这一观点我们在社会学概论类的书籍上见多了,以至于习以为常,认为是一个普通的观点、不值得重视。实际上,这一观点浓缩了涂尔干教育社会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不仅牵涉到涂尔干关于人性二重性的研究,也包含了涂尔干关于儿童教育的看法。
首先,教育的目的是在人的身上创造一种新的存在,也就是社会存在。根据涂尔干的看法,从抽象的层面进行划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两种存在。一类是由适用于我们本身以及我们个人生活事件的所有心态构成的,表现个体的人格,即个体存在;另一类是由一套观念、情感和实践组成的体系,是我们集体生活的结晶,即集体存在。儿童刚出生的时候,就像一块白板一样,如果缺乏社会的引导,那么很快就会发展起利己主义和非社会性的存在。此时,社会应该及时地介入其中,通过教育发挥影响,将社会的新成员纳入道德生活之中。社会将自身的价值、规范、观念、习俗体系灌输给儿童的过程,就是所谓的“社会化”。在现代社会,这一过程主要是由学校教育完成的。涂尔干说道:“诚然,是家庭首先从整体上承纳了孩子,全面包容他,以自身的方式来形塑他。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他第一次上学后,他身上所发生的那些重大变化,我们就会认识到,他的存在方式已经改变了,甚至连他的天性几乎都改变了。从那一刻起,他的身上就包含了一种名副其实的二重性。当他回到家中,父母会觉得他越来越不属于他们。父辈与子辈的代沟从此树立起来。这些服从于学校环境下的作息与训练的孩子们,这些年轻人,会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在自己的家庭之外,还有那么一整个社会世界,自己要想在其中占得一席之地,就只能去适应它,融入它。就连家庭本身也逐渐被这个世界所改变。”学校教育赋予儿童的、这一全新的存在,是社会按照自己理想的“样子”对儿童进行的精心雕琢,雕琢的目的是把儿童塑造成一个“社会人”,如果这一阶段的基础不能打好,那么就很难再完成了。因此,这一阶段对儿童教育的要点是进行道德教育。
当时的法国刚刚决定实行教育的世俗化,即在教育中剔除宗教的神学因素,施行一种理性主导的教育。但是,涂尔干注意到,之前的道德教育是建立在宗教的、对神的信仰之基础上的,清除了神学的因素,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把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因素一并取消掉,如此,我们剩下的就只是一种贫乏而苍白的理性道德。这样的道德是没有说服力的,不能承担起道德教育的任务。因此,涂尔干建议寻找出道德的基本要素。通过从外部考察道德、观察它的存在和作用方式,涂尔干逐渐确认了道德的三要素。首先是从遵守义务的常规要求中发展起来的纪律精神;其次是个体必不可少的、经常感受到的对群体的依恋,这种要素跟“善”的观念有关,是一种可求性,跟义务的强制性是统一起来的,是道德要素的一个次要方面,涂尔干没有对它专门命名;第三是一种自主或自决对精神,是个体内化了道德的一种状态,把遵守道德当成一件理所当然的、没有负担的事情,及至个体发展出这种自主的精神,也就完成了“社会化”。涂尔干认为,以这种状态存在的道德,其基础并不是对神的信仰,依据的是个体感受到的集体的权威,是在社会巨大的道德魅力下,个体逐渐内化的、存在于自己身上的一种“社会存在”。由此,也难怪古典时代的哲学家们把人类的活动称之为“道德行为”了。
贡献二:中等教育阶段,必须对个体施行整体教育
涂尔干所处的时代,法国的中等教育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尽管中学教育体系里面课程林立,但教师们却缺乏统一的目标,各科老师各执其事、按照自己的方式教育学生,整个教育体系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法国的教育体系刚刚经历了一场变革,新旧观念之间的碰撞,使得大部分教师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则是法国轻视教育理论的研究,人们热衷于政治体制的探讨,却对至关重要的教育体系不闻不问。这引起了涂尔干的警觉,并致力于通过索邦开办的中学教师培训课堂改变这一局面。涂尔干并没有采取说教的形式,直接向中学老师们传授自己的教学理论。相反,他通过引领这些老师回顾法国教育形成的历史,
指出教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逐渐积累起自身的“效果”(效果一词,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或者共识),凭借着自身的力量,教育会朝着自己的方向演变。(补充:在《教育与社会学》一书中,涂尔干补充了教育的发展适应了时代的习俗观念体系,并且和社会结构一样,有着自己的稳定性。)
涂尔干是从两个角度梳理了法国中等教育史的(之前的读书报告已写过,现部分引用)。
首先是教育发展的角度。法国的教育依次经历了加洛林时期、中世纪、16-18世纪和19世纪四个时期,每个时期的教育都有它显著的特征。其中,加洛林时期强调文法教育,教育的主要机构是修道院、主教座堂学校和宫廷学校,这种教育带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希望重塑人们的心智,在灵魂层面上实现信仰的转向;中世纪则强调辩证法教育,由于教师法团的壮大,以寄膳宿制为特点的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占据中心,此时教育的目标在于训练人们的逻辑推理能力,通过古典文本的学习掌握论辩的技巧;16-18世纪是一个反叛的时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猛烈地冲击了中世纪的教育形式,再加上经济上的繁荣使得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具有审美和鉴赏能力的贵族,人们以言辞优美为荣,通过古典文学的学习获得良好的品味;19世纪在大革命的影响下,科学教育开始进入教育体系,但它并没有迅速得到欢迎,文学和科学之争异常激烈。为了平衡各方要求,19世纪出现了“两分”体系,人们可以根据意愿选择在接受一段时间的人文学习后进入科学教育。
  其次是人性的角度。涂尔干认为,教育的目标和主题在19世纪前都是关于人的。这主要是因为法国的教育肇始于教会,而教会的思想认定人性只是神性的流溢,为此,教育的目标就得针对人的心智、针对人的灵魂。这种理念直接导致教育长期以来都只注重文本学习,而忽略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依赖的自然。但是,这样的教育是不够的,完整的教育必须包含自然。人文教育假定人性是固定的永恒不变的,而学习了解完整的人性不能通过别的途径,只需要在经典文本里寻找即可。“这完全是找错了方向”,在涂尔干看来,根本不存在普遍不变的人性,人性不是特定的实在,只是人类心智一种任意的建构,随着文明形式的不同,人们的思维观念也会发生变化。承认人性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可塑性,这有利于我们采取一种更加明智的教学方式。
到此,涂尔干开始提出自己的教学主张。在他看来,中等教育的目标并不在于培养特殊的能力,而是引导学生加深对他们所处的社会、自然的认识,这样,人文和科学的教育都不可偏废。为了更好完成使命,中等教育必须完成三重修养的培养目标。首先是历史教育和文学教育,学习希腊各民族、意大利各民族和法国各民族的历史,学习经典的文学作品,这些都有利于丰富学生对人性的认识;其次是受到人们忽视的科学教育,人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要想获得整体的知识就不能忽略自然,因此科学教育是必须的,此外,科学教育有其独特的思考方式和推理方式(主要指实验法和归纳法),能够更好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最后是语言的学习(包括母语和外语),一方面可以训练学生逻辑分析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清晰地思考和表达。
这样,涂尔干就阐述完了他整体教育的目标。实行这样的教育方式,目的是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以上,是对涂尔干教育社会学思想的梳理。我们看到,涂尔干倡导的教育理念,几乎都进入了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比如,在小学阶段对儿童开展的纪律训练和爱国教育,还有我们中学阶段的课程设置,相比涂尔干提出的中等教育体系,也只是多了关于音乐、美术以及体育方面的课程,而教学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这些都是涂尔干的遗产,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

评议人:卫敬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教育”,杜煌同学主要是参考了涂尔干的两本著作,《教育思想的演进》和《道德教育》,对涂尔干教育社会学思想进行讲述
杜煌同学主要讲了涂尔干教育社会学研究生涯中的两个贡献,首先是教育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第二个贡献则是提出了中等教育阶段,必须对个体施行整体教育的观点。总结的特别好,清晰简洁的将涂尔干的主要贡献进行了论述。
关于第一个贡献针对教育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途径这一观点不仅牵涉到了涂尔干关于人性二重性的研究,也包含了涂尔干关于儿童教育的看法。
    儿童所接受的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家庭首先从整体上承纳了孩子,用自身的方式形塑了他,其次是孩子随着年龄增长,进入了学校,开始接受学校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儿童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包括存在方式,甚至天性,学校把儿童培养成为一个社会人,在这一过程中或许与家庭本身的教育产生冲突。童年时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几乎完全发生在家庭或保育学校的范围内,而保育学校是家庭的一种替代。第2个阶段是小学,当儿童开始离开家庭圈子时,就会初步了解一个更大的环境。如果儿童在进入学龄期还没有打好道德的基础,那么这种基础就永远也打不好。
    教育必须帮助儿童很早就能理解到我们每个人本性中的限度。使他理解要想获得幸福就得确定一些大致准确的,可以实现的,与每个人的本性相应的目标,而不是企图通过神经质的,不快乐的面向遥远而不可企及的目标,去竭力实现它的目的。通过学校的教育应该帮助儿童获得许多心理态度。
    接下来我主要针对道德的三要素进行补充说明,首先是遵从义务的常规要求中发展起来的纪律精神。其次是个体必不可少的,经常感受到的对群体的依恋,这是道德要素的一个次要方面。第三是一种自主或自决的精神。在确定了道德的几个要素之后,要考察的就是如何能够在儿童身上培养或发展出这些要素来。
    其实在包含纪律在内的诸要素中,没有哪一种要素能够完整的在儿童的意识中形成。纪律精神有两个要素,首先是对生存的常规性的偏好,但是儿童行为却完全不具备常规性的特点。他的性情不是稳定的,且情绪的变化没有规律可循,而正是这种不稳定性支配着儿童的好奇心。然而在我们的大规模的社会中,劳动有着非常明确的分工,人们所承担的不同工作可以相互的影响,为了使协作更好的进行,要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规定,因此我们的生活有着整齐划一的常规,我们的计划活动绝大部分都是预先决定好的,而且将越来越是这个样子,这种常规是文明化的结果,这个事实很容易说明儿童身上为何缺少常规的原因。其次,纪律精神包含着对各种欲望的节制和自制。但是儿童不认为他的各种需求都有正常的限制,因此儿童不会约束自己,当别人限制他的行为时,也不会轻易的顺从,儿童不受成年人所拥有的有关自然法则之必然性的观念控制,也没有意识到这些法则的存在。愤怒这一种情感可以说明儿童气质的这种特征。
    儿童有自己习惯的做事方式,并且对周围其他人的行为也同样如此。对生活常规的喜爱并不是纪律精神的全部。它还包括约束欲望的能力以及正常限度的观念。找到了儿童身上的自然倾向之后,或许有助于把纪律精神灌输给儿童。如果儿童只在家庭中接受培养,就会成为家庭生物,它会复制家庭的所有特性,家庭的所有特征,但是却没有能力发展自己的个性。因此学校教育可以使儿童摆脱这种过度的依赖性,但是就算是在学校,也应该令不同的老师照顾孩子,如果儿童在几年内一直接受同一个教师的教育,那么这个教师的行为模式教育模式将会禁锢儿童的成长,在此之前家庭教育对儿童的道德成长有了一个良好的初步准备,但是在纪律精神方面却受到了限制。因为对纪律精神来说,对规范的尊重是至关重要的东西,但是他几乎没有办法从家庭环境中发展出来。因为家庭是一个非常小的人类群体,人们之间关系密切,因此他们的关系不容易受到规范的影响,所以儿童必须学会尊重规范和履行义务,但是这样一种训练在家庭中是不完善的,应该交给学校来处理。因为学校有一种完整的规范体系,能够预先决定儿童的行为,比如说儿童要按时上课,按时完成作业,另外还有许多需要孩子去承担的义务,所有的这些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学校的纪律。而正是通过对学校纪律的实践,才能对儿童灌输纪律精神。学校通过惩罚和奖赏等方式来维护纪律精神。
    关于道德的第二个要素,对群体的依恋。当考察在儿童身上培养道德的次要要素的方法,这种要素就是对一般意义上的群体的依恋,有一种说法是道德生活在这一方面的根源是我们称为利他主义和无私的各种倾向的总和。因此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倾向是否在儿童身上存在?一个孩子很容易强烈的依恋于他所熟悉的环境中的各种对象,一旦他习惯于某种感觉和行为方式,他就会难以离开这种方式,甚至执着于这种方式。虽然这种依恋依然属于一种低级类型。儿童身上的利他主义情感的另外一个来源是极度的熟练,极度的热切,他以此来效仿所有他眼前碰巧看到的东西,儿童的内心生活非常的贫乏,并且仅仅由几个相当不稳定的因素构成。儿童之所以模仿,是因为他尚且还不具备一种能够得到明确标明的选择本领。因此利他主义,对自我之外的某种事物的依恋并不是一种神秘且非同寻常的能力。
接下来是道德前两个要素的结论,即第三要素:自主或自决。教育既影响文化的智力因素,也影响文化的道德因素,为了将道德教育引入学校,必须使道德教育成为学校环境的一部分,通过把道德教育引入儿童的意识,将他的方方面面展现给儿童。而在现实中道德的这两个要素就是这样被联系起来的。其实道德的两个要素不过是同一个实在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已。另外一种要素即对某种可以为之献身的目标的,需要,对某种可以为之捐躯的理想的需要,也就是说对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的需要变成了道德的独特领域。其实在任何时候几率的感觉都会受到忽视,当纪律精神本身丧失了它的支配地位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求助于道德的另一个要素。但是我们必须在儿童身上维持这种对纪律的感受,只有当道德被确立起来时,道德纪律才能发挥其充分而有效的作用。
    其实我们实际上都把道德视为一个由各种规范组成的体系,而这些规范外在于个人,并从外面把自己强加给个人,由此看来,个人会受到一种并非是自我创造的法则的控制,但是强加给我们良知的任何一种限制似乎都是不道德的,因为限制对我们个人的自主性构成了危害,哪怕是以道德权威的名义,将预先决定好的思想方式强加给我们。
    因此各种道德要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但是道德良知所需要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自主性,它不是我们从自然中预先建构的自主性,也不是我们在与生俱来中所发现的自主性。而相反正因为我们获得了事物的更完备的知识,所以我们自己塑造了这种自主性。因此要合乎道德的行动,光靠遵守纪律和效忠群体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对我们行动的理由有所了解,这种自觉意识为我们的行为赋予了自主性。
    道德的第三要素,也就是最后的要素,最重要的要素。它是一种理性的道德,在社会之中我们首先应该为之献身的是社会精神,而不是社会的物质方面。知性的运用是儿童获得自主和自觉精神的过程,具有启蒙的意义,并不是说要求教师为儿童灌输一种规范,而是儿童在特定界限内自由的运用理性逐步形成一种内化的社会态度,对涂尔干来说,这才是所谓社会化观念的基本要义。
涂尔干毕生致力于教学,研究,著述工作中,任教期间,几乎每年都开设与教育有关的课程,涵盖了不同教育制度所涉及到的问题,也探讨了教育方法和基础教育理论的问题,甚至是教育史和教育学史的问题。他对教育工作和教育社会学的贡献以及我们学习借鉴之处需要我们认真拜读其著作。

评议人:赵书婧
两位同学的发言都很好,接下来我就卫敬补充的道德三要素按自己的理解进行简要概括。道德的基本要素就是纪律精神,纪律就是在某种权威下使行为符合规范,而规范则是规定一个人在情境中应对如何行动,举止得当。所以人是受纪律约束的,并且我们很难发现这种约束,因为性格最根本的要素就是这种约束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让我们收敛激情、欲望,使它们服从法律。由此可见,纪律既具有规定作用,也具有约束作用。道德的次要要素是个人对他所属群体的依恋,因而学校在儿童的道德塑造过程中至关重要。道德的第三个要素是自主或自决。要合乎道德地行动,不仅需要遵守纪律、效忠群体,也需要我们对自我行为的完全理解,为我们的行为赋予自主性,自愿地去做。这也是道德最重要的要素。至于如何培养儿童的道德诸要素,首先需要了解儿童的内心心理世界、找到儿童身上的自然倾向,从而才能够把他引入一种恰当的方向。对儿童进行引导的不应该是单一的环境,也不应该是单一的人,这样容易产生依赖。儿童最初在家庭内接受最初的道德教育,而后进入学校。学校有许多义务需要儿童去承担,这些义务相比家庭内的义务要更冷酷和非个人,构成了学校的纪律,纪律之下的规范是通过教师展示给儿童的,儿童通过实践这些规范,不断的吸收纪律精神。而教师的权威往往来源于他实施奖惩的权利。此外,儿童道德生活的另一方面的根源是利他主义和无私的各种倾向的总和。是学校让儿童与他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科学教育影响他们的观念和行为。

评议人:周晨月
听完大家对于涂尔干、韦伯以及吉登斯关于教育相关的整理后,有获得一些启发,主要说一下涂尔干的吧。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主张通过历史追溯,以史为鉴来更好的了解教育以及对于教育综合发展的重要性的阐述,主要是历史修养、科学修养和需要修养。另外,在教育方式方面也有阐述:在教育方式上,为了使未来的法国教师接纳和掌握正确的教育观念,涂尔干反对直接说教的方式,而是打算引导他们了解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一起思考问题的根源和本质,进而探讨化解之道。要了解教育问题的起源,也必须进行历史研究,看看教育思想上的宗教与世俗冲突是如何从早期教会教育就有迹象,人文教育的形式主义倾向又是怎么开始的。这也是涂尔干为什么用了绝大多数的篇幅来梳理漫长的历史,而只在最后两讲才论述自己的教育哲学。他指出历史并非单向度地向前推进,而是影响效果的累积。对现实问题的考察,有必要借助历史的视野;对于历史的分析,也始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

主持人:唐伟杰
总结:今天我们围绕教育的主题举办了小组第一次论坛,主讲人王彬彬以教育的功能梳理了涂尔干、韦伯、吉登斯对教育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教育的功能每个人从不同角度和情景下都有自己的看法,从个人角度来言,教育可以丰富个人的知识,提高个人的能力,发挥个人的价值,提高个人抗逆力;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可以加速个人的社会化,促使个人了解道德伦理,遵守社会规范,进而营造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从政治的角度来言,教育的重要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韦伯说政治不属于课堂,这也许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的,王彬彬认为在任何时期教育都是从属于政治并且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李琳在评议王彬彬讲话时则首先提出认同王彬彬的观点:“韦伯说政治不属于课堂,这也许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的,我认为在任何时期教育都是从属于政治并且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并且提出自己的认识:认为在政治与教育的关系中,政治更具有主导性。方淇则围绕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对教育的方式提出了看法,李东玥则围绕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主讲人杜煌以涂尔干的教育社会学思想总结了涂尔干对教育的两个贡献:“教育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中等教育阶段,必须对个体施行整体教育”,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涂尔干倡导的教育理念,几乎都进入了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卫敬在评议杜煌讲话时首先肯定了杜煌同学的观点,并主要针对道德的三要素进行补充说明,首先是遵从义务的常规要求中发展起来的纪律精神。其次是个体必不可少的,经常感受到的对群体的依恋,这是道德要素的一个次要方面。第三是一种自主或自决的精神。在确定了道德的几个要素之后,要考察的就是如何能够在儿童身上培养或发展出这些要素来。赵书婧则主要围绕卫敬提出的道德三要互结合自己的看法进行了补充,周晨月则主要结合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提出了看法,其辩证地认为对现实问题的考察,有必要借助历史的视野;对于历史的分析,也始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
总的说来,首次论坛是一次较成功的尝试,从前期的筹备到论坛的召开,大家都能积极参与其中,论坛氛围融洽,思考讨论充分,不时迸发出智慧的闪光点,是很好的开始,期待下次办得更好!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Posted: 2021-01-27 19:05 | [楼 主]
方淇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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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货币哲学
时间:2021年10月16日
地点:2106
主讲人:方淇
主评人:万月龙
参与人员:2020级第一、二组全体成员,高子畅,刘至柔
主持人、记录人:李东玥

A.主讲人方淇发言
一、价值
齐美尔所言的价值更多的带有一种主观的色彩。在一开始的时候,或者说在原始社会时期,主体和客体是浑然一体的。当主体产生一种欲求,要求外在于他的内容去满足他的需要,主体与客体就分裂出来了,需要的对象就形成了,它的特性和产生是通过与主体的分离而被赋予的。主体建立它并且试图以他的欲求去征服它,对我们而言价值在这时候产生。我们需要的内容开始反对我们,它就变成了客体,它不为我们所动,我们无法轻而易举的去控制它,它作为我们想要但没有给我们愉悦的东西,与我们保持着距离。也就是说,价值源于主体和作为客体的愉悦内容的分离,我们的欲求遭到了客体的抵制,客体因与我们的这种关系获得了意义。并不存在天生就存在的价值。
通过经济交换,客体从主体纯粹的主体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通过赋予客体经济功能而允许他们相互决定自身。价值具有了相对性,在交换中,事物彼此相互表现其价值。不断地交换导致了价值的相等,而不是说因为价值的相等它们才能交换。这种交换给价值注入了客观性,交换的事实说明它不仅对我有价值,而且对另外的人也有价值,客观性=对主体的普遍有效性。
价值的唯一组成部分就是获取的难度和距离,以及克服困难的努力和交换付出的代价。任何我们不需要去付出代价就轻易获得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
二、货币的价值
货币的价值可以分为两种,质料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
齐美尔认为:货币是一种社会学现象,人类互动的一种形式。只有社会秩序越稳定、可靠,社会关系越集中、可靠、和谐,货币的功能性价值才越来越突显。
货币的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一些贝壳、布匹、动物作为货币的阶段,这个阶段货币的质料性价值更重要一些,它们是因为其有用性而具有价值。第二个阶段是国家政权的存在,使得较为统一的金属货币出现,质料性价值逐渐下降,功能性价值突显。第三个阶段是随着贸易范围的扩大,对外贸易的出现,与其他地区的接触变多,要求有较高的质料价值的货币出现,贵金属货币的重要性增加。第四个阶段是随着不断扩展的诸社会群体的联系与整合(由法律、风俗和利益支撑),使货币的内在价值逐渐萎缩,功能性价值取而代之。在前三个阶段,货币还具有鲜明的个人性和阶级性,在波斯,医生的出诊费用是根据病人的阶级地位而定的,如果是一个房主,那么应收一头次等的牛,一个村长,应收一头一般的牛,镇长的诊费是一头上好的牛,省长的诊费是一架四匹马车。另外,如果他医治的是女性,那么诊费的种类也有所不同。在中国古代,一些小的消费用铜钱,一些大宗货物就必须用金银来支付。而在我们所处的第四阶段,即使没有贵金属的担保,凭国家的信用,纸币也可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中使用。我们买零食用的货币和国家买航母用的货币毫无区别。
三、货币的影响
1、货币的性质
首先来问一个问题,货币与商品,哪个价值更高。当货币整体和商品整体相比较,货币毫无意义,商品才是真正的财富。但是,当单个货币和单个商品进行比较的时候,货币显得更有价值。因为,在每一种关系中,对关系的实质较少兴趣的个人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作为商品持有者和货币持有者的个人进行交换时,商品持有者当然是更想达成这个交换,但是货币持有者则未必有那么想达成交换。商品具有其特殊的性质,它的作用是由其质决定的,它的质是限定的,因此其作用也是有局限的,而货币作为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工具,它没有质,或者说,它的质就是它的量,而随着量的改变,质也会发生变化。打个比方,我们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放在一个银行卡里,形成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的每个单位都是毫无差别的,我们花的每一笔钱,它的数量就是它的性质,我们用来形容和区分这笔钱的唯一方式就是用数量来形容,而不能说这一元钱是学费里的一元钱,那一元钱是生活费里的一元钱。货币作为工具的纯粹性、无差异性、无个性被提炼为一种一般的力量与意义的概念,这种力量拥有使用和选择的无限自由,货币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它可以与这个交换,也可以与那个交换,它也可以不交换,保留这种无限的可选择性,货币可以满足所有的需要。而商品则不一样,它只有特定的用途,只能满足特定的需要。因此,货币在每个人的心理上拥有了重要的意义和高贵的地位。
货币本是一种纯粹而绝对的手段,用作达成我们的目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目的越来越复杂,达到目的的序列也越来越长。促进最终目的实现的最好方式是把手段看作目的本身,集中力量于当前阶段的任务是完成最终任务的权宜之计。货币作为所有目的的绝对手段,反而被我们的加上了越来越大的分量。人们在心里会这样想:无论想要达到什么目的都必须要获得货币才行,在不停的追求货币的过程中,货币已经从绝对的手段变为了绝对的目的。一个人想要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因此需要获得足够的金钱,但是在获得金钱的过程中,反而使家庭走向破裂,这正是我们社会中在不断发生的悲剧。
2、货币带来了自由和平等
自由:在前现代社会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义务。义务有三个阶段:①对承担劳役的个人有权利②对确定的劳动产品有权利③对产品自身有权利。在第一阶段,承担义务者它整个人身都服从于有权力者,这是一种奴隶和主人的角色,两种角色之间拥有极其密切且主观性和个人性极强的关系,谁是谁的主人,谁是谁的奴隶每个人都一清二楚。第二阶段,承担义务者需要提供某种特定的劳动产品,人身义务减弱了,但是还需要从事固定的职业以提供这种确定的劳动产品。第三阶段,承担义务者只需要提供产品,这个阶段发展到最后就是货币租税,不管这个货币是怎么来的,只要缴纳足够数量的货币就行了。这个阶段承担义务者拥有最大程度的自由。
齐美尔认为:“个体自由随着经济世界的客观化和去人格化而提高”。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相互依赖的程度大幅度提高,但是现代人不依赖任何一个单独的、特定的人,他们依赖的是大量的无名无姓的第三者。如果说自由就是不依赖他人的意志,那么首先它就是不依赖特定的个人意志。齐美尔对自由的理解有两层意思,首先,个人的自由不是排除其他人自己艺人的自由,而是与他人相关联,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其次,所谓个体的自由,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排除了主观的、人为意志的干预,尽量的遵从客观的规则。货币所带来的各种生活内容,包括书籍、艺术、一般文化、有关成千上万种饶有趣味且意义重大的知识的客观化,减少了人类的竞争悲剧,所有这些都可以被人们享用,任何人剥夺不了任何人。这是货币为现代人带来的礼物。
平等:货币所带来的平等主要有两层意思,第一货币使旧的聚合方式解体,把人们从彻底的封建的尊卑贵贱体系中解脱出来,创造了新的、以货币为中介的、客观化、排除个人因素的新聚合方式,在这里,人与人在法律的意义上是平等的。第二则是从金钱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手段来说的。货币可以同时为最高贵和最卑劣的目的服务,最高贵的价值和最低劣的价值都在滚滚的金钱浪潮中漂浮,由于漂浮在同一水平面,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只有覆盖的尺寸大小的不同而已。用齐美尔的话说,“最高贵的因素向最低俗的因素看齐”。事物的质融化在了货币的量中,质的不同好像都没有了意义。
但是货币所带来的自由和平等,难道真的是我们想要的自由与平等吗?并非如此。货币的自由是一种纯粹消极的自由,我们摆脱了确定的、主观的义务,只是得到了不做什么事的自由,非做什么事的自由。农民将土地换成金钱,看似得到了无限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是虚无缥缈的,他失去了土地,同时也失去了一整套过去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生活意义。自由只是一种形式,需要以切实的内容来填充,金钱式的自由是充满种种可能性的、不系于任何实在之物的自由,所有事物都向你打开了大门,其实也意味着没有了确定的方向。一切都好像可以把握,一切都好像随时都会逝去,期望占有某种东西得到满足,占有的一瞬间又有了超出这件东西的欲望,生命的内核和意义总是从人们手中滑落。金钱在解放我们的同时,只给了我们空虚的自然感觉。人生之舟行驶在不确定性的海洋中,金钱却无法给我们指引方向。
货币所带来的平等,是一种无质的、随时变化的平等。不同质之间本是没有衡量标准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同的生活方式,本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因为它纯粹是主观的东西,但是有了金钱作为中介,那么一切就以经济利益为衡量标准了。
货币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货币不断地普遍化,货币的的个人性、主观性不断下降,客观性不断上升,个人的价值不断上升,但是在货币经济发展到集大成之后,个人的价值反而湮没在了货币的数量之中。在前现代时期,从杀人可以用金钱偿罪以及赎罪金的存在,表明金钱存在特殊的价值,用金钱来偿还个人生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到出现金钱交易有损尊严的现象,就像戏剧演员,他们的地位非常卑下,因为他们应客人的要求,一会唱悲伤的曲子,一会唱快乐的曲子,他们拿个人感情强颜卖笑,单单为了钱付出的个人性价值越多,他的人格就越卑贱。金钱贸易以各种个人价值去交换货币价值,对此事的不良感觉就是为什么古代有节操的人常常有尊严的拒绝金钱交易。到了现代时期,金钱是完全的客观性的存在,反而成了人人追逐的目标。
3、无情的货币,无情的社会
货币带走了许多的情感关系,唯一给社会带来的感觉就是理性。理性本身只是一种精神手段,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说的理性是一种根据目的对手段的选择,可计算性、可预测性等等。为了更好的得到货币、应用货币,理性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手段,它将带有感情的强烈反应和决定都排除在外,依靠不带感情的推算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然而理性只是一个工具,它的含义中不存在目的,客观世界和理智世界没什么目的性的,目的行为只有靠意志才能被创造。但现代社会中,理性主义已经超越了手段和方式的设置,成为生活中最富有价值的情感。“情绪化”“感情用事”已经成为了一个贬义词,“理性”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成了一种品格或者是目的。“我是一个理性人”好像成为一种夸赞的用语,我做事排除感情,客观的评价行为的好坏,但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因为评价本身就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就像在网上说的一样,最可笑的一句话就是“我来说句公道话”。所谓的客观评价,不过就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评价。
我们的超市的“进化”路程是这样的,从路边摊到超市再到无人商店,人与人的接触越来越少,不需要解说和讨价还价,经济活动越来越具有机械性和客观性,排除了个性。这当然是理性化的发展,但是就像那个采访中说的一样,记者采访大妈对马云开的无人超市的看法,大妈说:“瞧瞧你们这些记者怎么当的?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你们不去了解,整天只会关心马云又弄啥玩意了,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有没有假货,是不是更便宜啦!超市里有没有员工,关我啥事?”“马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改变,而是带来幸福的改变。现在许多改变不仅没有增添我们的幸福,还增添了许多烦恼!”理性的目标是什么呢?难道就是成为一个理性的机器人吗?成为一个理性人,和成为一个工具人有什么区别呢?尽力祛除“情绪化”的社会,难道真的是我们想要的社会吗?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B.主评人万月龙评论
方淇同学通过价值、货币价值、货币的影响、货币的性质对《货币哲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尤其是后面部分关于货币与自由、平等的关系以及货币对社会与人性的消极影响,进行了较为详细地分析,可以启发思考与探讨。
对于这本书,我感触最深的,首先是齐美尔对货币与交换关系的解释。齐美尔首先对价值进行了定义,在他看来,价值源于主体和作为被需要的客体之间的分离。换句话说,客体的价值存在于与我们之间的相对距离,只有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征服距离、障碍与困难能够去获得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总而言之,价值是一个第三范畴的概念,既不源于主体,也不源于客体,而是源于客体与主体之间的距离并超越距离。
齐美尔在说清价值的本质之后,进而也论述了货币与价值的关系。货币是使抽象价值具体化的物质,货币可以体现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可交换的程度。在齐美尔看来,货币既是符号也是实体,它作为一个具有物理形态的实体承担了价值,进而连接了交换之间的时空关系,从而保证了经济活动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最后我想基于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中的思想着重谈一下货币与时空的关系。
一、货币与空间的关系
货币拓展了我们的交际范围
货币打破传统社会中的各种限制。我们能去能去更多地方,只要有足够多的货币,我们可以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能认识更多的人,通过货币这一媒介,我们可以进入各种各样的团体,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从而使得我们的社会关系从单一转向多样。
货币促进了信任关系的普及
因为货币从本质上讲,是将进行交换的事物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关系的实体化,它以一种具象化的方式表现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活动。因此,货币成为一种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稳定的公共品。货币这一特性使其能够很好地完成越来越频繁的交换活动,进而也促进了信任关系的普及。
二、货币与时间的关系
货币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受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对时间的感受是以自然的变化为参照,自然的变化,尤其是太阳的变化,在一段时间内不易用肉眼察觉,因此,我们对时间的感受是缓慢且模糊的。传统社会的时间就像木心诗中所写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而在工业社会中,由于货币的快速且广泛的使用,人们感官中的时间开始被加速,例如机械手表,它让我们的时间变得规整且明晰,我们眼中的时间开始以秒来度量。
货币延长或者说压榨了时间的价值
货币流通的日益频繁,使得白天不再能满足它的需要,我们的夜晚也被其大肆开发。喧闹的夜市,黄金档的节目,便捷的移动端,这一切都引诱我们开始挥霍夜晚。
除了现在,过去与未来都开始被货币使用与压榨。过去的记忆可以贩卖,打着怀旧旗号的游戏与电影消费我们的情怀。信用卡、蚂蚁花呗以至以后的房贷、车贷都会提前攫取我们未来的价值。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也许这些金融机构比我们更了解。

C.自由讨论环节
赵书婧:
因为这次临时调整了论坛的形式,所以大家还没来得及熟悉主题。我刚有一点点想法,但不多,先说出来,也给大家争取点思考时间,后面如果有别的感受我再补充。我把主讲人讲的归纳成了三个点。首先是货币的价值,齐美尔说的我自己感觉更多的是经济价值,在这里货币是一种去质料价值后的纯粹价值符号。由此可知货币本身并不值钱,是人们给它赋予了价值。比如金子很值钱,但是如果我们拿它作货币行不行呢?那当然是不行的了,因为它非常稀缺,它并不能满足我们对货币的需求。所以货币只是一种社会创造物,齐美尔自己也表达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所累所奴役。之前我在看《货币哲学》的时候也非常认同这种观点,但时隔一年,当我又读了别的大家的书后发现其实并没那么悲观,他是以一种市场货币的角度来看的,但如果我们跳出市场范畴,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创造物货币也会被文化和社会结构所影响。第二点是主讲人归纳在影响里面的货币的性质,我把它单另出来讲。齐美尔认为货币是只有量没有质的,是比较单一的,它带着量化、客观化等特点扫平了万物的差别,也使得人们很大程度上把原本用作手段的货币变成了目的。不可否认的是货币的确使得我们变得无比理性,精于计算。但在我最近看的泽利泽的《金钱的社会意义》中,他却挑战了这一看法,认为货币其实是多元的,依据用途的不同拥有着不同的社会意义。我们和货币其实是互塑的关系。第三点是货币的影响,主讲人提到了自由平等和无情两点,我觉得都没错,但这是齐美尔的观点,我们不必太受其所困,过于悲观。

方淇:
并不使说货币没有质,它的量就是它的质,具有十万资本的商人和一百万资本的商人,尽管每一块钱能买的东西都一样,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他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一部《百万英镑》的电影,两个富人开个玩笑,给一个流浪汉一百万英镑的支票,这个支票没法取出钱来,但是这个支票是真的,就凭这个真的但是没法取出来的支票,流浪汉具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可以不花钱住酒店,裁缝送他衣服穿,仅仅是量的增加,就能使货币的持有者社会阶层发生了质变。你说的五险一金,只是用途上的区别,它的每一分钱可以在任何一个用途上互换,这与其他的具体物品的质来比较是很明显的,比如木头和铁块,它们的质就是不能交换的。我认为这个质的概念是它本质的区别,而不是用途的区别。
目前来说,货币的确是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周悦:
我先分享目前想到的两个点。首先是方淇讲的关于货币的后果方面的第二点,带来了自由与平等,这一点其实可以和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作为社会权力起支配作用联系起来看。前者让我们脱离了具体的奴隶与主人的关系,带来的只是表面的平等和自由,而在后者指出的支配作用下,则是我们陷入了实质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成了金钱的奴隶,这种主仆状态是抽象而广泛存在的。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这种矛盾感。另外,关于价值要由恰当的距离才能更好地呈现,这一点让我感受很深刻。就类似于“相对剥夺感”这个概念,一定是够得着,但是又要垫垫脚才能得到的东西失去后的感受才最强烈,这样的距离某个东西的价值也才更深刻地体现。

方淇:
抽象的拘束和具体的拘束,服从抽象的比如法律的约束,不是根据某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意志来行动,肯定是后者更好。

马虎:
货币的量即为货币的质,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这句话,通过阅读和齐美尔的分析,首先是证明货币中量的巨大差别是怎样影响货币在质的方面的结果的,齐美尔用投资风险的主观概率来论证货币整体的意义依赖的条件是一个界限,是取决于货币拥有者全部资本的分界线。同时齐美尔还用心理学边际效用递减和“意识阀”来这种数量增减带来的不平行的关系,在经济意识和经济刺激差异感受性方面有一种两边引起质变的过程,经济货币的增加到一种程度将会使拥有者完全改变其娱乐方式,产生更新的追求,就好像一个人的本来是低阶层金钱不多,但是他通过积累产生了质变,成为了更高阶层的人,这个时候他的追求,他的审美,他的消费需求都产生了变化。这产生了一个过程:货币使用或拥有增加的边际效应不会永远持续,最后会使整个经济行为发生质的改变,当量变都一定范围必定会产生质变,不会一直积累下去。量的范畴也就主宰了质的范畴,或者说的更准确些是质被消融在量里,因为量必定会达到质,质只能是量的包容。

方淇:
其实货币的这个性质可能是和前现代封建社会的质来比较,封建社会的贵族的性质是血统,这个是出生就决定的,没有办法来改变,而货币就是改变了很多,它的量就是它的质,随着量的改变质也会发生变化。

杜煌:
我想谈一谈货币与自由的关系。齐美尔认为货币带来了个人的自由,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抽象的、形式上的自由,而不是实质的自由。根据马克思的观念,货币是从商品中被排挤出来的一般等价物,它的本质是凝结在其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但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实际上起到了一个异化的作用,货币拥有者把货币投入工厂里,从而再生产出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关系,从而实现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我们知道,工人在工厂工作的前提是他自由的一无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工厂里工作也是被迫的。被迫工作,强迫劳动,工人并没有得到实质的自由。

方淇:
对的,这就是拥有饿死的自由,所以齐美尔说货币只给了人不做什么的自由,而不是给了做什么的自由。但是,拥有这种自由也是一种进步。我服从一个具体的封建主的权力,我的一切都是不由自主的,我从这种关系中解放出来,即使是从不同的工厂到不同的工厂的权力,拥有改变的权力,也是一种进步。

韩赵芳:
结合刚刚方淇的讲解,我主要说一下关于货币对个体价值的影响。货币深入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异化问题,给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带来影响,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变得黯淡。齐美尔认为货币的本质意义是超越个性的,它以绝对优势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不断迷失自我,货币成为衡量个体价值的唯一尺度,将个体价值与货币价值等同起来。这种对个性价值的贬低导致对生活的厌倦感,货币对价值的僭越,遮蔽了最初的目标,从手段一跃成为最终目标,对货币尺度的无限放大,造成对个体价值的冲击,现代人越来越感到金钱对自我的奴役,产生了逃离的想法。正如齐美尔所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所以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既要关注物质需求,也要关注内在精神诉求。

卫敬:
关于方淇的发言围绕货币的价值,主要由质料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货币的功能性价值逐渐的占据主体地位,关于货币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令我感触比较深的有两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货币无所不能,用钱购买劳动力和以往的购买奴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如今由于社会分工,劳动被分解,出卖的是一项一项的劳动。第二点就是关于用货币去衡量人的价值,尤其是女性价值,价格差异的重要性在其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用价格差异去表示女性价值的不一致,并且花费多少和婚姻的稳定程度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某些民族女性会因为自己能被卖掉而自豪,且认为买家付出越多,自己的价值也就越高,而如今的一些现象如买卖婚姻,卖淫,脱离感情基础的高价彩礼,不也是用货币去衡量女性价值吗?
并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货币渐渐的从手段变成追求的目的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确实无法避免,那么应该值得我们思考如何尽可能规避或者降低被货币支配从而引发的失德,犯罪等社会问题的风险?以及作为个体的人,我们的价值究竟应该用什么去衡量?

方淇:
其实之前在网上看过一句话,婚姻就是长期卖淫,然后我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发展》,说金钱婚姻是一种长期卖淫,这里就和齐美尔不谋而合了,将女性这种最宝贵的个人价值和最庸俗最普遍的货币进行交换,其实就是一种堕化。

何雨竹:
在《货币哲学》中,齐美尔发现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货币原本作为一种手段的属性逐渐成为了作为最终目标的属性,货币从一种用于物质交换的普通工具逐渐转变成了甚至可以代替上帝的精神导向,现代社会中的人,尤其是大都市生活中的人,他们的一切感官知觉都与货币有关。
现在盛行的各种各样费尽心思抓取眼球、追逐流量的短视频生产者们打着各种各样的幌子在拍摄方式失当、占用公共资源甚至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问题来获取更高的舆情关注度,究其背后的原因还是由于追逐货币所带来的金钱效应。在短视频拥有较高的阅读量、点赞量或者评论量之后可以有多种渠道折合成现金,比如广告分成模式;粉丝打赏模式:广告穿插模式。这些无不体现现代社会中货币作为最终目标来影响人类的行为活动。
货币起源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又反作用于人类社会。货币成为一种手段表现出人类在经济生活中的进步,而让货币成为最终的目标这一观念则反映了人在货币影响之下的负面效应。因此齐美尔也呼吁人们应该仍然保有自由权,将个人的视野扩展到货币之外,比如人们是基于精神层面的交流而不是因为物质层面或者利益层面来建立社交, 文化领域的创作也不应该仅仅是为钱而创作,而是应该为自己的精神创作。

赵致浦:
首先,接着韩赵芳和何雨竹说的,货币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在人们朝着目标行进当中,发生了手段和目的相混淆的结果。本来作为目的的是健康、幸福、成功的东西被人们忽视了,由于货币具有与许多商品交换的无穷可能性,人们将追逐货币视作第一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货币由绝对手段走向了绝对目的。人们对货币所产生的身心依赖最终造成扭曲的价值观,金钱是万能的,它成为了世俗世界的上帝。
然后,回应杜煌和方淇同学关于货币扩展了人们的自由的讨论:货币为人们的先赋性地位向自致性地位的转变提供了可能性,这种自由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机会均等的,但不代表他们都能通过它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货币交换能够减弱了人身依附关系,扩张了个人自由,现代法律规定的平等地位也维持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和消极自由。
最后,“货币没有性格”:它的存在引发了交换的全面化,这种绝对的相对性覆盖了社会。随着市场机制的无限扩张,货币在更大范围内流通,逐渐从实物向虚拟化转变。它成为了波兰尼所说的“虚拟商品”,在他那里,人类社会不只有市场交换,还有家计、礼物交换、再分配经济;后三者相当程度上不局限于足量的货币,还可能是某种实在意义的商品。广义的社会交换会带来感激和信任,明确对他人的责任,这有助于个体之间相互认同的建立,消减过度理想化带来的不良后果。接着说“虚拟商品”吧,不只是货币的商品化,土地和劳动的商品化也有不良的影响:圈地运动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将农地、农民变为城市工业用地、工人,这一过程中,原有的“市场化社会源于自然”变为“自然嵌入市场社会”,商品化破坏了土地之上建立的旧有秩序,消弭了劳动力的鲜明个性,让他们成为生产要素和生产主体为盲目的自由市场扩张服务。货币在这一过程中将传统意义上的人变成单维度地定义,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成为了它的奴隶,俨然是去道德化的。随着波兰尼的这些观点反对了自由市场体系,但是他对于货币商品化“恶果”的描述值得我们借鉴。

杜煌:
那我谈一下方淇提到的“无情的货币,无情的社会”这个论点。如果对我们的生存世界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区分出两个领域,经济领域遵循理性逻辑,社会领域遵循关系逻辑。在现代化的初期,随着人口大规模的流动,传统的社区解体,必然会导致人们社会资本的解体,在个人社会资本存量很小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强大的等价交换逻辑、理性逻辑必然就会对社会领域造成很大的侵害。这个时候的社会是抵挡不住的。但“无情的货币”并不一定带来“无情的社会”,随着社会建设逐渐变好,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融洽,社会还是可以“有情”的。

刘海颖:
前面几个同学从货币的价值和理性这两大角度对货币哲学这本书的内容做了非常详细的探讨,讨论得非常深入。我最开始想着重讲一下货币的距离和价值之间的关系,但是前面已经探讨过了。那我就从货币的文化层面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吧,主要想说一下关于货币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之间的一个看法。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在于人创造了文化,但是文化具有独立性,它反过来也会对人具有反作用,对人的行为习惯、思想方式进行约束与塑造。货币首要的是经济价值,服务于人们的交换, 但是人们在运用货币的过程中,货币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的媒介,对人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结构,都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和异化,人们过分崇尚金钱而造成的价值观扭曲等。即人们最先创造货币是为了服务和便于生活,但是货币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人的行为和社会结构造成了破坏性后果和影响。

唐伟杰:
货币对个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货币作为最一般的交换工具,和其他参与交换的商品不同,其本身并不能决定自己的用途。这意味着,货币使个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有了更多的表现自己的方式,社会也就因而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其次,货币使得人们具有多种不同的人际关系。个人通过付费或花钱参加各种交往活动,与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促进了社会群体数量的增加及其形式、内容的多样化。再次,货币在使人们能够接触多种多样人的同时,也导致个人更加自闭,更加孤独,也已成为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通病。其原因在于货币的出现,使人们倾向于数量的计算,抛弃了交易过程这一特殊的互动过程中的情感因素,人对人的了解只限于或货币的多少,这与货币出现之前的情况大相径庭。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分工日趋细致,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其他人的劳动。但同时,与我们直接相关的只是他人的社会角色,而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从而导致了社会关系的非人格化。最后,在货币的强力冲击下,许多人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些人变得愤世嫉俗,而另一些人则变得对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

刘至柔:
刚才讨论到理性。我认为理性的定义第一种就是利益至上,趋利避害,第二种是平常在生活中碌碌无为的人。我认为这两种行为都可以算是理性行为,不知道大家讲的理性属于哪一种?相对于这个问题来看,感性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感性就是大家都有自我的追求,可以去感受和质疑社会带来的情感,拥有这种感性的人明白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明白自己因为社会问题产生的个人困扰,相当于从大众变为了公众。社会有一个宏观的发展趋势,我认为是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从理性社会发展成为感性社会。特别是人们对于权威的服从从奴隶主转化到货币身上。

方淇:
你说在原始社会个人是唯利是图的,这一点有点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提到,人在原始社会中是有目的的去做某一种事情。但根据我阅读过的书目来看,人的行为并不总是有着明确的目的导向,存在着本能的趋使,那时社会中并不存在利这个概念。

万月龙:
你刚说的应该是原始社会的趋利避害吧。斯诺宾莎说过,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本能不是理性的东西。其实你刚才的说法很有趣,你说在原始社会中人更加理性,在现代社会的话,人变得更加感性。其实对理性的理解可以套用韦伯的概念: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就是一种有目标的理性,行动者为了实现某种目标去采取代价最小的方式去实现目标。价值理性说的就是对于某种宗教的、美学的或审美的一种信仰,行为者为了实现这种信仰可能不计代价,如十字军东征,就是出于价值理性,但是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并对其他文明造成了破坏。所以说我们探讨理性假设的前提是基于韦伯的工具理性。

赵致浦:
手段与目的相符,然后我就想到之前说原始人循本能而动,他们的行动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对外界的回应更趋向一种动物的应激反应。我们现在所说的理性思考、理性行动,可能是一种基于人为设计的,制度层面上体现的更明显。你刚才说的,对于罪犯的惩罚,从压制性法律到恢复性法律,也体现出社会理性化的发展过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于整个社会效益的提高并没有很好的助益,这是我的理解。

万月龙:
理性有两个重要的特性,首先是目标是什么,第二是计算。计算就是说你付出的和你收益之间的衡量。我觉得计算和目标很重要。

赵致浦:
如果不经过思考,不经过理性分析的就做出来的行动属于本能。

方淇:
理性在一定出程度上可以克服本能,设定目标,选择手段,达到目标。与原始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对于惩罚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不能笼统的说惩罚手段由严酷变得不严酷,或由严酷变得不严酷,需要先对概念进行辨析。

赵致浦:
之前你讲到过在现代社会中人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我想到一个案例:之前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与工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可能长工依附于地主,地主对于长工也有人情,具有稳定的信任关系。如果在这样比较,工人更加自由,不需要一年四季依附于工厂主,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自由地贩卖自己的劳力,但他自由到一无所有。

万月龙:
目标与计算,这是最重要的。
Posted: 2021-10-24 10:23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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